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鸿舫

  黄氏认为：刺灸与汤液，法虽异而理同，故《内经》、《难经》、《甲乙经》固为针家所必读，即《伤寒论》、《金匮要略》、以及后世各家方书也须一一揣摩。否则徒夸手法取穴之末，舍辨证求因、审因立法之本，焉能奏效。

(一)辨证审因，主次分清：“治病难，难在识症。”某一病可见某一症，某一症则不一定即某一病。病有在脏在腑、在经在络、在气在血、在营在卫之分，症有属寒属热、属虚属实之异；真寒假热，假寒真热，大实如虚，大虚若实，尤当明辨。必须善于从复杂之现象中，抓要点，分主次。认得真，拿得定，则治有所据，法有所循。黄氏认为外感与内伤之辨，乃是审因的总纲；祛邪扶正，乃是论治的大法。邪盛者当祛邪，邪去则正自安；正虚者当扶正，正胜则邪自退；泻中寓补，补中寓泻，此为理法之常。但是注意攻邪太过则伤正，扶正不当可助邪；因此黄鸿舫主张治外感既要善于祛邪，又要善于顾正；治内伤既要善于扶正，也要善于顾邪。又认为邪之伤人，每因人而异，治与不治，往往取决于正之能否胜邪。实践证明：邪盛者治之尚易，正衰者理之较难，所以一再强调既要辨邪，更要识正。

(二)立法精简，治理分明：“先议病，后议穴。”盖法有定而方无穷，立方选穴，要求灵活，但必须针对病情，精赅扼要。如同是一阳明经病的齿痛，下齿痛应取合谷，因手阳明经入下齿中；上齿痛则应取内庭，因足阳明经入上齿中；应从“病随经所在、穴随病而取”之理循经选穴。治疗之道，切忌死守一方一穴而按谱施治。

(三)法宗东垣，治从香岩：黄氏对李东垣、叶香岩诸家之说，深为服膺，故对于内伤杂病及外感病后之调理，必须以脾胃为中心，更宗营、卫、气、血以论治。盖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养生之本；营卫气血皆化自水谷，十二经脉也起自中焦。故脾胃清和就能滋生气血，气血充盈，则可调和经脉，灌溉四旁。若纳运失常，升降失司，则气血日衰，经脉乖乱，病从内生。营卫不固，外邪也易入中。内伤之因，也不外乎情志、饮食、劳倦所伤。情志之病以思虑忧愁者居多，思虑太过则伤脾，忧愁虽伤肺，但忧愁不解则伤意，亦能影响及脾。至于饮食劳倦，更与脾胃有关。诸如痰湿、食滞、气虚、血衰等症，也无不与脾胃相关。因此，治内伤杂病，守法于脾胃之调理，实具有重大意义。当然，重视脾胃的论治原则，并不废弃对其他脏腑的论治方法，相反要更好地运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据经络的逆顺出入来推求病机，精心论治。如：治虚痨常用足三里、太白、太渊、中府、下脘等穴，以培土生金。治木贼土虚的胃脘痛，常用足三里、太白、中脘、行间、内关等穴，以培土泄木。治脾肾阳虚的泄泻，常用气海、大横、复溜、肾俞、阴陵泉等穴，以益火生土。治气喘溺少的肿胀，常用气海、关元、列缺、阴陵泉、脾俞等穴，以崇土制水等等。至于调治脾胃的刺灸方法，虽宗东垣而不囿其说，尝谓：“师古不泥古，一家有一家之长，一家有一家之短，偏执一见而盲从一家，则用穴立方，必难丝丝入扣。”认为东垣之立法详于治脾，略于治胃，偏于温脾阳，忽于养胃阴。香岩以“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太阳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立论，可谓别具卓见，正补东垣之未备。刺灸系从外治内之法，似难与药物有寒、热、温、凉、燥、润之性相等同，但论其治法之理亦一也。刺灸之用，也须掌握这些特性。如病在阳明宜针，病在太阴宜灸；气滞血瘀宜针，气虚血衰宜灸；胃有燥火者宜针，肾阳不振者方可灸。因为艾性温燥，宜于温阳逐寒，不宜于养阴清热也。用穴立方，也应病而异；如病在气分，偏重阳明；病在血分，偏重太阴；通降失司，治从阳明；健运失职，治从太阳；虚人饮食所伤及外感暴病新愈，当以理胃为主；内伤劳倦及久病之后，当以理脾为主。营卫气血方面的刺灸方法，主要根据病邪深浅而定，即在卫者刺宜浅，在营者刺宜深；病在气分，游走不定，常用上病下取、下病上取、左病右取、右病左取之法；病在血分，沉着不移，每随其病之所在而取穴。

(四)因时制宜，不拘一格：“诊病不察传变，最易陷于被动。”病变无穷，治法亦无穷，深知随机应变之理，乃可防之于未传之前，治之于已传之后。所以要视疾病之演变，而因时制宜，不可执一不化。临诊治病，不拘一法，方能运用自如，得心应手。

