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过
人物介绍
苏过为苏轼前妻王弗堂妹王闰之所生。苏过从小到三十岁前,几乎都生活在苏轼身边,在父亲精心教育和培养下,不仅能诗能文,而且擅长书法绘画,且大有乃父之风,故时人以“小坡”誉之。他是“三苏”之后,子弟中最承家风者;而在他们三弟兄中,又以苏过的才华和文学艺术成就最为突出,所以又有“苏氏三虎,季虎最怒”之说。指的就是苏过文章、书法笔力遒劲,气势不凡。在文化精神方面,苏过秉承父亲的遗风,兼采儒、道、释诸家之自由思想,形成了比苏轼更为纯粹的自由人生哲学。他以自己的出处行藏和诗文作品,铨释了宋代文化、文人中那种既缘于历代自由文化传统,又独具宋人兼容而通达、内省而广大的风神韵致和使用价值的精神体系——“斜川之志”。
苏过的童年多是随父亲的游宦生涯,在频繁的迁徙中度过的。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移知湖州,不久便发生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七月底被拘捕,八月中旬被押抵汴京,囚禁在御史台所属的监狱中。这年苏过年仅七岁,大哥苏迈随父到京城照顾父亲,他则同二哥苏迨留在湖州母亲身边。父亲蒙冤受屈的痛苦,人们歧视的目光,以及亲友冷落的态度,使年幼的苏过遭受心灵上的沉重打击,感到仕宦的艰险和人情世态的炎凉。几个月后父亲被释,贬谪黄州。在黄州,父亲微薄的薪俸难于养家糊口,加之生活环境不好,甚至还要靠苏轼亲自下地种菜,来补贴和维持全家人的生计。使童年的苏过和家人常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这就培养了他后来淡泊宁静、安于贫贱的的性格和人生哲学。元祐元年(1086年)神宗驾崩后,哲宗新立,高太后垂帘听政,熙宁、元丰年间受打击的人相继起复并受到重用。父亲也奉调京城,先任中书舍人,后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叔父苏辙也在京中任要职。苏过后来在回忆京城生活的《冬夜怀诸兄弟》一诗中写道:“忆昔居大梁,共结慈明吕。晨窗惟六人,夜榻到三鼓。”记述了他和叔伯兄弟一起,早起晚睡,共同读书习文的愉快情景。然而这种童年不可多得的安定和乐生活,仅持续了四年时间,不得不因父亲受到政敌打压,被迫离京出知杭州而中断。
父亲苏轼一生可谓多灾多难,宗派斗争和文字狱使他受尽折磨。他才高名大,交游广,徒众多,因此政敌们不会轻易放过他。自乌台诗案之后,他又多次遇险遭祸,最后一贬再贬,直到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去世。苏过总是陪伴着被贬谪的父亲而长途跋涉,乃至万里投荒。他悉心照顾父亲的生活起居,聆听父亲的教诲,并时时安慰父亲痛苦的心灵,因此常常受到苏轼的嘉许。绍圣元年(1094年),苏过随父初到广东惠州时,写有一首《和大人游罗浮山》的诗:“海涯莫惊万里远,山下幸足五亩耕。人生露电非虚话大椿固已悲老彭。蓬莱方丈今咫尺,富贵敝屣孰重轻。结茅愿为麋鹿友,无心坐伏豺虎狞。”诗中充满了对含冤受屈父亲的安慰之情,在艰辛的耕读生活中,只要他学道有成,利禄富贵视若“敝屣”、“露电”。正好表现了时年二十二岁的苏过,其甘于淡泊、不求富贵的旷达思想。