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罴

陈毓罴 - 简介

陈毓罴，男，1930年生，湖北武汉人。1959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俄罗斯文学系，研究生。1951年后历任兰州大学中文系助教，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6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红楼梦论丛》(合作)、《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记〉》等。《曹雪芹佚著辨伪》获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10年优秀论文奖。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位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自1978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土生导师，1985年担任博土生导师。

陈毓罴 - 主要研究

陈毓罴主要研究方向在中国古代小说史、《红楼梦》研究、元明清文学等。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曾参与文学所三卷本《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其主要著作有《辛弃疾词选》、《唐诗选注》、《唐宋词选》、《曹雪芹佚著辨伪》（合著）、《红楼梦论丛》（合著）、《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记〉》等，曾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的编写工作。

陈毓罴 - 学术交流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陈毓罴多次出访，进行学术交流，一九八二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系讲学一年，先后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泽西州立大学、印地安纳大学作过学术讲演，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九年，在日本广岛大学文学部任客座教授，为研究生讲授《红楼梦》、《西游记》和《浮生六记》等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深受日本学生欢迎。此外，也多次去港台地区参加过学术交流。

陈毓罴 - 治学道路

1930年，陈毓罴先生出生于汉口的一个国文教师家庭，父亲很喜欢买书，所以家里的书很多。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陈毓罴就开始阅读《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父亲还指导他学习古文，要他阅读背诵《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和《诗经》等。上初中以后，还系统地学习过《左传》。除了这些古籍，他喜爱的还有中外的文学名著，像《鲁滨孙漂流记》《宝岛》(又名《金银岛》)《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还有意大利儿童文学作家爱米契斯的《爱的教育》。给予他印象最深的书是父亲送他的一套中华书局的丛书《初中学生文库》，这是一套百科知识性质的读物，文化、历史、天文、地理、动物、植物无所不包，令人眼界大开。学生时代，课余的时间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阅读。

1947年高中毕业，陈毓罴同时报考了几所大学，都是中文系，因为抗战期间耽误大家读书的缘故，许多沦陷区的失学青年都来参加考试，入学竞争相当激烈。入学考试持续了二天，每天都是早上四五点钟起来，步行和坐轮渡赶到考场，相当辛苦。后来北京大学、华中大学和中华大学都录取了他，他就选择了北大，并且得到了奖学金，全家人都很高兴。因为父亲当时賦闲在家，已经负担不起他读大学。

当时的北大，名师荟萃，大一的国文老师是杨振声，还有英语政治学概论、地质学概论、哲学概论等课程，读书指导的老师是赵西陆，中国通史的老师是余逊。那时北大的学生运动很活跃，陈毓罴参加了学生社团"世纪潮"，1948年10月，又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那时学生们经常上街搞活动，游行示威，发传单，鼓动罢工、罢市、罢课，反饥饿、反暴政、非常活跃。

自二年级开始设立专业课，中国文学史的老师是游国恩，音韵学老师罗常培，中国语言的老师是魏建功。专门课有词学，由俞平伯主讲，曲学老师是吴晓铃。大三开的课有文艺学，老师是杨晦；还有新文学史，老师是蔡仪。讲《水浒传》的老师是郑振铎，民间文学的老师是钟敬文。还有游国恩的"白居易诗"，吴晓铃的"元明清文学史"。这些老师学识渊博，又有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师表精神，给年轻的陈毓罴留下深刻印象。马廉老师抗战前就在北大教小说史，一直到在课堂上发作脑溢血辞世。郑振铎先生来上《水浒传》课程时，已经身为教授的吴晓铃仍然对郑先生执弟子之礼甚恭，恭聆授课。北大的老师授课富于独创性。魏建功老师给大四的学生上"应用文写作"，课程讲得生动而有分量，不仅提供他日常积累的丰富材料给学生参考，还针对《人民日报》上的专栏进行文字"挑错"，又带领学生去故宫博物院，评点那里的标示与说明。这种教学方法生动又实用，可以培养学生善于分析问题和勤于思考、大胆质疑的精神。

