袁嘉谷

袁嘉谷 - 人物介绍

袁嘉谷（1872－1937年），字树五，号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1891年袁嘉谷离石屏至昆明就学于陈子潘、张竹轩，22岁入经正书院研习。1903年6月，他应经济特科试，列二等七名，复试列一等一名，授编修，是云南唯一的状元。1904年7月袁嘉谷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著《东游日记》四卷。1905年8月回国，他任国史馆协修，并在学部编译图书局专管教科书事。1909年9月，他升任浙江提学使，1911年辛亥革命离浙归滇。1912年5月，他应蔡锷之聘任省参议员，1915年应唐继尧之聘为顾问，并修《云南丛书》。袁嘉谷在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执教十五年，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袁嘉谷故居位于石屏县城异龙镇南正街。故居为清代木结构楼房建筑，坐西朝东。由故居大门进去是一条通道，中间是天井，左右有耳房。由西南的通道进去有一楼房，为袁氏少年时代的书屋。故居于1993年公布为云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袁嘉谷 - 人物经历

 袁嘉谷(1872-1937)1872年7月12日生于云南石屏，21岁到昆明应试，22岁应科试，23岁应优贡试，又应乡试，因常列榜首，被学友尊为“课（考试）王”。26岁赴京应试不第，发愤归，有“丈夫不作禁囚泣”句，自此后“住院潜修达五年”，后自道“平生得力于此”。31岁再次应试，榜发，取在二甲第六十二名，入翰林院，授职编修，不久清廷开“经济（经世济民）特科”，袁嘉谷由尚书魏光焘保荐应试。时经济特科分两次考试，先考策论时事，袁嘉谷将自己平生所学、平日思考的结论，铺陈为文，写了一篇《<周礼>农商政各有专官论》，全文5千余字，见解精辟，文理流畅，又是一手王欧合流的好字，深得考官赏识。榜发下来，袁嘉谷名列一等一名俗谓中了状元，这是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4年）的事。  
在云南，袁嘉谷便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状元了，消息传来，四方轰动，在昆明建了一座“聚奎楼”、由总督魏午庄手书“大魁天下”一匾高悬楼上，老百姓则只叫它“状元楼”。袁嘉谷回云南登状元楼时，值电影兴起，还拍了一个纪录片为存念。 袁嘉谷史状元之后，先任京官，入翰林院任编修、协修等 。 
袁嘉谷是中了教育史上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的第一人，至今通用的“星期”、“乐歌”等名词，还是当时由袁嘉谷新订的呢。  
辛亥革命成功，清廷灭亡，不少自视为清朝遗老的人自尽以效忠，而身为清廷大员的云南状元袁嘉谷却顺应潮流，不行愚忠之举，有人曾诘难他：“张公（袁的岳父张竹轩以自尽效忠清廷）以广文小官而殉清，公身为显宦大员，既未殉清，又表彰殉清者，岂不自污？” 袁嘉谷回答说：“人各行其心之所安”。此后，袁嘉谷自甘寂寞，隐居乡里，埋头著述。 
1917年，他居家卖字自给。袁嘉谷的字，自创一体，世称“袁家书”。袁中状元后，书名倍增，求书者远至北京、浙江、日本。袁虽名为“卖字”，但为人豁达，只要有人来索，无论长幼贵贱，均认真挥毫，以礼相赠。 昆明的翠湖、大观楼、西山、黑龙潭等名胜风景区，都留有袁嘉谷的书法墨迹。  
1921年，袁嘉谷任云南省立图书馆馆长。晚年，他结庐翠湖，自辟一园，名“树园”，堆土为山，名“金钟山”，盖一小亭，名“课经亭”，又种些花草菜蔬以赏心悦目。并以“园愈狭，心愈惬；园愈隘，身愈泰”自慰自勉。他用晚年光阴，搜集、整理云南地方文献。当时大滇池南岸的昆阳月山，发现了一块《马哈只碑》，经他鉴定是明代航海家郑和为其父在故乡树立的墓碑。《明史》记载郑和是云南人，但不知道生在云南何地，经他此番考证，作了碑跋并倡议地方政府建亭保护，世人才知道郑和的故乡，知道云南产生过这样一个伟大的航海家。 
1922年，云南第一所大学私立东陆大学（即今云南大学前身）成立，次年袁嘉谷应聘担任国文教授。袁嘉谷本属重金聘请对象，但他得知大学经费颇紧，坚辞不受聘金，反捐款千元作为办学资金。直到8年之后（1931年），东陆大学由私立改为省立，他才开始领薪。 袁嘉谷博学，且平易近人，在东陆大学声誉甚高。他每周讲两节国文课，教室设在至公堂，每节课总是座无虚席，除本校学生和一些教师外，还有不少校外人士慕名而至。袁嘉谷任教十余年，培养了数百人，其中不少人成就甚高，如李士厚、李乔、浦光宗、张希鲁等。 
袁嘉谷的爱国是有名的。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法帝国主义忽然占领团圆通山，引起群众的义愤。袁嘉谷有《圆通山观赵文敏书法华经残本》诗句云：“金书残经岂足惜，山寺且阻游人登。似歌似哭山头鸟，欲明欲灭佛前灯”。此时，云南筹修滇川铁路他急函川督，不主张用外国工程师，建议请詹天佑工程师来滇行事。
袁嘉谷在学部任职时，当时翻译和文书都是日本人。他们说翻译印刷日文教科书妨碍了他们的版权，因而提出异议。袁当场驳斥道：“中华文献在你国传诵千余年，从未听说华人向你们索取版权，你们区区教科书岂能与我国典籍可比？”日本人当即被驳得无言可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南京相继失守。袁嘉谷忧愤成疾，卧床不起，随即召集子女，说：“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处心积虑者久矣。我则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以大国自豪。人侵我，我不备，战事起，人民涂炭，吾不忍见之矣。”病中起草《责倭寇》一文，未脱稿，竟于1937年12月23日与世长辞，终年66岁。 
从封建王朝的状元，做到现代高校的教授，古今唯一人，天下亦唯一人，这便是袁嘉谷。