惠州三年的谪居生活,对苏氏父子来说是十分艰苦的,这几年苏过主要过的是侍养父亲的耕读生活。苏轼有诗云:“小儿耕且养,得暇为书绕。”并写诗赞之,说苏过有奇志,其《凌云赋》笔势如《离骚》。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再贬海南岛儋耳县,苏过把妻儿留在惠州白鹤新居与兄嫂住在一起,独自挑着书担随父亲,更为荒僻的的海南儋州,与语言不通、习俗相异的黎族人杂居。在海南的三年间,苏过除了担负起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外,也像在惠州时一样,在东坡的指点下,读书作文,从未间断。而更可贵的是,他注意观察当地的社会生活,了解民间疾苦,写下了不少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文。如他写的《怀惠许兄弟》诗,记述了海南当地的风土人情,还特别提到了与当地人民的友情:“椰酒醍醐白,银皮琥珀红。伧狞醉野獠,绝倒共邻翁。莳芋人人送,囷庖日日丰。瘴收黎母谷,露入菊花丛。海疍羞蚶蛤,园奴馈韭菘。槟榔代茗饮,吉贝御霜风……”岭海七年,苏轼父子以读书、著述、诗文唱和为生活的最大乐趣,这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寄托。苏轼在海南“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食芋饮水,以著书为乐。”苏过在儋作《志隐》,深得苏轼嘉赏。四十五岁时又作《〈志隐〉跋》,说《志隐》为“效昔人《解嘲》、《宾戏》”之作。“昔人”指的是杨雄、班固。可见苏氏父子所效之人,皆以文化自守,以著述为业者。岭海时期,年轻的苏过读书不辍。苏轼《与徐得之》云:“儿子过颇了事,寝食之余,百不知管,亦颇力学长进也”。又《和陶渊明园田居诗》引曰:“归卧既觉,闻儿子过诵渊明《归园田诗》六首,乃悉次其韵”。读、和陶诗,是苏轼父子谪居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又《与程秀才》书云:“儿子到此(儋)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苏过《借书》诗也记述了以客主问答的形式,揭示了将终老海南、不图仕进的主旨。此事:“借书如借田,主以岁月计。常恐遗地力,敢有不敛穧?便便五经腹,三冬良可继。倘有愧寸阴,得无讥没世”。借读而整部抄写,可见其勤奋。观其笔记《书田布传后》、《书周亚夫传后》、《萧何论》、《记交趾进异兽状》、《书二李传后》、《读楚语》、《书张骞传后》、《东交门箴》等文,更知其读书之精深。谪处蛮荒之地而如此勤学,乃知文化何以钟于苏门矣。据朱弁《曲洧旧闻》载,苏过读《南史》,东坡卧而听之,因论粪土因人而贵贱之理。此亦当为居儋之事。苏轼《与元老侄孙》书云:“海外亦粗为书籍,六郎不废学”。又据《苏过墓志铭》载,苏轼命过作《孔子弟子别传》,可见苏轼谪居教子之一斑。苏过到海南的次年所写《志隐》一赋,以客主问答的形式,揭示了将终老海南、不图仕进的主旨。作者假客人之口,描绘了海南环境之恶劣,劝说主人正当年轻有为之际,应力图仕进,做钟鸣鼎食之谋。而主人则列举仕途的艰险,极力描绘海南山川秀丽,物阜民淳。不难看出苏过已和父亲一样,已深深爱上美丽富饶的海南岛,正如苏轼诗所言:“海南万古是吾乡”啊!