陈毓罴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在报纸发表研究文章。第一次是在天津的《进步日报》卜发表了《粤东义勇檄文考》，素材是在北京图书馆的抄本里面发现的，这是鸦片战争期间广州社学抗拒英军入城的战斗檄文，当时这篇檄文久已失传，更不知其作者，他无意之中见到这篇文章的手抄本，觉得很重要，写了很长的考证文章，考证作者是钱江和何大庚。他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论文《歌谣与政治》，谈古代的民谣与社会政治的关系。

在兰大教学与留学苏联

1951年，陈毓罴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兰州大学。在兰大做了三年助教，头两年作系秘书的工作，处理日常事务，兼管图书资料室，年终还要代系主任写工作总结。也曾经下乡参加土改运动，到了第三年，系里让他担任大四的文学史课程，即"宋元明清文学史"。当时他大学毕业没有多久，要给大四的学生开课，心里有些惴惴不安，但还是知难而进，开始认真准备。他认真地参考一些比较好的文学史教材，例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也广泛地收集材料，兰州图书馆里有很多旧杂志，他做了大量浏览，把有关文学史方面的文章都做了摘要；并注意对文学史上的作家和作品进行研究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是简单地剿袭前人主见。就这样，他在23岁时登上大四的讲台。虽然自己心里挺紧张，但是学生的反响竟然非常好。当时的中国文学史课程，很多老教师只是在做作家作品的介绍，而缺乏史的眼光和对于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考察。对学生而言，这好像和上语文或写作课没有什么区別，故而兴趣不高。陈毓罴当时并不在课堂上带着学生读作品，而是事先印发油印的讲义，让大家预习，上课时则重点介绍一个时代的文学特点，某一作家的创作发展道路，进行知识的分析综合。让大家能够寻绎到文学史的脉络，并为他们的深入学习引领方向。所以学生们感到有收获，愿意上他的课。

1954年夏天，兰大推荐陈毓罴参加留苏研究生的选拔，考试在西安进行。他在作文、《联共党史》和《文艺理论》几个科目都考出了好成绩。1954年，陈毓罴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学习了一年，主要课程是俄语。1955年秋季赴苏，分到了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作研究生，专业是"19世纪俄国文学史"，研究契诃夫，他的导师是文艺理论家、俄国文学史专家波斯別洛夫教授，苏联大学研究生的学习特点是以自学为主。老师先发下参考书目，大约有几十种，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研究著作。半个月见一次导师，可以提出问题。波斯別洛夫教授德高望重，诗人和蔼，循循善诱，对中国学生的每一进步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励，由于陈毓罴在俄语专科学校只学了一些普通会话，所以在专业学习中语言方面的困难很大。阅读文学作品时，开始生字很多，需要不时查阅字典，过了一年半以后，一本厚厚的字典已经被他翻看得又旧又破了。而阅读渐渐变得顺畅，基本无须依靠丰典。

参加《中国文学史》编写与对《西游记》的研究

在莫大学习4年，1959年秋天，陈毓罴回到祖国后，很想继续搞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何其芳时任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接纳了他。1960年，刚满30岁的陈毓罴，参加了《中国文学史》编委会，与一些老专家一起，承担了编写一部新的古代文学史这样一项"开辟草莱"的任务。此前的中国文学史一直是20世纪，初期所奠定的格局,已经不能适应建国以来高校教学所需，编纂一部更加完备和成熟的文学史，成为一个亟待填补的空白。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需要付出许多开创性的努力。除了青年人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热情，必不可少的还有扎实的知识积累和深厚的理论素养。《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内容分为从上古到汉魏六朝，唐宋、元明清。陈毓罴参与的是元明清部分，主要撰写了关于《西游记》《西厢记》《琵琶记》《长生殿》以及有关前后七子、李贽、公安派、竞陵派的内容。其中《西游记》这一章写出后，何其芳非常赞赏，打印稿送到北大征求意见时，又获得吴组缃先生的称赞。

