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珣章

1968—1973年 广东省海南国营西联农场工人

1973—1976年 中山大学生物系昆虫专业学习

1976—1978年 华南热带作物学院教师

1978—1980年 中山大学生物系昆虫病毒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

1980—1984年 英国牛津大学病毒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习

1984—1986年 中山大学教师

1986—1994年 中山大学生物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1994—1995年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1995—1996年 中山大学校长

1996—1997年 中山大学校长，致公党省委会副主委

1997—1997年 致公党省委会主委，中山大学校长

1997—1998年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省委会主委，中山大学校长

1998—1999年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省委会主委，省政协副主席，中山大学校长

1999—2017年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省委会主委，省政协副主席

2017— 2018年1月，广东省政协副主席

2018年1月，换届不再担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职务。

留学人员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之一，政协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1951年，王珣章出生在印尼锡江市一个爱国华侨家庭。小时候，每逢中国驻锡江领事馆周末放映电影，他总是准时到场，银幕上祖国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使他激动不已，爱国情愫便从那时开始产生。1965年，他14岁，按照印尼政府规定，还不够拿独立护照的年龄。但这个执拗的少年，告别父母，带着几多梦想，几多憧憬，只身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当时印尼政府对儿童入学没有年龄限制，所以王珣章4岁半就上了小学。回国后，在广州华侨补校，他比班里同学要小好多，成绩却是班里最好、最优秀的。如果按正常发展，他16岁就能上大学，随后便可一展报国宏愿。但“十年浩劫”打破了他的梦想，将他带入艰苦的上山下乡岁月。他饱尝坎坷与磨难，上学的愿望却从未泯灭。劳作之余，别人在闲聊和玩牌中打发时光，他却躲在一边，偷偷自学了高中和大学的数理化课程。1972年，上面曾派调查组了解华侨子女的有关情况，每个人可在一张表格上真实地填写自己的志愿，保证不扣帽子。大家填写的志愿不外乎两种，要么出国回自己的出生地，要么招工回城。全农场只有王珣章一个人填写“希望留在国内继续深造”。当时他被看成是傻子。但后来这个“傻子”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不仅在国内，而且到国外去不断深造并“深造”出了名堂。

如果说，当初回国还只是抱着朴素的报国愿望，下放农场后又曾为报国无门而感到困惑的话，那么在他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人员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报效祖国”真正化成了他的具体行动。起初，在牛津大学某研究所，人们都用怀疑的目光看待这个来此学习的唯一东方人。可是不久，人们便看到了他的实力。他的名字不断见诸世界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尤其是他的博士论文，得到其导师、著名病理学家Kelly教授和牛津大学聘请的主考官的极高评价，以至当英国学生向导师请教作论文要旨时，导师告诉他“你应当去向王珣章请教”。这个为同胞争足了面子的博士，1984年，毅然谢绝了导师和朋友的挽留及高薪聘请，再次踏上了归国之路。

和许多从国外归来的学者一样，王珣章也遇到了一些困难：无经费、无助手、无设备、无实验室。但他没有埋怨，更没有后悔，而是自己动手，克服困难，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做起。由小到大，积少成多，他的事业终于进入良性循环阶段。他在昆虫病毒分子生物学与基因工程研究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曾以“重组杆状病毒的研究”等课题，获得数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其研究成果处于国内领先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坚持学科渗透，所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来自于昆虫学、动物学、生物化学、物理学和医学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级专门人才；他以其学科领域内杰出的贡献和尖端的科研成就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奖等。

多年的知识积累，多年的苦干实干，使王珣章幸运地与几个“最年轻”连在了一起：1985年，他34岁，成为广东省最年轻的副教授；1990年，他39岁，又成为全国生物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1995年，他44岁，荣任中山大学校长，又是全国34所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如果说，对前两个“最年轻”，他感到较多的是荣幸的话，那么对后一个“最年轻”，他感到更多的是压力和挑战。但既然“天降大任于斯人”，总要有一拼一搏。王珣章是个喜欢挑战的人，接过这副担子后，他苦苦思索“施政纲领”，孜孜以求“治校之法”。几年过去后，他的摸索与实践逐渐使中山大学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点和模式。

上任伊始，王珣章提出了自己的办学思路，即放权。当时中山大学有9个学院，29个系，22个研究所，30个研究中心。这些部门的领导都直接对校长负责，因此，日常工作千头万绪。王珣章和新一届校领导班子采取一系列措施，将系、所归到学院，增加学院的建制和权力，使学院实体化；对学院，校方给政策，使之能够相对独立地行使权力；校方的职责是，抓目标管理，抓总体规划。这种办学模式虽还在实践中，但已逐渐显示出其优越性。

当时我国大学教育普遍存在办学方法相对封闭的问题，人才缺乏必要的流动。较常见的师资补充方式是留自己培养的学生。这从短期看有优点，留校生熟悉环境，能很快进入角色。但从长期看，“近亲繁殖”，弊多利少，不要说知识面的局限，缺乏新思维的交流，光是论资排辈就埋没了多少人才。中山大学也存在这种情况。有鉴于此，王珣章向全校提出，如果哪个系、哪个研究所有职位空缺，应面向全社会招聘人才。另一方面，他以校长的名义郑重宣布，无论哪个人，如果有更适合自己发展的地方，校方都会真心实意地欢送他走，决不会设置任何障碍。这样来去自由，人才才能真正流动起来；流动多，相互交流就多，创造成果也就多。对自然科学而言，创造永远是第一位的。