元符三年(1100年)苏轼遇赦北归,次年六月父子二人回到常州,历尽沧桑,万里归来仅月余,父亲便溘然长逝,自然令苏过兄弟伤痛不已。次年,苏过兄弟迁葬父亲于汝州((今河南临汝)郏城县小峨眉山,苏轼遗言有云:“尝爱郏山形胜类其乡,遂有终焉之志”。他选中小峨眉作为葬地主要是因为此处似家乡峨眉的缘故。为了看守父亲坟墓,苏过便移家汝州,从此长住在那里。苏过于父丧期满后,本可再图仕进,但当时蔡京当权,不准元祐旧臣子弟在京城任职,纵有盖世才华,也不为朝廷所用。后来虽于四十一岁时,做过太原府监税;四十五岁时做过颍昌府郾城知县,终因党禁关系而被罢免。苏过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三度出仕,实则两次为官共七载。而不论在官还是居家,都不曾改变厌仕而慕陶的情怀。这是颇具宋人特色的精神现象:厌仕而不弃,学陶而不隐。既要吃饮,又要安顿心灵。宋人学陶主要是学其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超脱平淡的处世情怀,任真率性的生活态度,“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诗风。这或许与宋人儒、道、释兼融的文化态度有关。苏过晚年回到颍昌,“营造湖阴水竹可供玩赏者数亩”,这年为宣和辛丑年(1122年),苏过50岁,恰好与陶渊明居斜川时同一甲子。故将家居之地命名为小斜川。苏过受父亲《和陶诗》的影响,十分仰慕陶渊明,故号斜川居士,以明其志。他在《小斜川诗序》中写道:“予近卜筑城西鸭不陂之西,依层城,绕流水,结茅而居之,名曰小斜川。偶读渊明……畸穷既略相似,而晚景所得略同,所乏者高世之名耳。感叹兹事,取其诗和之。”从此便过起诗酒自娱、耕读课子的隐居生活来。而这种陶渊明式的田园生活,却非常短暂。后曾出任代理河北定州通判,任期仅半年时间,宣和五年(1123年)即病逝于行道中享年51岁。苏过安葬于河南郏县东坡墓地之东南,晁补之为之作墓志铭。
主要作品
点绛唇
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起来搔首。梅影横窗瘦。
好个霜天,闲却传杯手。君知否。乱鸦啼后。归兴浓如酒。
贡献影响
苏过书、画之胜,克肖其先人。善作怪石丛筱,咄咄逼人。轼有观过所作木石竹三绝,把他的画与文可的画相提并论,以为“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解与竹传神”。又时出新意作山水,远水多纹,依岩多屋 木,皆人迹绝处,并以焦墨为之,此出奇也。日本君台观藏有所画。行草笔法亚乃翁。楷书古劲,有楷书石刻在定州天宁寺壁。又书金光明经四卷,手自装治,送虔州重庆禅院。卒年五十二。事迹参见《宋史》本传、《画记》、《清河书画舫》、《石门文字禅》、《挥尘三录》、《定州志略》、《东坡集》、《君台观左右帐记》。
苏轼岭南范氏范镇
苏过能文,有《斜川集》二十卷行世。(此据《宋史》本传,他书著录均为十卷),已佚。清乾隆时人吴长元得旧钞残本,并从他书纂辑,厘为六卷,其中诗三卷。事见《永乐大典》卷二四○一引《宋故通直郎眉山苏叔党墓志铭》,《宋史》卷三三八有传。亦能书画。宋徽宗曾宣召苏过入宫作壁画。
苏过诗,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校以清乾隆武进赵氏刊本(简称赵本),清旧抄本等。新辑集外诗,编为第四卷。
人物评价
苏过诗中的怀人之作,情真意切,哀而不伤。如《将至五羊先寄伯达仲豫二兄》,先写党内与二兄分离时的悲伤、怀念,后写将归的欣喜。石后面部分写道:“崎岖七年中,云海同浩渺。岂知羌村晚,惊拜杜陵老。干戈虽事异,欢喜动夷獠。山川旧凄惨,云物今清好。不似元都桃,秋风不堪扫。”他的唱和诗,也不是一般性的应酬文字,而是抒胸臆,叙友情,乐田事,悯农耕,多属言之有物。苏过的诗歌中,抒怀诗作不少,他总是不加掩饰的吐露心声,直抒胸臆。我们知道,自古隐逸者无法回避的实际问题。陶渊明真正做到了弃仕禄而求自由,而苏过终未能做到这一点。