袁嘉谷 - 状元后人

著名文教世家、在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中，云南是一个从未出过状元的地方。直到1903年，石屏人袁嘉谷以“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的成绩，填补了这个空白。昆明拓东路上曾经的“状元楼”，既表达了云南本地官绅的欣慰，也是袁氏“大魁天下”的明证。作为云南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经济特元”，袁嘉谷有着太多的传奇故事。自袁嘉谷后，袁氏家族的子孙一直活跃在国内的文教与科技领域，堪称我省著名文化世家之一。
袁嘉谷前后娶过两位夫人，共养育了四个儿子，五个女儿。他众多的后代，分别居住在国内各地。从去年12月开始，记者辗转往复，通过多种方式，采访了袁嘉谷幼子袁丕厘、幼女袁玉芬、长曾孙袁天聪、曾孙袁东等。一个庞大的家族就这样向我们敞开了心扉。

袁玉芬讲述家史

先祖随沐英入滇。2005年12月，云南大学工会办公室里，原工会主席袁东（现为云大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把他姑奶奶袁玉芬老师的电话告诉了记者，“她是我曾祖父最小的女儿，前几年为曾祖编辑整理的《袁嘉谷文集》，主要是她在负责，对曾祖的事情知道一些。”联系好后，记者在周末来到了高新开发区。住在其中一个小区的袁玉芬老师夫妇，早已在家等候多时了。当我站在楼梯间打电话告知已经到了时，老太太还坚持要我在大院门口等她。“不怕不怕，我方便下来，你找不到的，在门口等着，我们马上来接你。”敲开三楼的门，一位面容慈祥的老太太，和蔼地站在门后。因为是冬天，她穿了厚厚的衣服，笑容可掬地把我让进了家门。家里陈设简朴，沙发、茶几等家具，一看便是使用了很多年。我刚刚坐定，老太太年近八十的爱人庄体仁老先生，慢慢从里屋走了出来。坐在一旁的袁老师，立刻站了起来，给我们介绍。 
据袁玉芬老师介绍，石屏袁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初。始祖袁会元，原籍是江苏溧水县老垦脚人氏，会元公在明朝初年洪武年间，随沐英入滇，他所在的队伍被安排到石屏西郊，开始了垦荒屯田的生活，从此落籍石屏高坡。传到第十六世孙时，袁家有袁占林和袁占春两兄弟。 
袁玉芬老师告诉记者，至袁嘉谷祖父占林公这一代，虽主要还是耕田，但已开始做点小生意。袁占林可谓很有远见，为了延续后代，为国立功，他取用《诗经》中“德嘉丕绩，天之正道，仁风永存，立国万世”四句十六个字，作为后辈的排名顺序。这个顺序，从他的儿子开始。占林公有两个儿子，长子德新，次子德洋。德洋公，便是袁嘉谷的父亲。

