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育才

　　 谢育才（1904—1977），1904年生于海南岛万宁县文渊村一贫苦农民家庭。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万宁县委书记，中共琼崖特委委员，中央红军福建军区政治部科长、中国工农红军独七师参谋长兼第五团团长、政委。

　　抗日战争时期任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支队长、第二纵队政委。河南军区许昌军分区司令员，后又兼郑(州)洛(阳)警备区司令员。1949年随军南下，任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参谋长。1941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闽粤赣边省委副书记。后任江西省委书记。是新中国汕头市首任市长、市委委员和海南农垦局局长兼党组书记等职务。文革时期遭受迫害，1977年3月15日含冤病逝。1979年被恢复名誉。

　　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谢育才历尽坎坷，经受住了风雨考验。特别是他在江西被捕后想方设法越狱向党报警的一段传奇经历，则是他革命生涯中的闪光点。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怕笼罩海南全岛。谢育才一家10人被敌人杀害，妻子被敌人所卖，女儿到处流浪。中共琼崖特委撤往香港,时任中共万宁县委书记的谢育才等也撤到香港,一些党团员流散岛外。谢育才受命代表特委前往南洋,与马来西亚共产党取得联系,要求马共帮助收容、教育、组织逃散在外的党团员。历时半年,谢育才不辱使命,1930年初从新加坡回到香港。一个星期后,他与同乡前往跑马地参加游行示威,途中被便衣警察逮捕,解至巡捕房,并搜查了他的住处。审讯时,谢育才三人假称是到上海读书的新加坡华侨子弟。警察引叛徒进来,也未辨认出,因此被判“驱遂出境”,由便衣押上太古货船,直送上海。

　　在上海几经辗转,谢育才与中共中央组织部联系上,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因需参加特别训练班而时间又未定,暂且参加闸北区街道党的工作。此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6月中旬,上海总行动委员会下令举行“纪念台湾救亡日”游行示威,包围日本领事馆,要求党团员都得参加。行动中一青年胆怯,将一包宣传单丢在地上。谢育才走过去,用脚狠劲一踢,传单四处散开,自己却被外国密探逮捕,关进巡捕房一小牢房。里边又黑又湿,挤着二三十人。几天后,谢育才肚子剧痛,被强行开刀,差点儿丧命。两月后出院,被判六个月徒刑,投入英租界“提篮桥大监牢”关押。

　　狱中生活十分艰苦,终年不得出外活动,冬天半个月才让集体洗澡一次。谢育才同其他政治犯一起,坚持了一周的绝食斗争,终于迫使敌人改善待遇。1931年谢育才刑满出狱后,想办法找到了党,进入闽西苏区开始了11年的军事斗争生涯。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以统一南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并调谢育才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1941年5月,谢育才夫妇离闽赴赣。由于叛徒出卖,7月15日在吉安被中统特务密捕,随后关入泰和马家洲集中营。中统大特务冯琦、庄祖方乃至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纷纷出马诱降,中共江西省委军事部长颜福华被捕叛变后也“现身说法”劝降,集中营特务还以抢走他在狱中出生的儿子相威胁来迫降。这些都未能动摇谢育才的革命意志。在两次试图向外传信、三次试图逃跑未成的情况下,谢育才决心守节而死。他写信给难友:“革命者为真理正义流血,心也甚安。”后来,他从难友传来的字条中得知,省委统战部长林鸣凤全家连老人、小孩都被关进集中营,断定敌特企图封锁江西党被破坏的消息不让传向广东;又从特务的审讯和叛徒的劝降中得知,省委电台已被敌特控制用以联系“南委”,从而分析中统有可能采取破坏“南委”的大行动。“南委”处于危急中!必须向“南委”报警!可是自己戴着脚镣手铐,关着重禁闭,如何逃出?只有假装“自首”,寻机越狱向党报警。然而如果敌特仍不放离集中营,那就弄巧成拙,变成真“失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如此思想斗争一月有余,谢育才决心牺牲个人名节,设法保护“南委”组织。他给难友写下明志诗:“为国捐躯心不忧,惟愿正气永长留。成败论定任褒贬,忠奸自让后史修!”

　　当敌特通牒式地逼降时,谢育才坚持先出集中营再签字。最后敌特当面对谢育才妻子动刑,并答应签字即可出狱。谢育才办理了出狱手续,被押往县城软禁。谢育才以生病为由,对敌特逼问情报,总是敷衍了事。终于趁敌特一时松懈,夫妻弃子而逃,历尽了千难万险,行程一千多里,于1942年5月22日到福建平和县长乐找到党组织,报告了敌特征图破坏“南委”的阴谋。“南委”书记方方随即布置撤退转移工作。

　　1949年谢育才随军南下,任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参谋长,出色地完成了后勤、支前工作。随后任汕头市市长、市委委员。此时经广州市公安局策反后安排“逃至”香港的原中统江西特务头子庄祖方,被错认为“与敌特勾结”,广州市公安局局长陈泊、副局长陈坤因此被开除党籍,逮捕收监(后“两陈事件”平反)。谢育才因庄祖方送还所收养他越狱时丢下的儿子,受到牵连;加上组织上又从“江西省青年留训所”档案中发现谢育才离所时签了“死结”、“密结”,而他在华东党校审查时又没交代,因而被武装“监护”到广州严厉审查,被认定为是“有意长期隐瞒严重的历史关节问题”,再次被开除党籍。

　　谢育才如遭五雷轰顶,并一度思想抵触:在“死结”、“密结”上签字,是任何人离开集中营必办的手续,交代“自首”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自己并非有意隐瞒,而是忽略了枝节问题。失去了党的生活,就是失去政治生命,谢育才感到钻心的苦痛,经常彻夜难眠。但是作为一个革命老战士,在华南垦殖局处长的岗位上,谢育才仍然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1957年4月,广东省委决定“同意谢育才重新入党”。

　　十年浩劫,背负“历史问题”包袱的谢育才,固然免不了受迫害的命运:批斗,监督劳动,写“认罪书”。1976年更被定为“叛徒”,第三次开除党籍。古稀之年,多病之躯,长期患冠心病、高血压症、胆襄结石症得不到必要的医治,加之投诉无门,谢育才于1977年3月15日含冤而逝。然而他始终坚信党总有一天会澄清他的历史问题,临终前一再叮嘱家属,一定要代他表明心迹,以求党的理解,澄清是非,彻底恢复他的党籍党龄。

　　历史是公正的。1979年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为他“撤销动乱中定为叛徒、开除党籍的处分”;1988年中纪委撤销1951年华南分局纪委对他开除党籍的决定。纠缠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问题终于还其本来面目,谢育才久经考验,无愧于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正如童小鹏对他的评价:“历尽坎坷,忠贞不移。英才虽逝,功勋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