其实许多年来,他早已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存问题的迫切,因而学陶的同时常常流露出生计艰难的感慨。他在《和叔宽赠李方叔》中吟道:“谁令三径荒?投老食屡艰。……不求桑榆暖,乃慕桦桂寒。学稼虽可贱,乐志良独难。当观五鼎食,不异瓢与箪”;在《送伯达兄赴嘉禾》诗中吟曰:“我生三十余,忧患恰半生……五载卧箕颍,分甘一廛氓。 嗟哉生理拙,口腹不解营” 。苏过《次韵渊明正月五日游斜川韵》是其诗中最具渊明风神韵致之作:“春阴翳薄日,白石俯清流。心目两自闲,醉眠不惊鸥。……澄江可寓目,长啸忘千忧。倘遂北海志,余事复何求”。此诗得意处,也可以说“不甚愧渊明”了。又如他对自己最后十年的官场生涯,那种厌仕思想和思归情怀,在诗中就做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初入仕途,他的体会是:“我生江海上,性与鱼鸟逸。端来入世网,竟坐形骸役。此心本洞然,六月遭怵迫。”“我昔千里上太行,身世漂零如逆旅”。他盼望这种违心的仕宦生涯早日结束:“何时脱缰索,着我林泉帽”“安得浪漫游,时解冠带缚”“身作三年客,愁随万点鸦。家书空系雁,灯信未沾花。万里寻归计,柴桑似有涯”。《和赵承之竹隐轩诗》极言厌官思隐之意:“莫将不赀身,玩此有限年。必待三径足,何时赋归田?陶令甑无栗,阮公不言钱”。然而迫于生计,他又不能弃官归去:“我恨营口腹,敛板惭妻孥。三径未及归,高卧子不如”。同僚诗友任况之将“返旧庐”,他徒自羡慕:“息肩子有日,我愧今不如。嗟哉妻孥累,口腹亦见驱。一坠世网中,局促辕下驹”这种违心又无奈的小吏生涯对他来说是痛苦的煎熬:“青衫百僚底,屏气不敢出。谓当哭途穷,何当折腰膂……念我丘壑人,老矣事簪组。端如赴缧囚,坐受狱吏侮”。后来苏过回忆这一段生涯,仍有“簪裳如缧囚,我生三年系。一落尘网中,遂负山林志……凄凄百僚末,举首触嗔忌。早知折腰恶,谁敢朱云吏”之叹。他在罢太原监税不到一年,又奉敕命知郾城县,在任四年多,他觉得像身不由己的工具一样被驱使:“我方处世如铅舂,自知冠冕久不工”。
苏过元符元年在儋耳作《志隐》赋,以苏轼所信奉的顺应自然、随遇而安、安贫乐道的思想来宽慰父亲:“子知鱼之安于水也,而鱼何择夫河汉之与江湖?”他在惠、儋时期写的诗文,有许多都含有援道、释以宽慰父亲的用意。他在安慰父亲的同时,其实也在安慰自己,因为庄与释是他终生的精神伴侣啊。苏过的赋除《志隐》外,《思子台赋》和《飓风赋》,已早行于世。《思子台赋》系就汉武帝错杀太子据,后又作“归来望思之台”以级寄哀思一事加以评论铺叙而成。赋中对汉武帝的多忌、暴戾、嗜杀,作了充分的揭露和挞伐,许多大臣“皆以无罪而夷灭,一言以就诛”。并上至秦皇,下及晋惠,他们三人“皆信谗而杀子,匿奸而败国,各筑台以寄哀,信同名而齐实。”这是一篇历史评论方面的赋,颇负盛名。另一篇《飓风赋》,绍圣二年作于惠州,因飓风而论“大小出于相形,忧喜因于所遇”的相对之理,借大鹏以示不忧不惧之意。作品描写海域飓风的发生、发展、结束等几个阶段的景象。写飓风的先兆是“断霓饮海而北指,赤云夹日而南翔。接写飓风初来之迅疾;既而写飓风来势异常凶猛;再写飓风去后人民修墙补屋,相互慰勉;而飓风停止后则是“山林寂然,水波不兴,动者自止,鸣者自停,湛广宇之苍苍,流孤月之荧荧。”事后,回顾当时的惊惧失措,又自我解嘲说:“均大块之癔气,奚巨细之足辩,陋耳目之不广,为外物之所变。”而赋的重点则在飓风正盛的部分,作者用生动的笔触,形象是辞藻,众多的比喻,绘声绘色的描写,表现了飓风声势之大,威力之猛,其夸张铺叙手法,并不亚于汉赋。
苏过的散文写得很好,保存至今的有百余篇。其中的史评史论,彰显了苏过的才气和独到的见解。《萧何论》针对“萧何请以上林苑以与民,高祖大怒而械系之,以付廷尉”一事进行评论,认为刘邦疑忌萧何,真正的原因是萧何智大功高,怕其名望超过自己不好驾驭,“有可疑之势”。就找个借口,把这位开国功臣、治国良相“械系之廷尉”。苏过由此慨叹“功臣之难,自古而然”。文章引用充分的论据,笔酣墨饱,说服力极强。《书周亚夫传》,列举事实说明亚夫逊而能文,任重道远,可谓“真宰相”。