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兹拉·庞德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美国著名诗人。1885年10月30日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的海利镇。在去欧洲以前，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学，在那里攻读美国历史、古典文学、罗曼斯语言文学。两年后，他转至哈密尔顿大学（Hamilton College）学习，1906年获硕士学位。1898年庞德首次赴欧，以后于1902年，1906年及1908年先后共四次去欧洲。1908年定居伦敦，以后一度成为伦敦文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埃兹拉·庞德1885年10月30日出生于美国爱达荷州的海利镇。1908年庞德的第一部诗集《灯火熄灭之时》（A Lume Spento）在意大利威尼斯自费出版。1909年，他的诗集《人物》（Personae）在伦敦出版。1910年他的文集《罗曼斯精神》（The Spirit of Romance）出版。文集内容主要是他的早期译作及他历年来学术研究的成果和见解。庞德在他早期诗作中就显示出独创精神和渊博的学识，1912年他成为芝加哥小型杂志《诗歌》驻伦敦通讯员。1914年他与多萝西·莎士比亚（Dorothy Shakespeare）结婚。

在巴黎和伦敦期间除了继续从事创作外，他发掘和扶植人才，与欧美文学界人士广为交游，为打破英美文学，尤其是英美诗歌的沉寂局面，为促进美国文学的“复兴”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和雕塑家、画家、音乐家都有广泛的联系，对欧美各国现代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庞德在1914年至1916年间与爱尔兰诗人叶芝（W．B．Yeats）交往很密切。他敬佩叶芝，以叶芝为师。叶芝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的影响。庞德曾帮助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出版《青年艺术家的肖像》，（A Portrait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和《尤利西斯》（Ulysses），帮助艾略特整理删节《荒原》（The Waste Land）的初稿，并向出版社推荐出版。他在巴黎结识并帮助海明威，帮他出版了第一本书。在1924年离开巴黎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庞德的注意力由文学创作逐步转向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问题。

庞德因上述原因于1943年被控叛国罪，1944年为美军所俘，监禁在意大利比萨（Pisa）俘虏营中，1945年他被押往华盛顿受审，以后他被宣布神经失常而免于受审。从那时起的十几年庞德是在精神病院中度过的。在被关押期间庞德继续翻译孔子的著作，并写出《诗章》第71—84章，即《比萨诗章》（The Pisan Cantos）。1949年这部作品获得了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由艾略特参加作评委的博林根诗歌奖（Bollingen Prize for Poetry），此事一度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议。

1915年庞德发表了他根据东方学者芬诺洛萨（Fenollosa）的遗稿而译成的中国古诗英译本《中国》（Cathay）及两个日本戏剧集。在伦敦期间他发表的另外两部著作是：《向塞克斯图斯·普罗佩提乌斯致敬》（Homage to Sextus Propertivs，1919）和《休·赛尔温·毛伯利》（Hugh Selwyn Mauberley，1920）。1921年庞德移居巴黎，1924年迁居意大利热那亚东南的拉巴洛。

意象派是1909年至1917年间一些英美诗人发起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运动，其宗旨是要求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炼的意象生动及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溶化在诗行中。它反对发表议论及感叹。庞德在伦敦期间与希尔达·杜利特尔（Hilda Doolittle），理查德·奥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建立起了沙龙，并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其中有劳伦斯（D．H．Law-renoe），威廉·卡罗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等，1902年庞德确定了意象派（imagism）这一名称，1913年3月归纳了意象派的几点禁例。庞德曾主编意象派刊物《自我中心者》（TheEgoist），并于1913年编选了第一本意象派诗选。象本世纪初许多喧嚣一时的西方文艺界流派一样，意象派没有盛行多久就被抛弃了。代之而起的是漩涡派（Vorticism），但漩涡派作为一种主张，和者甚寡，其影响很微弱。漩涡派的创作重点在于表现力量而不再是展现图象。庞德和漩涡主义的支持者在1914—1915年间办了一份杂志《风暴》（Elast）。他在创作中也遵循了漩涡派的一些主张。

