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安·卡里米·纳塞瑞

上世纪70年代，身为英伊混血儿的纳瑟里从英国名校布拉德福大学毕业，并在海外参与了反对自己国家伊朗的示威游行。结果，纳瑟里因政治观点不同，于1977年被伊朗开除国籍，此后他不得不持临时难民签证流亡到欧洲。

1981年，纳瑟里在比利时获得了正式的难民签证，开始辗转于英国和法国之间。

1988年，纳瑟里在前往戴高乐机场的地铁中，皮包被盗，丢失了包括难民签证在内的所有能证明其身份的证件。尽管后来他如愿登上了前往伦敦的飞机，但到了英国机场后，他又被遣送回戴高乐机场。当时，法国政府同意纳瑟里留在机场，但不许他离开那里。此后，法国戴高乐机场的一号出口就成了纳瑟里的居所。

7年后，纳瑟里有幸在律师的帮助下拿到了难民文件，但由于官方要求他必须居住在比利时，而无法满足他坚持回英国的愿望。失望的纳瑟里像是在和谁赌气一样，毅然决定继续留在戴高乐机场。

在戴高乐机场生活的17年里，机场的长椅就是纳瑟里的床，机场大车就是他的衣橱。在一辆大车里，纳瑟里一直挂着他那件最珍爱的运动衫，运动衫外面还包裹着不知从哪弄来的塑料布。尽管是个流浪汉，纳瑟里却总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

早上，他5点半就起来，用机场赠送的免费牙膏刷牙，并在乘客到来之前把自己的“家”收拾好。白天，他或找些人家丢掉的杂志，或找些书报阅读来打发一天的时间。晚上，他要等到机场商店打烊才开始出来活动，去机场的卫生间洗衣服。纳瑟里的衣服永远是那么整洁，他的胡子从来没有不修边幅的时候，他的所有物品也整齐地放在一个磨起边的手提箱和一堆标有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标志的盒子里。

久而久之，纳瑟里成了戴高乐机场的一个风景。来往的乘客都认识他，并经常和他打招呼，机场的工作人员和他也很熟络，常给他递来一杯咖啡和他聊天，机场牧师也总是隔三差五地来探望他。更有趣的是，住在法国的纳瑟里的妻子把每天去机场看望他当成了必修课。虽然人们对待纳瑟里都很友好，但生性倔强的他从不接受别人的帮助，曾有机场员工试图送给他衣服，就被他说的“我不是乞丐”而拒之门外。

其实，纳瑟里并不缺钱。2004年，他把自己的故事卖给了美国“梦工厂”电影公司，获得25万美元的电影版权费，他的传奇故事还被好莱坞著名导演斯皮尔伯格改编成电影《幸福终点站》，吸引了著名影星汤姆·汉克斯的出镜。其实纳塞瑞的传奇故事早在1993年就被法国人拍成了电影，名叫《从天而降》（Tombes du Ciel），这部电影令法国社会注意到纳塞瑞的问题，促使当局给了他难民身份。但他却仍然不愿离开，他认为自己如果离开戴高乐机场，就会被逮捕。

对于通过候机厅去往世界各地的飞行员、机场职员、快餐商和千百万乘客来说，58岁的纳塞瑞已经成了一个后现代的标志，如今他又成为好莱坞式符号中的一员。纳塞瑞的故事激起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创作激情，他买下了纳塞瑞传奇经历的改编权，并将与汤姆·汉克斯合作拍摄了这部《幸福终点站》。纳塞瑞的故事只是激发了斯皮尔伯格的灵感，电影所要讲述的并不是他的故事。好笑的是，纳塞瑞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即将被斯皮尔伯格当成电影素材却不知道斯皮尔伯格是谁的人，问起他这个问题的时候，纳塞瑞一脸的茫然

“他是日本人吗？”

“我知道我现在已经是个名人了，这是我未到巴黎之前从未体会过的一种感觉。”纳塞瑞不无自豪的用他那种软软的波斯语告诉我们。因为常年无法见到阳光，纳塞瑞显得十分苍白，他最近一次看到阳光是在1999年。他说：“我很不快乐，因为我没有私生活可言。”

想要将纳塞瑞的故事拼凑到一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他对一件事情总有不同的描述。两年前，他曾经告诉媒体联合国难民署的高级专员一直在找寻他的父母以证明他的难民身份，但是某位发言人说此话纯属无稽之谈。纳塞瑞一直称自己于1977年因参与反政府活动而遭到流放，其驱逐罪名为反对伊朗王默哈迈德·礼萨·巴列维的统治。

不论如何，只要是在戴高乐机场过境旅客，都会要一张纳塞瑞的照片留念。机场当局也尽可能让纳塞瑞住得舒适一些。机场所有红色塑胶椅最近都拿掉了，只有纳塞瑞睡的那张留了下来。机场附近的商家甚至发起了“留下纳塞瑞”运动。因为有人创下全世界停留在机场最长时间的纪录，对生意只有好处，没有坏处。2006年8月，纳塞瑞因健康问题离开机场，到医院接受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