“人能轻千金之躯,以任天下之重,祸福不惧,生死不易,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苏过的传记散文《王元直墓碑》,写其舅父王元直的生世经历,为我没娓娓道来,情真意挚,感人至深。苏氏父子在海南时,常与黎族同胞同饮共醉,并接受他们的馈赠,和睦相处。因为有了这样深入的了解,苏过对当权者所采取的一味镇压、盘剥当地少数民族的政策十分反感,写了一份长达二千余字的《论海南黎事书》。在这份时事政论中,他第一次提出了“民族自治”的说法:“为执事计者,上策莫如自治。当饬有司严约束,市黎人物而不与其直者,岁倍偿之,且籍其家而刑其人。吏敢取赂者,不以常制论,而守令不举者,部使者按之……”明确主张朝廷应严禁官吏刻剥黎族同胞,惩办那些贪赂行奸、残民自肥的地方官吏,让其实行自治,自我管束。可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篇论及海南黎族政策的文章。这与苏东坡所主张的“汉黎一家”的进步民族观一脉相承。东坡诗:“咨尔黎汉,均是一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民族平等观念,并盛赞黎族同胞:“黎山有幽子,形槁神独完。”父子二人以平等的姿态观察民族问题,提出了封建时代十分难能可贵的“抚黎”政策。
苏过有诗文集《斜川集》传世,据《宋史》记载有二十卷,经“靖康之难”,至南宋已散佚过半,十分可惜,现仅存六卷。四川眉山人为纪念三苏父子,对苏过的德操和文学成就不能忘怀,故于清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年)镂版《三苏全集》。该雕版实际上包括苏过的《斜川集》残卷三册六卷,其中遗诗五十三首、文十五篇。三苏祠今存有一九九六年版、舒大刚等编著的《斜川集》10卷。眉山试院(今苏祠中学)大门前有对副联:“千载诗书城,坐修竹林中,尽饶佳士;四贤桑梓地,问斜川集后,谁嗣高文?”用此联激励眉山仕子。其中“四贤”,即指三苏父子和苏过,该联现悬挂于三苏祠西大门。苏过生不逢时,未能很好第发展自己的才华,后人深为之惋惜。清人赵怀玉在《校刻斜川集序》中说:“……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之下。惜乎身处末流,仕又再黜,坎坷道死,不获措其蕴于天下,是则才人之不幸夫!”然而即使如此,在宋代,苏过仍不失位一位颇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就非常推崇苏过的诗文,只不过他的文学成就,已被父辈辉煌的光芒所掩盖。
史书记载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苏轼(子过)传
轼三子:迈、迨、过,俱善为文。迈,驾部员外郎。迨,承务郎。过字叔党。轼知杭州,过年十九,以诗赋解两浙路,礼部试下。及轼为兵部尚书,任右承务郎。
轼帅定武,谪知英州,贬惠州,迁儋耳,渐徙廉、永,独过侍之。凡生理昼夜寒暑所须者,一身百为,不知其难。初至海上,为文曰《志隐》,轼览之曰:“吾可以安于岛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传》,轼卒于常州,过葬轼汝州郏城小峨眉山,遂家颍昌,营湖阴水竹数亩,名曰小斜川,自号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
初监太原府税,次知颍昌府郾城县,皆以法令罢。晚权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台赋》、《飓风赋》早行于世。时称为“小坡”,盖以轼为“大坡”也。其叔辙每称过孝,以训宗族。且言:“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
七子:籥(yuè)、籍、节、笈、筚(bì)、笛、箾(shuò)。孙男二人:峤(jiào)、岘(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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