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内容
少滨,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讲述》资深编导、记者 贺少滨,央视《讲述》资深编导、记者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名牌栏目“讲述”以《胡杨与邓世昌的不解情结》为主题,向亿万观众讲述了山东省威海市"十大杰出青年"、威海市工商联执委胡杨历经10余年艰难困苦,为民族英雄邓世昌建一座纪念馆的感人事迹。
说起央视制作这期节目还有一段小插曲。此前,中央电视台“讲述”节目编导兼记者贺少滨先生,正绞尽脑汁策划下一期节目选题时,偶然翻到2000年第5期《中国青年》刊登记者写的《为邓大人建一座纪念馆》长篇通讯。后来他到威海拍外景时与记者见面后感慨地说,当时在杂志上读到这篇文章时,立马就被开头的两句话所打动:沉落的是耻辱和悲壮,不沉的是志气与信念!他一口气把文章读完后顿感荡气回肠,字里行间饱含诸多厚重的东西把他打动了,认为国家电视台应该为此专门制作一期节目。"一段终生难忘的经历,一份刻骨铭心的情感,一片魂萦梦绕的土地,一个牵肠挂肚的身影……"故事里的人生,人生中的故事,文中主人公,一个退役海军战士为了给邓大人建馆,历经艰辛终于夙愿得偿。这里面的故事肯定能够打动观众,故事本身就有一种催人奋进的力量。这不是正符合"讲述"的主旨吗?血气方刚的贺少滨很快草拟了一份策划书,呈报给肖晓琳主任主持的策划班子评估后当即获得赞同。此后,贺先生通过威海市委宣传部辗转找到记者后,立即赶到威海拍摄外景,并把胡杨请到中央电视台演播厅与访问人沙碧红"讲述"。
说实在话,当时采访胡杨时一见面气氛还有点尴尬:记者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胡杨的身份证。因为采访报道,人物的年龄关系到他的人生经历,甚至关系到新闻的真实性。客观严谨的人物通讯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胡杨后来对此感慨良多:接触过不少记者,一见面要认真看身份证的还是首次遇到。当然这也说明他认可并理解了记者的执拗。第一次采访后,记者对写好这篇文章,心里还是没有多大把握。题材确实不错,但是写消息好办,写人物通讯就显得干巴巴。在后来几次的采访中,记者改变采访策略,像朋友聊天一样海阔天空"侃大山",终于挖到了他当过播音员,贩过粮食,干过公关,离过婚等鲜为人知的经历。几经修改,一篇约有6000字的长篇通讯《十年圆梦,老水兵情系邓世昌》在《东方周末》头版转十六版刊发,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大众日报》头版头条很快予以转发,《中国青年》、《海上文坛》等20多家媒体也相继转载,香港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在澳门回归大型直播节目中对胡扬还作了专访。当年,胡杨被评为威海市"十大杰出青年",记者的这篇文章也荣获2000-2001年度威海市"五个一"精品工程奖。
据业内人士评价,挖掘出一个退役海军战士“看似寻常最奇崛”事迹背后不寻常的社会意义,正是这篇报道的一个可贵之处。回顾当时的采写过程,深感这次报道能收到这样好的社会效果,有一种努力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在典型宣传中必须注重人文精神的弘扬。
选择轰动一时还是选择尊重事实 民族英雄邓世昌
当记者接触材料、并进入实地采访时,却遇到了认识上的障碍。把采访对象作为一位名人,还是把他还原为一个真实的普通人?靠轰动一时的新闻炒作还是靠理性客观的报道更长久?潜心分析中,记者痛感在报道先进典型人物时,有些文章习惯寻找典型人物身上的"光环"。其实,这种一涉及先进人物就不自觉地硬把人物往"高、大、全"方向整的思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新闻报道中人文精神的失落。 在这种思维定势的作用下,报道的新闻视觉更多的在于报道的目的或者说功利性,对新闻的真实和受众的接受需求往往是忽视的。在处理新闻与新闻人物之间的关系时,缺少关怀,缺少沟通,缺少对新闻人物的尊重。在这种忽略人本的新闻选择尺度下,导致最终的新闻描述和告知的指向,自然偏离新闻的本真意义,甚至走向某种极端。
众所周知,公元1894年9月17日,日本海军悍然挑起了大东海战,我北洋海军奋勇抗敌,浴血奋战,伤亡惨重。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弹药用尽,舰体多处受伤的情况下,为了保护主师丁汝昌及旗舰定远舰,亲自驾驶致远舰,向敌舰吉野号冲去,“致远舰”不幸被敌舰炮火击沉,邓世昌以身殉国……凡是看过电影《甲午风云》的观众,对这段情节都记忆犹新。也正是这部电影,改变了一位少年以后20多年的人生历程。