1945年，二次大战的细雨蒙蒙早春时节，美国第50军沿意大利西海岸扫荡，经过古城拉巴罗的时候，遇上一位本国的老先生，他衣袋里装着卷孔夫子的书。

55年前这个时候，华盛顿司法部在准备美国历史上最大叛国案的开庭。据《Smithsonian》月刊说，美国不像其他国家，开国200年，够水准的叛国案不足一把。至今只有两个“史诗性”的叛国案。

一个是1807年阿诺德(Benedict Arnold)案件。(阿诺德1775年在马萨诸塞的列克星顿爆发战争时候志愿从戎，参加殖民地人民对英国人的战争，他作战英勇，屡负重伤，官位终至少将，因为残废调往费城，接着为奢侈生活弄钱而破坏州和军规。1779年他向英国方面出卖美军情报。1781年率兵对康涅狄格的新伦敦进行袭击。阿诺德被乔治.华盛顿判处缺席死刑。名字成为“叛徒”的美式代名词。)

另外一个就是1945年填满美国各大报头版的庞德叛国案。

这是一种新型叛国罪，是从前的战争史上不可能存在的一种叛徒。是用广播为敌对国家做宣传。从1940年2月起，庞德从罗马每周用短波向美国广播两次。他自己写讲稿，题目包括经济、历史、政治和文化，他把自己的名字压缩了，叫个Ez大叔，他改掉上流社会的口音，装成乡巴佬的腔调，以吸引普通听众。他那无以预测的，冲动十足的广播，有时甚至让意大利官方都怀疑起来，怀疑他是不是美国派的间谍，在用暗号向家乡传送军事情报。

庞德属于这么一种人，为人类所有问题焦虑并开药方。

药方包括：治理交通拥挤(建议是：建筑迂回环行街道，两侧40层大楼地下室可停放2万辆汽车)，如何养活意大利人口(建议是：种花生)，最重要的建议来自他的经济理论：通过合理控制货币以实现更公平的分配。(他试图劝说墨索里尼，非常遗憾对方没功夫办理。)他的亚洲地缘政治学建议是：中国人和日本人把澳大利亚人赶出澳州--这个1941年12月7日发的议论，像是寓言和警报：日本人就在那一天扔了，不过，不是朝他建议的方向，而是扔到了珍珠港。

四天之后，墨索里尼向美国宣战。美国国会向意大利宣战。庞德成为盟军的敌人。他照样按照自己的方法行事。每月三个星期，把时间分配于在拉巴罗跟妻子住的临海公寓里，和情妇呆在山坡的房子之间，到第四个星期，他到罗马跟法西斯合作，录制一个月的广播节目，并从大众文化部拿到每次广播的350里拉。这种有条不紊的日子持续到1943年夏天，墨索里尼被自己的党逮扑，意大利分成两方，一方站到盟军一边。而在庞德看来，这是背叛，当希特勒派空降部队营救了被扣押的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萨格建立法西斯的“共和国”，庞德先在电台里表示支持，接着赶去投上他称为“统帅”的，他认定的“英雄”墨索里尼的效忠。

当1908年，庞德留着鲜红的络腮胡，穿着细鹿皮夹克，带着改变英语诗歌的自我天职，从美国移居伦敦的时候，应该说，作家统帅到来了！

如果说，20世纪英语诗的音调、印刷阅读的效果不同于19世纪，应该说，很大原因源于庞德。他的影响不是单方面的。

他贡献了大量时间鼓励身无分文的年轻作家，比如劳伦斯、福斯特和海明威。他帮助他们找出版，写书评，他帮他们到处找付房租的钱。

他帮助了乔伊斯的《尤里西斯》的出版。

一个银行职员，带来一大堆诗稿，他删掉诗稿的三分之一，这就是T.S.艾略特和《荒原》。是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由来。

