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袁伟时（1931年12月15日－ ），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50年6月参加共产党，现在是中山大学离休的教授和厅级干部。第七届（1988－199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6－1990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首任院长。1987年当选中国现代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以后多次连任；曾是安徽社联主办的《学术界》和浙江社联主办的《浙江社会科学》的学术顾问，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开放时代》的学术委员；200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大国之道》、《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近代中国论衡》、《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与人合著）等。学术上多次获奖，如《中国现代哲学史稿》获光明日报主办的评选“文革”后优秀学术著作的光明杯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教育部的优秀教材二等奖；2006年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优秀学术论文奖，等等。

袁伟时教授著述以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著称，一生崇尚“说真话，说自己的话”、“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素为近现代思想史爱好者、时政类报刊阅读者，如《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读者群、高知群体所推重，深得学术界、读书界普遍好评，奠定了其在近代史研究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广泛社会影响。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1987年）《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1992年），增订新版易名为：《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2003年）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1998年）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1998年）

《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2004年）

《晚清大变局》明报出版社2006年6月初版。

另主编几套丛书与《大学精神档案》（当代卷）（2004年）

《昨天的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

自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敢于正视现实的民族，应该坦然地承认自己有哪些不足，不把应该集中于如何学习的精力浪费在要不要学习的争辩中。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尊心应该显示在善于学习而又善于创造上。这里决定性因素也是制度。

——袁伟时《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成了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因为它是中国已经建立的现代文化学术和教育制度的产物。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兼容并包。西方现代文化与国粹，世间各种学术和思想文化流派，各种学问和艺术，自由介绍，自由探讨；激烈争辩，以理服人，拒绝暴力干预。新的学科，新的艺术，思想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如繁星在天，异彩纷呈。这是思想解放的高峰，也是创造力高扬的年代，归根到底，这是向现代文化教育制度转型的辉煌里程碑。

——袁伟时《两次世纪之交大改革的若干交叉点》

自由的唯一边界是不得侵犯他人的自由。以国家或其他集体和尊长的名义压制和吞噬个人的自由，是中国极大的弊端，中世纪的西方同罹此病。这是古今之争，而非中西或东西之争。

——袁伟时《自由：观念、法律与制度审视》

20世纪中国最大成就和最大的遗留问题之一，似乎首推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有个有趣的现象：这世纪上半叶中国出了很多“卖国贼”，政治家也以此互相攻讦，其中虽然有真有假，必须认真分辨；下半叶却难得一见。中国人的道德水准不可能一夜飙升，决定性因素之一是经济。1912-1926年间，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支各在4~5亿之间，赤字通常是一亿多乃至两亿左右。为填补这个大缺口，15年举内债近8亿，外债约10亿。那时，几乎没有那一派政治力量不靠外国资助。吃了人家的嘴软。从清末至民国，他们答应给外国的利权，不知凡几。共产主义运动升起，亦用过俄国人的钱，这是众所周知的。到了本世纪下半叶，海峡两岸的经济日趋强大，情况就大为改观。不能轻视个体道德素养在历史关头的重要作用；但就整体状况而言，决定性的是经济。

——袁伟时《20世纪的启示》——书摘

2006年1月11日，共青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下属《冰点》周刊“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因刊出袁伟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长文，对中国近代史若干重大事件的解读有异于官方版本，因而导致暂时停刊整顿，并引致主编李大同及副主编卢跃刚撤职。3月1日《冰点》复刊，刊登张海鹏的《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主题》文章批驳上文，并拒刊袁伟时《为何、何时、如何反帝反封建》文章。

袁伟时一直颇受关注，是个“争议”人物。

在中大校园，袁伟时已待了半个世纪。老先生的作息，似乎很规律。午睡时间，雷打不动，习惯把家中的电话机给挂了，免得外界打扰。他先迎我到客厅入座，而后进厨房泡茶。他穿了件深蓝色的拉链夹克衫，深色裤，一双黑皮鞋擦得锃亮。听舒立说起，前不久，老先生晚上给学生上“中国近代思潮”课。讲坛上那把椅子有些年纪，不结实。坐着坐着，架子散了，快80的袁先生一屁股就摔地上了。听说，他的学生助理当时脸刷白了。袁先生自己爬起来：“没有事。继续上课。”

我问起他上课跌跤的事。他哈哈一笑：“我给他们本科生上第一堂课时，先自我介绍说，你们是90后，我是80后！”脸上，写满了老顽童的得意和满足。听学生说，每周选修或旁听袁先生的课，大教室总塞满了学生，常有300多号人。有时，窗口地板上也占满了。

“一些学生听了我的历史课，觉得很困惑。他们跑来问我，为什么你讲的历史，与我们以前学的那么不同？！我们到底应该相信哪个版本呢？”袁伟时说。

这几天，袁家的电话铃比往日更频繁。指着茶几上那捧紫红色的99朵玫瑰花篮，袁伟时笑着。1931年12月15日，他出生在广东兴宁。再过几天，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他就80了。他出生那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已过去整整20年。而这场百年来褒贬不一的革命以及中国坎坷的宪政之路，成为袁伟时后半生最重要的学术使命。

“我80了，大家想为我祝寿。我说，庆祝生日没有多大意思，还是开个学术研讨会，讨论一些问题。”于是，一些学界朋友就开始筹备一个“20世纪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研讨会。不过，两个星期前，广东省社联一位官员找到筹办研讨会的广东人文学会负责人，很客气拿出一个文件。他说，根据规定，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必须报请宣传部批准。因这次会议很多学者来自外地，属于全国性学术会议，得事先报批。人文学会负责人当堂表示，既然这样，研讨会我们就不办了。