胡杨是江苏淮阳人。当年看《甲午风云》电影时,胡杨12岁。看完这部电影后,胡杨的心中就记住了邓世昌这个人,他是个好人,而且还是个英雄。两年后,胡杨14岁时,他学习的课本上有一篇关于甲午海战的课文。通过课文,胡杨对邓世昌有了比较深的了解,对他产生了一种崇拜,他就有意识地找来一些关于邓世昌的书籍看。最初看电影时的好奇,到以后对甲午战争知识和邓世昌有关史料的进一步了解,胡杨被强烈地震撼了,邓世昌这个名字,从此在胡杨心中扎下了根。
胡杨十七岁那年,高中毕业。农村的孩子要想闯世界,第一条路是考大学。胡杨第一年没考上,想第二年再继续考。在紧张复习时,他听说海军某部在他们那地方开始征兵了,他说服了父亲,马上去报了名。1981年11月20日,他接到了入伍通知,到了心中非常崇敬的邓世昌生前曾经生活、战斗的地方。
第一次上北洋海军总部旧址刘公岛,胡杨把这个3.15平方公里面积里的所有遗迹都走了一遍。当时胡杨有个河北的战友说:这怪了,这个刘公岛是民族英雄邓世昌战斗的地方,直至他出海战死,他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发的。怎么岛上没有一个专设的邓世昌纪念馆呢?如果我们想办个展览的话,有没有这样一个地方呢?言为心声,当时胡杨就脱口而出说了句话:有朝一日我有能力的话,我要建一个邓大人的纪念馆。一句脱口而出的话,一个暗暗立下的誓言,从此改变了胡杨的生活。于是从1985年退伍后,胡杨便开始走上了漫漫的建馆之路。
这就是胡杨对民族英雄邓世昌认知的真实的心路历程。于是,记者把他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年轻人,并严格按照时间顺序采用叙事表现手法。其意义在于把作者、读者和采写对象放到同一个平台上,以平等的身份进行感情交流。
威海邓世昌铜像人物:选择虚幻还是选择本原
新闻人物的采写,特别是先进典型人物的采写,常常面临一种诱惑:追求高大和完美。因其要"高大",常常就有不由自主的"拔"的意识,即人为地把某种光彩赋予人物身上。又因其要"完美",笔下就着意于"神"的一面,忽视甚至回避"人"的一面。胡杨作为已有一定知名度的采访对象,身上披着五色流幻的光环,怎么解读发生在他身上的新闻事实?是解读出一个真实的胡杨还是解读出一个虚幻的胡杨?记者面临选择。 比如,记者问他怎样看待"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问题。他回答说,因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获得多少金钱也是对人的知识、技能价值的认定;但不能把这作为惟一选项。为建纪念馆卖门票,以馆养馆,这样馆才能办得长久。真实坦荡,合情合理,读者才能信服。
胡杨想建纪念馆,最主要的还要有一大笔资金。他的资金是从哪来的呢?从1985年10月到1994年,近10年时间里,胡杨应聘到县级广播局打过工、也曾经贩过粮食、玉米、小麦,还有面粉、大米,挣些中间的差价;还贩运过海带,后来成立一个信息部,还搞过接演出的团体……为了赚钱,什么都干。到1994年时,胡杨已积攒了30来万块钱了--沉甸甸的30来万块钱!胡杨退伍时就两个箱子,一个箱子是铺盖,一个箱子是有关邓世昌的书籍,别的什么都没有。能积攒下30来万块钱,已确实是不错了。
这时,胡杨想:建邓世昌纪念馆是时候了。1994年,胡杨又上刘公岛,开始具体实施建邓世昌纪念馆的计划。
1995年1月,胡杨到海军博物馆,找到了他的一个老首长邱殿荣,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邱殿荣说:你光有热情还不够,你这点资金也不行,你知道要用多大座房子?那么多的展品怎么收集?你还得到很多地方去了解、核对史实,还要征集一些材料、资料……
胡杨听了这番话后,就从1995年大年初一起,一直到1997年,几年间,他去广东番禺、福州马尾、厦门、南京,北面的大连、旅顺,还有首都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他都跑过;包括辽宁的丹东,就是甲午海战那个主战场,胡杨也去了。
经过3年艰辛而漫长的奔波,胡杨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大江南北,行程数万公里, 走访调查,咨询请教,胡杨收集了大量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照片以及珍贵的文物,为建馆做好了充分准备。
1998年3月,胡杨的邓世昌纪念馆开始动工了:装修,搞雕塑、布展……历尽许多艰辛困苦,由胡杨个人出资近百万元的邓世昌事迹陈列堂,凝聚了胡杨10余年的全部心血,终于在1998年9月17号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了。