除了文学史这样对于古典文学的全面扫描和叙述，陈毓罴也进行了许多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在这方面比较投入的一个课题是关于《西游记》的研究，一搞就延续了许多年。主要论文有《从过火焰山看吴承恩对情节的处理》(《光明日报》，1963)、《吴承恩(西游记)成于晚年说新证》(同上，1984)、《新发现的两种(西游宝卷)考辩》(《中国文化》1996年第13期)等几篇。

对于《西游记》，陈毓罴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认为应该重视吴承恩对于《西游记》成书的贡献，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和西游记杂剧等这些早期作品到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其实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他不同意那种简单地套用"民众口头创作、漫长时间积累"的固定模式去解释《西游记》成书过程的论点，因为那样的话，有许多问题得不到解答。吴承恩不会是简单地记录、整理已有的文学素材，来写出《西游记》的，而是在原有的故事格局之上加入了很多他自己的改造和创新。例如，陈毓罴从《取经诗话》和西游记杂剧中发现铁扇公主原来所持的真是一把铁质扇子，也不能够变化，是吴承恩把它改造成为“芭蕉扇”，这样更吻合扇子的主人是一个弱女子的人物特征，而且还让这个芭蕉扇忽大忽小，可以伸缩，就更富有神奇的艺术表现力，类似于芭蕉扇的能长能缩，金箍棒也是可大可小，这一情节也是出自吴承恩的创造。

在《西游记》中还有很多故事情节上的增添和改变，是与吴承恩个人生活经历有关的。例如。陈毓罴考证出吴承恩曾经做过长兴县丞，是个八品小官，帮助知县处理公务，管钱粮和马政，当时国家把军马都交给地方包养，养得好是应当应份，如若饲养不当，马匹病死，就会受到责罚，显然这是一个苦差使，动辄得咎，吴承恩会有许多积郁不满，他把这些委屈赋予了孙悟空，在《西游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孙悟空也在养马，玉皇大帝对他的功劳并不重视，连蟠桃宴他也没有资格参加，最后孙悟空愤然反出天门。这些情节应该说寄托了作者本人的不满和想象。而在《取经诗话》与西游杂剧中。均无孙悟空在天宫养马的情节，很明显，这个情节是吴承恩的创造。还有，吴承恩做县丞时，他的上司是县令归有光，两人或许由于个性相左，合作一直很不愉快，吴承恩个性诙谐通达，归有光则拘谨迂执，这样的两个人相处显然不容易和谐，后来吴承恩遇到了麻烦，被诬告有贪污行为，归有光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出来为吴承恩辩护。吴承恩最终是被撤职，赋闲归家。那么。我们可以从《西游记》中唐僧与孙悟空这一对师徒身上，看到归有光和吴承恩关系的投影。唐僧作为领导者，能力并不高，却一味苛责劳苦功高的徒弟。尤其是他根本不信任自己忠心耿耿的徒弟，却偏听轻信妖怪的谎言，亳不留情地赶走了孙悟空。许多人读到这些情节，会感到难以理解，弄不懂唐僧为什么这样表现欠佳，但是如果把作者的创作和他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就很容易理解小说中潜藏的寓意，以及作者为什么在唐僧身上寄托这么多消极的性格特点：诸如轻信、胆小，在危急关头容易翻脸无情等。