袁家的客厅，并不大，挂了两幅字。一幅是启功先生所赠，题的是杜牧的诗。另一幅是广东书法家尚涛的墨迹，上面16个字：虚能养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

“我们都是一等良民，奉公守法的。既然有关部门说了要审批，那么这个学术研讨会就不开了，就改为袁伟时生日庆贺会了。法律并没有禁止做寿啊！”袁伟时摆摆手。

1950年，袁伟时考入中山大学，读经济系。后北上到上海，进了复旦经济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学的是老大哥苏联的政治和经济理论。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江泽宏教授。

“我在复旦的硕士论文，是质疑当时一种很流行的官方观点，也就是u2018无产阶级贫困化u2019。我觉得，这说不通啊。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在完善自己，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其实是提高了，而不是贫困化。我花精力找了不少国外资料，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印度的数据，最后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我的导师好心地劝我，你这个论文交上去，一定会有麻烦。最后，我只好改写了一篇当时讨论得很热烈的问题，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15日那天，将有120位朋友前来为袁老庆生。我问他，八十的人生感悟，那天会对家人和朋友说些什么？

他想了想，说。

“第一，我要说的是感谢。我这80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的人帮助过我。我的家人、朋友、编辑、记者。就说帮我修过电脑的朋友，就有20多人，其中还有世界一流的专家！”

“第二，我要说一声道歉。从1949年到七十年代。在那个革命年代，我受到过伤害，但是也伤害过别人。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尽力谨守良知。在复旦读研究生时，我是班上的党支部书记，我所在的研究生班没有一个人被打成“右派”。但是，另一方面，从学生时代开始，我就是校内大大小小的干部，参加过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做过的决定，在政治运动中的发言，都曾伤害到别人。对此，我是要道歉的！”

“第三，我还要继续努力。我的自我感觉是，我还没有进入老年。大家知道，我的学术成果，大部分是在退休之后产生的。我要继续偿还学术和思想欠债。近代中国经历那么多的曲折和苦难，应该产生巨大的学术和思想成果。但现在还没有。这是对人类的欠债。应该有众多学人自觉担负起还债的任务。今后的10年，我仍然要坚持不懈，尽绵薄之力！”

过去10多年，袁伟时挨的骂不少。不少人（包括学界中人）严词谴责他的史学观，更有人骂他是“汉奸”、“卖国贼”。他的专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和人物》，《路标和灵魂的拷问》等书都引起强烈反弹。

“面对谩骂，我向来的态度是一笑置之。它们多半是不可理喻的。乱骂人是羞辱自己。现代文明是无法抗拒的。谁的言行对社会有益，时间是铁面无私的审判官。每个人时间有限，我只做自己应该做的事，继续宣扬我的观点。”

最近来找袁伟时的，多半是为明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想听听他的说法。如何评价国父孙中山？共和与君主立宪，对中国，那条路更为上策？对袁世凯，可否三七开？不过，历史无法重写。我问，这一个多世纪来，中国的宪政之路一直走得很艰难，从清末开始，无论是变法改良，还是民国“临时约法”的订立，从国民党倡导“训政”，到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坎坷经历。这是为什么？

“过去，中国宪政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社会的中下层没有充分参与。对国家道路选择这样的世界性难题，难倒了中国的精英。社会矛盾的尖锐，就迫使掌权者不能不改革。现在的政府上层，并不是都不思改革。只要国家上下一起努力，就能推动中国社会前进，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程。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打开国门，已经过去了170年。现在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时候了！

在一篇访谈中，袁伟时写道：“中国整个19世纪都在交学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说过u2018外需和戎，内需变法u2019……交了一个世纪的学费，应该学会这个道理：现代社会必然是自由民主法制富强。”

门铃响起，下一拨赶来采访的是《南都周刊》的同行，已在等候。我问袁先生，他是个电脑迷。最近有热心人冒名开了他的“围脖”？他说，确有其事，现已关闭。“我1999年就开始上网，用电子邮件往来，所有的写作都用电脑。用电脑的历史很悠久，从上个世纪就开始了。现在每天通过网上查阅新闻和资讯，朋友们也会转发给我很多信息。问我翻墙吗？我不翻墙。我没有耐心翻墙！”

“我一直说，我是个死不改悔的乐观主义者。以2003年孙志刚案和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为标志，公民权利意识正日益觉醒，中国的宪政正在生长。”

我匆匆打住采访。记者要拍照。天色转暗，袁先生很在意拍照的背景和光线，和我们一同下楼，带大家去校园取景。他走路时，腰板挺直，步伐大且轻。一头白发，在中大校园的柔和夕阳下。他边走边告诉我：“年轻的时候，我喜欢跑步，每天在操场上跑满10圈，4000米。后来，年纪大了，就改成做广播操和走路。在中大校园里，我每天走一万米，两次完成，每次1小时。”

我要赶航班，他给我指路。道别，我穿过中大老校区的大草坪，那里立着一尊孙中山先生的全身雕像，他在沉思的样子。永芳楼前，站着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谭嗣同等民国人物的石雕像。不远处，是刚去拜谒过的另一位史学家陈寅恪故居。每天，袁伟时在此地散步。中国人正在寻找前行的立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