“太史第”仍在石屏

袁嘉谷“吃墨”长大。袁德洋，字凝道，袁氏第十七世孙。到他持家时，他继承了父亲经商的衣钵，基本转农为商。清咸丰六年(1856年)杜文秀起义，坚持了18年，不久石屏也发生了战乱，袁家在高坡的房子被毁坏了。袁德洋借建盖新居之机，迁入了石屏城内，在卖米巷选址建房。搬入新房后，德洋公买了很多书，自己读，也抄录、刻印了不少。家里藏书越来越多。 
德洋公当年建盖的房子，还留存在石屏老城内。记者在2005年11月份曾去拜访过。它是一座清幽的两进四合院，虽历经风雨变迁，几次翻修，但基本构架还保留着100多年前的老样子。老房子始建于光绪九年（1883年），在1993年的时候，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整座房子坐西向东，占地面积695.8平方米。袁氏祖屋共有三道大门，临街外大门的门柱上挂着文保单位的牌子。跨进大门，还有一个为了辟邪的二门，二门内是一个秀气的小院子，小得像个过道，院里摆放着一些盆栽花卉。第三道门上，悬挂着“太史第”的匾额，自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袁嘉谷高中“经济特元”后，这座老房子就一直称作“太史第”。 
进入内院，厅堂分上下房，两层楼土木结构。院中有一棵柚子树，繁茂的枝叶，已经把整个院子覆盖了。据当地人说，这棵碗口粗的柚子树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据一些八十多岁的老人回忆，他们小的时候到袁府玩，这树就已经有这么粗了。站在下房的走廊上，穿过树影花木，可以看见上房堂屋内挂着的袁嘉谷像。堂屋内，正中一条长长的案几，八把清式木椅靠墙放着。管理故居的张师傅说，这些椅子是袁家的古物了，房间里的几个柜子也是；地上的小块方砖也是当时的清式地砖，只是维修时撬起来重新铺过。二楼是袁嘉谷的诗文书法，大多是一些名人抄写他的作品。袁家的房子很有特点，记者从二楼的正房开始参观，不用下楼，也没有走廊，最后竟然绕了一圈！原来二楼房房相连，房间之间用门相隔。袁嘉谷小时候住在后院。后院在主房一侧，有一个条形的院子，前面是袁嘉谷的书房卧室，门头上挂着袁状元十多岁时写的“读书楼”三字。屋内有个彩塑少年，用塑像的形式再现了袁嘉谷“吃墨”的故事。