如何组建一支教学精、科研强的中青年教师队伍，是王珣章工作思路中的重中之重。那些年他为此耗费了相当多的心血。他的宗旨是，不仅要为中青年教师提供良好的科研环境，更重要的是提供宽松的学术氛围。许多归国留学人员在考察了众多院校后，宁愿放弃其他院校提供的优厚物资条件而选择中山大学，多是这个原因。在王珣章的团结带领下，中山大学已形成了以中青年为骨干的高水平的教学科研群体，这在全国重点大学中是比较突出的。1997年，广东省评出首届优秀青年科学家10名，中山大学占了5名。同年，国家评选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山大学入选3人，和北京大学等5所高校并列第一。

如果完全按个人意愿选择，在学者和管理者之间，选择一百次，王珣章也会选择学者。读书、搞研究、出成果，这是他的乐趣所在，是他一生的追求。但是，正当他在科学的海洋里尽情邀游时，组织上需要他出来做管理工作。确确实实，他犹豫过，辗转反侧睡不着觉过。但犹豫之后他的决定是：服从组织的需要。他以学者的认真和执著，踏踏实实地履行自己对组织上的承诺。尽管私下里还藏着一桩心愿：如果哪一天，有了更合适的人选顶替我，我还想专心去搞我的研究。这就是王珣章。

做学者也罢，做管理者也罢，王珣章最看重的，首先是做人。他做人并无高深莫测之处，但浅显的为人之道，却总是显示出特殊的人格魅力。

作为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王珣章以其尖端的科研成果，得到党和人民给予的很高荣誉：1991年，他获得国家教委和人事部授予的“全国有突出贡献的归国留学人员”称号；1994年，他被国家教委评为“跨世纪的优秀人才”；1995年，他获得国务院授予的“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在学术界，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一旦成为学术带头人，就总是担心别人超过自己，因而想尽办法去压别人，靠压别人来突出自己。王珣章称此为“水落石出法”。他主张，学术带头人应有宽广的胸怀，如能在自己周围成长起一批赶上或超过自己的人才，中国的科学事业才会有光辉灿烂的未来。这是他的“水涨船高论”。

做校长后，这一为人之道又成为他的为官之道。他在自己职权范围之内，想方设法创造一切必要条件，使那些与自己年龄相仿或比自己年轻的学者赶上或超过自己。他愿意铺路，愿意搭梯，愿意让年轻的学者们先行一步，去领略科学顶峰的无限风光。

至于他本人，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时，他从未放弃过自己钟爱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的时间表是这样安排的：白天做行政工作，晚上搞科研。这样一天下来，的确很辛苦。但他既不愿辜负组织和同志们的殷切希望，也不想放弃自己毕生追求的科研事业，所以，只能如此。

1997年，在王珣章的人生道路上又是个新的转折。这一年，他当选为致公党广东省第八届委员会主委，致公党中央第十一届委员会副主席，次年1月又当选为政协广东省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从此走上民主党派的领导岗位，在参政议政舞台上奉献他的智慧，以实现他的报国之志。

他积极参加由中共广东省委主持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并建言献策。例如，在审阅中共广东省委第八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时，王珣章提出“知识经济”问题，并以此高度审视广东经济发展思路，当场得到了时任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肯定，并把他的建议吸纳到报告中。1998年，在讨论广东经济发展问题的座谈会上，他提出要建立高新科技风险投资机制，当场得到了省领导的赞同。随后，他带领致公党广东省委会有关专家就“风险投资机制”范畴进行了专题调研，完成了省委会当年在政协大会上《关于建立和完善我省高新科技风险投资机制的建议》的提案，并获得了优秀提案奖。2002年以来，王珣章先后随中共广东省委领导到深圳、江门、河源等地考察工作。作为涉侨参政党的领导人，王珣章在考察中非常注重发挥致公党的“侨”、“海”特色。在深圳留学人员创业园考察时，王珣章了解到，虽然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留学生创业园的工作，但是相关职能部门在服务上却往往不到位，他当场向省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引起了重视。在考察江门时，王珣章提出，江门是著名的侨乡，在海外有很大的影响，可以在“侨”字上进一步做好文章，把江门侨乡建设好……

在做好政协领导和党派工作的过程中，王珣章还注重发挥自己的科研力量。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疫情席卷全国，在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王珣章承担了病原基因测序及其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攻关课题。作为课题组组长，他带领着十几位科研人员奔赴在广州、北京的实验室，展开了夜以继日的攻坚战。王珣章说：“我是研究病毒学的，主要是研究杆状病毒。这次将‘非典’的主要致病原锁定为冠状病毒，虽然杆状病毒与冠状病毒差异很大，但也存在一些共性。作为从事病毒学研究的科研人员，这次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很好的探索机会。我们要尽全力为抗击‘非典’做出应有的贡献。”

2008年春，广东省北部遭到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冰雪灾害。王珣章十分关心受灾地区的群众，号召致公党广东省党员为灾区群众捐款、捐物，帮助群众渡过难关。5月22日下午，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第10天，省政协外事侨务委员会在机关举行“广东省政协外侨委委员、侨界人士、海外侨胞向汶川大地震灾区捐款仪式”，出席仪式并接受捐赠的正是政协副主席王珣章。这一年，王珣章教授57岁，离他初任致公党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已经10年有余，这10年，是崭新的10年，也是情系于民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