一次大战的结果让庞德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相信现代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制度：资本主义，认为西方文明已腐败到极点，被腐化的政经一体化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吞噬。“Pejorocray”--他自造的形容这种体制的词，来自：pejorative--有贬义意味的，和demoracy--民主政治。有一阵子，他认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找到正确阐述，但是很快又觉得，更好的保证和解决方法在法西斯主义那里。他自认为是一个政治和经济专家，尽管没人理会，30年代初他就开始给世界发指令了。他似乎像个被惯坏的孩子，得不到注意就尖叫乱踹，应当说庞德终于找到他的大喇叭：罗马广播电台。

出于任何原因，检方使这个案子进行得很快。绝大部分的时间，大陪审团听精神病学家的证词，看看在场的庞德。庞德焦躁而沉默。最终，大陪审团只花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判决：庞德有精神病。

他有一个归自己的房间。他可以整日打字。他产量惊人。他在精神病院里写了25部长诗，翻译《诗经》与《四书》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意大利文，翻译了墨索里尼的部分日记，翻译了索福克勒斯的一部悲剧。同时他飞快地给杂志们写稿并写了数千封没属名的信件。(匿名信件避免了精神病医生确定他是不是疯子的证据)。

一直到1957年公众舆论和政治风云尘落，一个由诗人弗罗斯特(1914年叙事诗选《波士顿以北》在英国成功出版，在迁居期间结识了庞德和艾略特，后回到美国大学执教做研究工作。他的诗与20世纪多数诗人截然不同的是，他不进行诗歌形式的试验和改革，而是用旧形式表达新内容。)和麦克利什(1939--1944任国会图书馆长，此时在哈佛大学做教授)带头发起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急风暴雨般的游说，他们说好多纳粹战犯都已经刑满释放了，再把一个在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中的人关着不太好。

1958年4月，联邦区法院撤销了对庞德的叛国罪起诉。但是在法律上他无能力签署一张支票或者一份文件。 在13年的精神病院生活，得了博林根诗歌奖，对文学诗歌发展影响巨大。正是个有趣的讽刺！

他并不急着离开精神病院，因为一个牙科的预约。到这一年的5月7日，58102号的庞德病历正式合上了，附一个注释：状况无改善。

意象派（Imagists）现代英美诗歌流派。意象即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本是中国古典文艺理论固有的概念。从《易经》、《庄子》、《诗经》、《离骚》到《文心雕龙》和唐代的《诗品》及唐宋诗词，意象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20世纪初以美国诗人艾兹拉·庞德、艾米·洛威尔和英国诗人托马斯·休姆、理查德·奥尔丁顿为代表的一部分作家、评论家在法国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形象性影响下，兴起反对抽象说教，反对陈旧题材与表现形式的诗歌运动。1912年，庞德首次采用了意象派名称。1915～1917年间，每年出版一本意象派诗集。庞德退出意象派后，洛威尔继续领导该派活动，提出6项原则性主张，即语言要通俗准确，创造新节奏，题材完全自由，用意象来写诗，表现要具体、简练、浓缩。后来洛威尔又加上“要含蓄，不用直陈”的原则。他们力求以鲜明的意象和短小精悍的“中国式”诗体去反对陈腐的19世纪后期英国诗风，有积极意义，但重点追求诗歌的形式和技巧，有忽视作品的社会意义和思想价值的倾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象派诗人逐渐分道扬镳，这个流派也逐渐瓦解。十月革命前后，意象派传到俄国，叶赛宁等第一批青年诗人和画家发表意象主义宣言，成立团体，出版意象主义杂志和诗集。1927年该团体解散。30年代，英国评论家卡罗琳·斯珀津出版了《莎士比亚的意象》一书，对莎剧中的意象进行了大量研究，成为莎评中意象派的首创者。40年代到60年代，美国诗坛上先后出现了以卡尔·夏皮罗、约翰·马尔科姆为代表的意象玄学派和以詹姆斯·赖特、路易斯·辛普森为代表深度意象派等新的诗歌流派，说明意象派在美国诗坛上影响较大。