徐太夫人教子严

袁氏兄弟成大器。在中国上千年的科举考试中，云南唯一出了一个袁嘉谷，他能“大魁天下”，除了自身的努力，还离不开家庭的教育。袁玉芬老师夫妇在给我讲述先祖的历史时，言语相当尊敬。迁入石屏卖米巷的袁德洋公，谨记父亲占林公的遗愿，努力完成三件事：建家、建祖茔、建祠堂。同时也没有放弃祖训：耕读传家。德洋公与徐太夫人共育有七个儿子，一个女儿，石屏人戏称袁氏八仙。袁玉芬老师说，在爷爷奶奶的教育下，父亲兄弟七人中，除父亲中了经济特元外，另外还有三位叔伯是举人，其他没有中举的叔伯也都通晓诗文，且各有所长。大伯除了掌管这个大家庭，还在石屏教书；二伯是一位举人，在巧家、嵩明等地任巡道（相当于现在的县级教育局长）；三伯也是一位举人，他擅长诗词；四伯、六叔从商；八叔同样也是举人，经正书院毕业后，到临水（四川境内）做县长，累死在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他，还专门建了一个公祠。 
在袁氏家族的历史上，有一个人尤为重要，那就是德洋公的妻子，袁嘉谷的母亲：徐太夫人。徐太夫人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好学，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她读过《大学》、《中庸》等书，而且可以背诵。徐氏自19岁嫁入袁家，一直勤勤恳恳，服侍公婆、爷爷奶奶。德洋公早逝，孩子们并未完全成年，她操办完丧事后，一一吩咐孩子们各专一行，老大帮助母亲持家，老二、老三等接着读书，争取功名，老四读书之外学习经商。因老五独具慧根，几个哥哥就负责轮流教他。徐太夫人是一位非常善良的女性，一生行善积德，乐善好施。 
辛亥革命后，老夫人叫几个儿子筹钱，在石屏办了个女学，招收女孩子上学，校址就在公米店，让四儿子管理。又创办了一个“天足会”（倡导女子不再裹足），自任会长。四子五女皆有成
与名门望族联姻。袁嘉谷有两位夫人，张氏和刘氏，共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按占林公之前列好的顺序，这一辈以“丕”字取名。
长子袁丕元（1895-1969），清末入京师大学堂学习,毕业后回到昆明，主要掌管家道。他的妻子，就是王炽的长孙女王如璋（玉汝）。袁丕元的长孙袁天聪告诉我,爷爷袁丕元不但管袁家，也帮王家管理了一段时间的家事。“我爷爷的一生都是在为袁家和王家服务，当大管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或片纸只字；但他的一生应该有很多丰富的色彩，有待我们去研究发掘。” 
次子袁丕佑，出生于1897年，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1914-1917)毕业后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系（1922-1925）学习，后获硕士学位回国。回滇后，到云南大学任过教授；后来做过一段时期的云南省教育厅厅长；龙云时期，袁丕佑任省政府秘书长。值得一提的是，袁丕佑与董泽、周恕等６人，是云南省第一批留美学生。 
1912年3月4日，是袁家大喜的日子，这一天，袁嘉谷的长子袁丕元及次子袁丕佑两人同日完婚。 
三子袁丕济，1908年生，亦留学美国。他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数学系毕业，获得了博士学位。回昆后，龙云时期任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委员。
四子袁丕厘，出生于1924年，在昆明中法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到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大学航空摄影专业学习。回国后，先后在昆明五华学院、西南空司某部队云南军区航空站、水电14局、贵金属研究所工作。如今，这位袁嘉谷最小的儿子，年已83岁，是云南贵金属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
袁嘉谷的五个女儿，都受过教育。袁玉芬老师介绍，二姐、四姐和自己，都是教师。二姐静芬，毕业于昆华女子师范学校，后来在女中教书，解放后任14中校长，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我二姐的字写得很好，很像我父亲的书法，父亲最喜欢她。”说起二姐，袁玉芬老师显得很开心。但身为副教授的她，却不愿多提自己。 
袁嘉谷的家庭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家族，从袁嘉谷的子辈、孙辈看，与袁家联姻的，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除了王炽的长孙女外，有当时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的妹妹，赵藩的儿子，考试院长周钟岳的儿子，云大校长华秀升的女儿，熊庆来的儿子等等。

孙辈三人成“高工”