在治学路径上，陈毓罴承袭了乾嘉朴学的精神，立论从不轻出，必建立在充分的资料研究的基础之上，从他研究工作里，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这一点，上个世纪60-70年代，陈毓罴主要的攻略对象是《红楼梦》的研究。当时围绕曹雪芹的身世、经历有许多争论，他与合作者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下作，终于廓清了这些疑点重重的问题，为以后的红学研究扫清了道路。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了一些所谓曹雪芹研究的“新材料”，有两幅所谓的“曹雪芹画像”和名为《废艺斋集稿》的“曹雪芹佚著”。学术界对它们的真实性一时无法确定，对此，陈毓罴与他的合作者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考证，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终于证明所谓曹雪芹的"伕著"和画像部是附会不实之论，最终与刘世德合作写出两篇论文《曹雪芹佚著辨伪》和《曹雪芹画像辨伪》，廓清了有关这些问题的疑点，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曹雪芹佚著辨伪》的论文写好后，几年不能刊发。直到"四人帮"垮台，这篇论文才有机会在上海的《中华文史论丛》复刊号(1978年7月)发表，引起强烈反响，受到海内外专家广泛称赞。时居香港的当代儒学大师徐复观对这篇论文给以高度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学研究室的小说戏曲权威孙稭第先生还非常风趣地把这篇论文比做《封神榜》里面的“翻天印”，认为它让许多浮妄见解无处藏身。此论文在1993年曾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

陈毓罴多年致力于《浮生六记》的研究，作过广泛细致的研究论证，终于搞清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不清楚的有关作者身世和作品写作的地点等重要问题，获得了突破性发现，成果斐然，令海内外学界瞩目，《浮生六记》是陈毓罴从少年时期就非常喜爱的一部作品，在研究过程中，他敏锐地注意到它与《红楼梦》在精神内涵上的对应关系，在198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办的“国际红学研讨会”上，他提交《〈红楼梦〉与〈浮生六记〉》论文。此后一直注意收集有关《浮生六记》的资料。1982年，在威斯康星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时，一次应邀去哈佛大学讲演，不意竟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找到了有关清代嘉庆十三年清廷使团出使琉球、册封琉球国王的报告《续琉球国志》和琉球国的档案《历代宝案》，令他欣喜万分。他在对《浮生六记》的研究上做出的主要成就是，确定了这部作品的写作地点，沈复写这本书是在作为"从客"，随使团出使琉球期间，当时他随同使团住在那霸的“天使馆”，住留时间长达4个半月。后来，陈毓罴又在《元和县志》上面找到了沈复在琉球期间所做的两首诗，这两首诗所描写的山冈之上有神庙的景致与陈毓罴在80年代访日时于冲绳港口所见景色完全吻合，为沈复的琉球之行提供了旁证。

在学生们眼中，陈毓罴先生是一位循循善诱、要求严格的师长。自从70年代末开始带研究生，陈毓罴一直不辞辛劳地花费大量时间给研究生开课，传授专业知识，讲解治学门径，像一位辛勤劳作的园丁，孜孜不倦地培育着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苗，在他的学生里，有些已经成为学科的中坚力量，这让陈毓罴感到十分欣慰。同样，对于推动学术研究的一些基础工作，陈毓罴也一直是尽心尽力，精诚奉献。从80年代初，他又承担了《红楼梦研究集刊》的编辑工作，要花费大量时间去组稿、联系作者以及审读编定稿件，虽然占用了他很多本该用于学术研究的宝贵时间，但陈毓罴任劳任怨，一直认真对待学刊的编辑工作，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陈毓罴认为，研究一门学问、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占有材料，包括与研究题目有关联的资料，不能只是局限于作品本身。研究的视野必须开阔，要把作家与时代和社会联系起来看待，充分掌握材料之后再进行分析研究，要由表及里、去伪存真、由现象到本质，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规律和特点，他常常说自己的座右铭是“求真务实”，求真就是要追求真理。务实就是要按照事物本来的面貌去认识、理解它。陈毓罴先生还认为，作为一个研究者，应该牢记“天圓地方”这四个字。这本来是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借用来比喻学术研究的态度也很贴切。"地方"是比喻研究的基础要扎实，功夫要透彻，“天圆”是说头脑要灵活，具有一种圆融的智慧，作到圆通无碍，在研究工作中，切忌拘泥于死板的教条，固守前人陈说，要敢于怀疑成说，敢于探索求知，因循守旧而不去大胆创新，就很难有好成绩。（孙丽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