在1924年离开巴黎后到第二次大战前夕庞德的注意力由文学创作逐步转向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问题。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他写了一些社会批评方面的文章；讨论贫困与繁荣、战争与和平、失业与高利贷等问题，同时也对物质主义和工业主义带来的人们心灵腐化问题进行了抨击。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些问题的研究最后竟使庞德走上了反犹太主义，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唱赞歌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庞德在罗马电台发表了数百次广播讲话，抨击美国的战争行动，攻击罗斯福的作战政策，赞扬墨索里尼，鼓吹墨索里尼的治国政策能促成一个没有贪婪和高利贷的社会。

1958年经过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cLeish）、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的斡旋，庞德未经审判而被取消叛国罪，返回意大利。1972年11月病逝于威尼斯。　在庞德获释的前后，他的一些作品继续得到发表。这些作品包括《埃兹拉·庞德书信集》（Letters of Ezra Pound，1907—1941），《文学论文集》（Literary Essays）1954年出版，《文选》（SelectedProse 1909—1965），1973年出版。

评析《在地铁站内》

庞德最著名的作品，要属意象派名作《在地铁站内》（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

《在地铁站内》仅两行、14个字，是一首单一意象诗（one-image poem）。它是庞德根据在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的印象写成的。诗虽短，但诗人最后落笔定稿前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酝酿和推敲。初看起来，唯只两行如日本俳句式的诗句，殊不知是诗人偶得的印象在主客观之间反复提炼，苦思一年之后，最初三十行加工成了这简短的两行，真可谓是字字经典。

庞德曾对意象下了这么个定义：意象便是当一个外界客观的事物射入脑海化作一个内部主观的东西时，那一精确瞬间。的确，从这首诗中，我们充分可以体验到，人面和花瓣的对应制造的底片叠印一般的传神效果，而这种效果也真真切切反映了庞德对意象的内涵。在地铁站庞德眼前闪过一张张美丽的脸。

此诗酷似19世纪法国印象主义画派作品，如反复诵读，读者能勾画出一幅色彩丰富的画面。与此同时也会发现诗歌在音的处理上很巧妙。第一行的[p]音与第二行的[p]音遥相呼应，但其中一个只构成非重读音节；两行末尾均有[au]音，只是前者有辅音[d]，后者没有。第二行中[e]音的重复等都加强了这首短诗的音乐感。以湿润的黑色树枝上挂着的花瓣来比喻他眼前所闪现的脸反映出诗人令人折服的想象力。

这首诗能反映出意象派诗歌的两个重要特点：

诗心跳荡产生模糊

诗心怪异是现代派诗的特点之一，尤其在这首诗中，意象玄妙，句意悬隔，更增添了诗意的模糊性。不光是每句诗的本身意义不明确，而且两句诗组合在一起意义取向正是相反。究竟是什么样的面孔？居然像幽灵般显现？apparition一词的翻译非常关键，它颇为诡异，原有幻象、异象等出现之意，还有鬼怪、幽灵之意，在这里被译为“幽灵般显现”，大概综合了这两个义项。问题是诗人把这些面孔说成幽灵、鬼怪的一样，是何用心？不能理解为诗人所在国度所在民族里，鬼怪、幽灵是与人亲和的，带来吉祥的，而应理解为它的反面。那么，这些面孔如鬼怪、幽灵般显现，是不是不祥之物？