各个行业做贡献。到袁嘉谷的孙儿辈时，袁家的人口已有数十人，在他们中间，除了许多默默工作在各行各业的人外，袁家出了三位高级工程师：他们是袁绩棠、袁绩琦、袁绩康。 
袁绩棠（1918－1992），袁嘉谷的长孙。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云南省化工研究所化肥农药推广站原站长。曾任云南省化工学会理事，云南省环保学会理事。 
袁绩棠之子袁天聪告诉记者，父亲在建国初期曾对我省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做出过积极的贡献。 
袁绩琦（1921-1981）袁嘉谷的次孙，也就是云南大学工会主席袁东的父亲。袁东说到父亲时，很骄傲：“我爸爸是个机械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曾考取留美预备班，后因身体欠佳没有去美国留学。 
1947年毕业回到昆明，在一个中学教了几年书，解放后，到‘昆明卷烟复烤厂’（当时叫这个名字）做工程师。主要设计‘卷烟复烤’的生产线。昆明卷烟厂的生产线是他设计的，我小时候很喜欢跟着他去厂里玩。后来，玉溪卷烟厂也请父亲设计生产线，那里的第一条生产线是我爸爸设计的。” 
袁绩康（1930-2005）：袁嘉谷次子袁丕佑的儿子。毕业于云南大学，他生前是云南省水利厅的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云南省政府顾问。这位在云南省水利厅工作了很多年的高级工程师，到过很多地方考察水利，做过一些水利规划。袁绩康为我省的水利水电建设及管理，做了重要的贡献。

玄孙继续搞教育文化传家留美名

在袁嘉谷的曾孙辈中，有一个高级工程师：袁天聪。
袁天聪 1944年出生，他从小生活在昆明。身为高级工程师的袁天聪，参加过中国第一个大型石油化工生产基地——北京燕山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建设、发展全过程。 
袁天聪先生现在已定居北京，不过他的儿子袁谊却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化工系（后改为环境工程系）。从父亲袁绩棠到儿子袁谊，袁天聪先生一家三代都在从事化工行业的工作。谈到云南和云大，他深情地说：“我的曾祖父袁嘉谷在东陆大学办学初期，就受第一任校长董雨苍之聘，到学校教授国学，直至逝世。第二任校长华秀升，是我的外公；后来在云南大学任校长时间最长的熊庆来先生，又是我爸三姐袁孟仁的公公，我们家和云南大学有着几十年的亲情！” 
在云南大学工作的袁东老师说，袁家最小辈从事教育事业的，是堂姐的女儿杨晓蕾：云南师范大学附中副校长。她是曾祖父的第五代后人，年纪不到三十，在澳大利亚读的研究生，专业是计算机。
袁玉芬老师的孙女，如今在四川南充师范大学学习，袁玉芬老师说：“我们的孙女自己愿意搞教育，我们要把家风传下去。当老师清苦点无所谓，站到讲台上，几十双眼睛看着你，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说到这，庄体仁老师突然严肃起来，他说：“靠钱传家，富不过三代；靠家风、文化做人传家，可以一直传下去。”
袁嘉谷揭秘“状元”风范传后人。 袁嘉谷，在云南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他的声名不在于其显赫的家世，而在于他在晚清就要结束科举之前，为从不出状元的云南，考回了一个“经济特元”。他的成功，给云南人争了光，告慰了家乡多少读书人的梦想。辛亥革命以后，从浙江归来的袁老先生，选择做一位教授，在刚刚成立的东陆大学教国文，八年不领薪水。其间，他以一位学者的身份，忙碌于治学、考证……满腹经纶加上谦和儒雅，让人们透过“状元”的光环，看到了一位学者的风度。 
多年以后，他的后人，已经迁出了玉龙堆的家宅，分布在全国各地，但是他们的血脉里，依然流淌着袁老先生的风范。为了更全面准确地了解这个庞大的家族，我接触了袁家三代人。他们依然讲究着礼教，谨记着先辈的教诲，对一事一物极其认真严格，谦和简朴、从容淡定的生活态度，无不体现出一个“状元”之后的大家之风。尽管他们之中，有很多人都做出了一些突出的贡献，但严谨的家风，让他们安守着自己的本分，做一个普通的人。 
那个微凉的早晨，老太太执意要带我去复印一篇父亲的文章，可惜一连走了好几家复印店，都没有印成。她的腿天冷时有些不灵便，可老人家坚持要带我去，又不肯把书交给我拿。我回头看她，见怀抱着父亲文集的袁老太太，小心翼翼护着那本厚厚的书，一脸平和满足的微笑。突然，我幸福得鼻子发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