经过分析,记者感到,新闻所表现的真善美,应该是有真有善才有美。抛开那种违背新闻真实、远离人本真实的寻找先进人物的思维模式,以一种平常人的眼光或者干脆将胡杨看作自己身边的一个同事,那么,他的回答不仅是很有人情味的,而且也是很有道理的。他对"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认识,不正是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一种进步的价值观吗? 在解读中,我们真实地表露了胡杨的这些看法。实践证明,读者对此是认同的。他们觉得所读到的"这一个"典型是可亲的,如同身边的一个同事;是可信的,身上没有虚幻的光环;也是可学的,胡杨做到了的,其实我们只要努力也能做到。
典型:宣传中的关心和关心中的宣传
对人的尊重、关心和爱护,体现着人文精神的精髓。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媒体在对先进典型人物的报道中,常常赋予主人公以"苦行僧"的形象,把他们写成违背人的常情、不食人间烟火的"另类",拉开了先进典型与普通群众的距离,有的甚至在无意之中给先进人物套上了"精神枷锁",逼得他们不得不扮演某种尴尬的社会角色。这样做,有悖于人文精神的基本取向,不仅直接影响了典型人物的示范作用,而且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
采写过程中,记者分析,胡杨是一个典型,一个时代青年的典型,但他首先是一个人,有着常人的需求和情感;而且,由于他在婚姻大事上受过挫折,离婚后还有一个儿子在读初中,加上他有点像唐吉珂德,一直承受着讽刺挖苦,所以他比常人更需要尊重,也更需要关心和爱护。这种尊重、关心和爱护,与对他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宣传,应该是统一的。无疑,他的精神是社会需要的;同时,作为典型,他个人的情况也是社会所关注的。这时,记者在深入报道他的事迹时对其个人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和祝福。一波三折的命运,以事业和家庭这两条报道线索交替推进,实质上,是把胡杨的社会贡献与社会对他的关心迭印在媒体上,传达给受众。这一手法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息: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的人,理应受到社会的关爱。
胡杨10余年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回想这些年走过的路,胡杨感慨万分对记者说,我这么多年的努力,不是为了钱。我就觉得邓世昌的精神需要宣传,需要人们去瞻仰,教育下一代需要这么一个地方。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个可悲的民族。但有了英雄,却不去爱这个英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他希望有一天社会、政府能把这件事情纳入到政府的规划系列中,那么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胡杨这番发自肺腑的话,使采访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是啊,在不少人怀疑胡杨建馆的动机时,他心中真实的想法不啻一声惊雷!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醒记者:在有责任报道好一个典型的同时,也有责任帮助一个典型。于是,在报道中记者将社会各界对邓世昌纪念馆的关注与支持写进去,尤其浓墨重彩地抒写了邓世昌的后人邓立英对建馆的热切关爱。它既表现了一个特定的典型人物的特殊情感,又凸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关爱,成为报道的主题。带给读者的,是这个社会的温馨。其实,这比平面地宣传一个人物具有更深切、更真实的感染力。
宣传中的关心和关心中的宣传相结合,是媒体、典型与受众的高度融合与互动。这样,有利于典型人物的立体展示,有利于媒体与受众的情感互通。而贯穿其中的,正是人文精神的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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