但第二句把人群暗喻为湿漉漉的黑色枝条，把这些面孔暗喻为许多花瓣，其中花瓣之喻，在世界各民族中都应是美好的、鲜艳的、亲切的，似与鬼怪之喻、幽灵之喻取意相反。也就是说，只看单句不会有疑虑，两句放在一起疑窦顿生。如果把第一句看成被诠释句，把第二句看成诠释句，那么诠释与被诠释之间龃龉不合，造成读者试欲沟通诗作的本意、诗人的创作真意联系的障碍。建立不可把捉的思想雕塑，或布置不可见底的思想深渊，让读者产生理解的沟坎、陷阱，这就是现代派诗尤其是意象派诗的主要特点，也是这首诗让广大读者难读难解的主要原因吧。

形象互映产生意义

按理说世上没有不可解的诗，只是依据解诗者的主观取向，所解各显神通。不过解读现代派诗确实是艰难的，诗人披露的或许是冰山之一角，大量的意义沉没于背后的暗箱之中，这冰山下的丰富意义，有诗学意义、文学意义、美学意义、社会学意义、文化学意义和哲学意义等，而不是像以前只从审美的角度来解读作品那样单一和贫乏。

我们假设这首诗两句之间既有意义沟通的屏障，又有意义沟通的桥梁，那么我们凭什么越过这沟通的桥梁，抵达意义的彼岸？现代派诗的“真意”有如康德所谓“物自体”，它隐蔽在现象的背后，是神秘的、“不可知”的，人的感觉不能抵达，只能凭借想像力来把握它，转换成阅读鉴赏用语也就是猜读，所以下面对诗的体认、领会都是想像性的、纯主观性的，未必合于诗人当初的命意。

我们先借助于诗人自己的现身说法来把捉诗作的命意：1913年的某一天，庞德在巴黎协和地铁车站下车，突然间，“看到了一个美丽的面孔，然后又看到了一个，又看到了一个，然后是一个美丽儿童的面孔，然后又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再然后呢？是31行诗，一年后浓缩成现在的两行诗。这一则材料非常重要，让我们看到这首诗(其实是第一句诗)是怎么产生的。

但是如果仅限于此，诗意的挖掘似未完成，还有诗人的感情倾向呢？诗作的时代意义呢？仍无从知晓，于是我们发现这首诗的一个重要特点：意象鲜明而情意隐晦。事实上诗作是不可能情意空洞的，正如意大利克罗齐所说：“没有意象的情感是盲目的情感，没有情感的意象是空洞的意象。”不妨从诗的中虚实形象的对应、互映来发挥我们的想像力，漫溯诗心的渊底。前面说了，第二句诗是对第一句诗的诠释，那么第二句诗中所提示或所造成的感觉和意义就非常重要了。花瓣，暗喻美丽的面孔，好像中国古诗也有类似的用法；黑色枝条，暗喻人群平庸凡常的粗鄙丑陋的身形和面孔。如此一来，一美一丑，一褒一贬，诗人的爱憎倾向、好恶态度已经有所暗示了。

可是，我们还应该凭借自己的想像力往更深处挖掘，似可感悟到，正如美丽的面孔幽灵般显现又飞逝一样，现实生活中的美好现象和人的美好感觉稍纵即逝；正如美丽的面孔只显现给留心体察的人们一样，现实生活中的美需要人们用欣赏的眼光来发现；正如花瓣长在粗鄙丑陋的枝条上一样，现实生活中的美往往生长在丑与恶的土壤上，美与丑恶对比鲜明，它们贴得太近，甚至彼此互为依存；正如花瓣给人欣喜、亲和的感觉，湿漉漉的黑色枝条给人恶心、厌烦的感觉一样，现代社会给予人的是强烈的感觉冲击，而且感觉是正面负面的落差是极大的。因此我们说，“一个地铁车站”是一个特殊环境，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它集中地呈现了现代社会的种种事象，但在大诗人庞德的眼里被提纯了，他只看到两个字：“美”和“丑”。这是不是庞德站在地铁车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的复杂感受？至少是读者凭借想像力猜读到的感受。