  黄氏所用补泻手法，主要由上述十二法综合而成，尤以徐疾为基本大法，并结合营卫气血，因病而施。尝谓：“用针之要，在于调气，调气之道，全赖补泻，补泻之用，要知迟速，徐疾之法，当分左右。”对《难经·七十八难》"知为针者信其左，不知为针者信其右”体会颇深。主张病属于实，刺之宜急，攻邪当疾入疾出而徐按，使郁滞得通，邪气易出。病属于虚，刺之宜缓，补正当徐入徐出而疾按，使经脉无伤，真气不泄。盖刺虚者下针贵迟，速则伤血；出针贵缓，急则耗气。刺实者下针贵速，迟则滞气；出针贵急，缓则郁气。对提插的用法问题，前人皆以插补提泻立说，黄氏认为，插提二法，各宜补泻，插则针深，补泻于营；提则针浅，补泻于卫。至于行针候气，也有先后左右之分，认为如果侧重候气于既针之后，而不重视致气于未针之前，是不够全面的。因此，他在行针前非常重视左手循压之法，藉以推助经气，这些方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而发展起来的，在临床上确有其实用价值。

黄氏行针之时，必聚精会神，全神贯注，不扰于众物。他最反对粗心大意和置针于穴中而毫不介意之态度。此外，黄氏认为《内经》有言，“行针之要，旨在深浅”。病有深浅，刺亦应有深浅。病在卫者卧而剌之，病在营者切而刺之，这也是黄鸿舫先生常用针法之一。病浅针深或病深针浅，均无能达到“以平为期”之目的。深浅是否适当，关系到治疗是否中病。总之必须做到心毋二用，精心行针，静心观察反应。深浅要恰到好处，太过不及，均所勿取。

黄氏善于《玉龙经》透针一法，如病在卫分，刺以平透，如地仓透颊车治口噼，风池透风府治风寒在表，肩髃透臂臑治肩臂痹痛等等；病在营分，刺以直透，如内关透外关治邪陷心包，间使透支沟治久疟，阳陵泉透阴陵泉治鹤膝风痛等等。由于当时尚无不锈钢针，所以黄氏喜用纯金制针，与其他针相比，即其性柔而无生锈之弊，非欲喧炫于人也。由于素来不用着艾烧针，世人皆以“冷针”名之。所谓冷针，盖与“温针”相对而言，并非一派寒凉之冷。对寒症用针，亦常暖而刺之，此法虽与楚人温针不同，而欲其温通，毋使气血因寒凝滞之义则一。所以虽曰“冷针”，亦宜于治热而又治寒也。此外也善用艾灸炳等法，如脾胃病调治就常灸足三里下脘两穴以和胃畅中。

  黄氏临床经验丰富，临诊治疗不拘于一法，每多独特之处。除前述脾胃等证外， 择例介绍于下。

(一)中风证治，辨闭与脱：中风肢冷脉伏，虽系脱症必见症候，便闭症在邪热入里，气血不得宣通时，也能因热深厥深而出现肢冷、脉伏。其辨证关键在于细察神明，一般由于热邪内陷所引起的闭症，多见神昏谵语，甚至撮空理线；脱症则多半神志清醒或似明似昧，即使有昏迷，亦无谵妄。在治疗方面，闭症应用开窍通神、清热解毒之法，使热邪有外泄之机，一般先刺水沟、十宣或十二井、百会、间使透支沟、陷谷等穴，次刺厥阴俞、膻中、大肠俞、丰隆等穴；决不可误认为“脱”而乱投灸法，以致助邪深入，不可不慎。尤其在血压下降时，更要明辨，以防误诊。如属脱症，当然应用回阳救逆之法，一般常用小炷灸，艾绒中掺入附子、麝香等药末。先灸气海、关元、复溜，次灸百会、足三里等穴、壮数非20～30不足以收功。

(二)痿症痹症，必夹湿邪：认为痿症以热邪形成者居多，痹症以寒邪形成者居多，但两者必夹湿邪，此辨证所不可忽略也。痿症有湿重于热或热重于湿之分。湿重于热者，症见苔腻不化，脉象濡滑，此因湿郁不化，络道痹塞所致，当守崇土逐湿、去瘀通络之法，常取手足阳明、足太阴三经腧穴为主，是宗《内经》“治痿者独取阳明”之旨。热重于湿者，症见舌质红绛，脉象濡数，此因湿从燥化，热甚伤阴所致，当宗“泻南补北”之法。清金制木，则土不受戕，清热养肺，则金不若燥。一般常取于手太阳、手阳明、足少阴、足阳明等经腧穴治之。

痹症有寒重于湿和湿重于寒之分。寒重于湿者，筋多拘急，痛多于酸，治以温营逐寒、化湿通络。常用留针法，佐以隔姜灸。湿重于寒者，肢节沉重，酸多于痛，治以健运分消、去瘀通络。常用圆利针刺之。寒化为热，关节肿痛灼手者，则针以泄其热，每可奏立竿见影之效。

(三)脘胁胀痛，灸治四花：崔知悌四花穴，历来多用来灸治骨蒸劳热。根据黄氏经验，对操劳谋虑，劳伤于肝，肝无血养，虚无不归所致的脘胁胀痛，灸之颇能应手。认为膈俞属血会；胆附于肝，相为表里；肝为藏血之脏，胆为中清之府，取此二穴，有养血柔肝，理气止痛的作用，同用佐以足三里、三阴交两穴，灸之能使土旺而能抑木也。

(四)手指麻木，十宣堪针：黄氏应用经外奇穴常不拘于古人经验，如用十宣穴以治手指麻木之症。认为此病属气虚者固有之，而属湿痰败血者亦非少数。盖血以丽气，气以统血。营气所到之处，气无不丽；卫气所到之处，血无不统。譬之久坐倚着，则麻木不得行动，此理甚明。刺十宣穴微微挤出恶血，去瘀则生新，十可愈其七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