求真务实的态度

庞德精神首先体现在艺术上的求真务实的态度。庞德要求以求真务实的态度做一个“严肃的艺术家”。他虽然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但他认为创作比理论重要，文学的对象是人。在诗歌创作中，诗人要准确地判断人的真实愿望，反对歪曲的“不道德”的虚构，推崇严肃的艺术家以及“能为真实做出见证的、最精确的艺术”。他也很注重技巧，但他注重技巧是为了更好地表达真挚情感。所以，他认为“技巧是真挚情感的考验”。在他的诗歌中，他主张准确传达现代真实情感，强烈地抨击资本主义的罪恶，呼吁和平，反对战争。他的《狂喜》就是诗人对生活与爱情的真实感受。他的前期代表作《休·赛尔温·莫伯利》真实地将西方的现代文明与历史浓缩在有限的诗篇中，高度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对时代与文化的深刻思考。作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重要里程碑”的《诗章》则采用档案型的布局和音乐结构对人类历史与世界文明进行回顾与反思。而求真务实也成为中国诗人基本的创作态度。诗人艾青就一再坚持诗人要说真话。面对瞬息万变的现实，诗人必须说出自己心里的话。写诗应该通过自己的心写，应该受自己良心的检查。“诗人要对当代提出的尖锐问题和人民一同思考，和人民一起回答”。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艾青一再坚持 “写作自由”、“独立创作”，并因此在延安文艺整风和反右运动中受到严重的打击。他以“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信念坚持着诗歌的正义与真理。不少中国诗人在世界诗坛萦绕着象征主义的氤氲之气，禁锢于诗歌创作艺术技巧的象牙塔之时，以务实的态度坚持为时代、为人民歌唱。诗人闻一多从异国留学归来，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以《死水》发出绝望的歌唱；殷夫等左翼诗人合着时代的脉搏，歌唱劳动，抨击黑暗，唤醒民众。七月诗人主张突入现实，拥抱现实，九叶诗人主张个性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合一，一代“归来”诗人在尝够了虚假的苦头之后也纷纷表示要和“瞒和骗”的文艺决裂。这些都体现出中国诗人对庞德精神的“真”与“实”的不同理解。“日日新”的精神 现实社会是不断变化的，作为对现实反映的诗歌也不断地变化创新。当庞德到达欧洲，面对欧洲文坛死气沉沉的现状，就立志“把它革新”。庞德把《论语》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作为自己的人生坐标与诗歌创新发展的动力。他指出：“没有一首好诗是用20年前的方式写的，因为用这种方式写作完全说明作者是从书本、传统与陈腐的题材思考，而不是从生活中思考。”因此，他将他的一本关于诗歌理论的著作定名为《创新》（make it new）。在诗歌题材内容上，他力避维多利亚诗歌的陈腐、感伤，主张准确客观、言之有物；在诗歌创作理念上，他革新浪漫派诗人的宣泄、叫嚣，引入意象概念进行思考与创作。这些成为他对英美诗坛的重要贡献。受庞德“日日新”精神的影响，破坏一切，创造一切的“五四”精神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胡适突破中国数千年诗歌创作传统，倡导白话新诗。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他主张从“八事”入手，进行文学改良——“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体现出彻底的革新精神。郭沫若的《凤凰涅盘》《天狗》则是狂飙突进的“五四”精神破旧立新的典型体现。李金发拿出“日日新”的勇气在新诗发展的初期写出被人称之为 “笨谜”的象征诗。郁达夫的《诗论》一文则高度评价庞德为首的意象派诗人“主张完全打破陈腐的格调与死的字句”。可见新诗草创期的中国诗人对革新精神的理解之深。20世纪30年代，施蜇存在主办《现代》杂志时指出，由于现代的生活所给予我们与上代诗人不同的感情，所以就必需用现代新的词藻排列成现代新的诗形来表达现代社会新的感情。艾青强调以新鲜的比喻，新鲜的形容词和新鲜的动词互相配合，传达新鲜的诗境。新时期舒婷、北岛等突破建国初期写实诗风，写出被当时人们认为晦涩难懂的朦胧诗。特别是第三代诗人，拿出“日日新”的勇气，彻底地反语言、反意象、反文化，思考诗歌本质，开阔诗歌表现空间。庞德“日日新”的精神贯穿了中国新诗发展的始终。

“拿来”的勇气

庞德为诗歌的民族化与世界化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广泛借鉴世界文化优秀遗产，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但他却能立足于美国本土诗歌的发展，以拿来的态度，形成一整套意象主义诗歌理论，从而美国诗歌摆脱英国正统的影响，走上现代化与美国化的道路。邵洵美在《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中指出庞德是超越时代的诗人，他不为国界所限止，甚至不为时间的限制，形成所谓的“世界主义的诗”，正确地评价了庞德探索的成功。中国新诗人同样在求新求变之时，立足于中国实际，自觉主动地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现代意识、诗学观念与技巧手法进行借用与移植，形成了中国古典诗学精神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内在契合，从而“把中国文学固有的特质因了外来影响而益美化” 。从胡适开始学习英美诗歌，开展中国白话诗运动，到李金克克、戴望舒、徐志摩等对意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的成功借鉴，以至九叶诗派在新诗现代化过程中对里尔克、奥登的重视，直到新时期的朦胧诗与后朦胧诗，都志在作如闻一多所说：“不但要新于中国固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是“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

1948年诺贝尔奖得主，大诗人T·S·艾略特的著名长诗《荒原》的副题就是：“献给埃兹拉·庞德，最卓越的匠人”，该诗曾得利于庞德的亲自修改。作为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公认的鼻祖之一，庞德在艺术创作及批评理论方面都有较大影响。主要作品是一部雄心勃勃、包揽人类文明的长诗，以诗章形式于1917～1959年分批发表，共包括109首诗章及8首未完成的草稿。1969年又出版了未完成草稿的一些片断。这些诗章晦涩难懂，题材广泛，技巧多变而独特，是学院派长期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第1～7章讨论诗的构成与意义，第8～11章讲述一位威尼斯将军及艺术庇护人的故事，第12～13章比较西方现代社会秩序与中国孔子道德理想，第14～16章描写从现代地狱的伦敦转入古代天堂威尼斯的途径，第41章颂扬墨索里尼，第62～71章研究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还有他在美军俘虏营里写下的《比萨诗章》，述说他身为战犯穿越“灵魂的黑夜”的心路历程，等等。其思想主要特征是：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西方正统文化统治（其中包括英国文学教条、犹太人及文艺检查制度），强调借鉴东方智慧与古代文明财富（如中国与埃及古诗、日本戏剧、儒家哲学、古罗马艺术、杰弗逊的重农主义民主理想等），造成一个充满人性、崇尚艺术、多种文化交融并存、而又受到个别英明救世主庇护与领导的美好世界。在诗歌理论上，庞德曾提出有关意象诗及“漩涡主义”的观念，打破传统诗歌严密结构，促成英美现代诗歌形式历史性的突破与发展，并且在开阔视野、搜胜猎奇、吸收东方及古代文化方面有较大进步。庞德也是宣扬中国文明、翻译介绍中国古诗的西方诗人之一。

庞德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他的意象派作品中汲取了某些日本诗歌如俳句诗的写作形式及特点。他在长诗《诗章》中阐述孔子学说，在1915年出版的《中国》中收集并翻译了十几首中国古诗。庞德不太懂中文，他的译作是由日译本转译的。庞德还曾译过《大学》、《中庸》、《论语》等。在翻译过程中庞德得到了华盛顿一些专家学者的帮助，克服了各种困难。尽管人们可以对译文进行各种指摘，但庞德毕竟作了前所未有的尝试。除了翻译中国作品外，庞德也译过包括日本、希腊、意大利文学等多种语言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此而言，庞德也是一个有成就的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