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宁祥

    康宁祥，1938年生于台北市万华区。祖籍桃园县，祖上以农为业。父亲年轻时来台北市开饼铺。康1957年入中兴大学法商学院行政系，1961年毕业。当过家庭教师、推销员和加油站工人。1969年11月5日，以无党籍身份当选为台北市议员，开始步入政坛，1972年当选“增额立法委员”，从此随着台湾新兴“党外”势力的崛起，他和黄信介成为并驾齐驱的“党外”领袖。

    台湾在两蒋时期，反对派人士从政有两条渠道，一是参加“中央”及地方“民意代表”和县市长的角逐，争夺权利；二是办杂志，掌握舆论工具。康宁祥充分利用这两个渠道，大力拓展自己的政治空间。1975年连任“增额立法委员”之后，1980年再度连任，1983年又寻求连任时失利。1986年当选为“增额立委”，1991年为第二届民进党不分区“国民大会”代表。

    1975年8月创刊《台湾政论》，黄信介为发行人，康宁祥当社长，它的大部分成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台籍知识分子。他们代表中产阶级宣称：《台湾政论》要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之后，撑起台湾民主运动的大纛。该杂志猛力抨击国民党“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政治机会发展的不平等”，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走“现实主义的路”，改造“国会”，通过公平选举，重新分配权利。虽然它很快被勒令停刊，但是为“党外”势力的发展“偷偷埋下了种子”。

    1979年6月康宁祥和司马文武（张春男）合作创办《80年代》杂志，后来二人又合办了《亚洲人》和《暖流》，三个月刊一度并出，为康宁祥和“党外”势力制造出很大的声势，取得了巨大的宣传效果。1989年6月，康宁祥在台北市创办《首都早报》，但因事过境迁，销售不好，很快收场。

    1986年5月，康宁祥和林正杰联合组织党外公政会“首都分会”，康为理事长，同年9月参与创立民进党，是该党康系龙头老大，连任两届中常委。在1988第三届全党代表大会之后，被党主席的黄信介聘为党的顾问，1990年10月，民进党中常会以其“参加国统会违反党的决议”为由，中止他的顾问聘任。

    康宁祥从政后，一直受到美国激赏，1974年就被美国《时代杂志》，列为台湾人中唯一的“全世界未来150位社会领袖人物”之一，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也称其为“台湾近一个世纪以来，持反对立场的政治人物中唯一具有政治人格者”。故被美国看中，作为它在台湾推行“双轨政策”的工具。从1970年起多次应美国国务院等单位邀请访问美国；1983年选举失败后，接纳他在乔治城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进修，让其亲身切实感受美国的“民主政治”。他和美国的关系中，最惹人注目的是1982年的“党外美、日四人行”。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美建交、随着台湾“民主化”发展和“党外”势力台独倾向初露端倪，美国加紧推行“以华治苏、以台治华、以独治台”的策略，故在1982年6月，美国国务院通过“北美洲台湾人教授协会”，邀请“党外”势力的代表人物“增额立委”康宁祥、黄煌雄、张德铭和“监察委员”尤清访问美国，这就是所谓的“党外美、日四人行”。四个人在美国与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会议的官员及国会议员、中国问题专家等方面的人士，进行了广泛地接触、晤谈，同时，他们还和那里的“台独”组织、“台湾同乡”，就台湾政局发展、台湾前途达成多项共识。康宁祥等的“四人行”，是台湾“党外”势力首次以团体形式离台进行国际活动，是其活动史上的重大事件，在几方面获得突破性进展。

    首先，“住民自决”成为“党外”的第一诉求。“党外四人行”从头至尾都把“台湾前途应尊重台湾1800万人的意愿与决定”放在首位，岛内“党外”杂志也纷纷发表文章，遥相呼应，至同年9月28日，“党外”人士在康宁祥主持下，通过题为“民主·自决·救台湾”的“国是声明”。声明第一条就是“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人民共同决定”。从此，“党外”势力一改过突出“解除戒严”、“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等“政治结构性”诉求的做法，把有关“台湾前途”的“民主、自决”放在了首位，成为和国民党斗争的焦点问题，而且把“民主、自决”视为圭皋，直到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和“台湾前途决议文”，都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岛内外“台独”势力开始公开勾联。康宁祥等人在美国不但首次公开与台独组织接触，还和24个“台湾同乡会”发表“共同声明”。声称：“台湾的前途应由台湾1800万人共同决定”、“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等。这不仅打开了两股分裂势力公开勾联的禁区、为逐步实现两者“合流”打下基础，还制定出了共同行动纲领。

    再次，“党外”势力开始将主要矛头对着祖国大陆。从“党外四人行”开始，它公开表示要和国民党“同舟共济”，一起反大陆、反统一。这集中体现在他们一改“党外”势力一向强烈反对美国卖武器给台湾当局主张，不但支持美国向台出售武器，还说服在美“台湾同乡”也赞成“为了台湾的安全，美国要继续卖防御性武器给台湾”。

    第四，“党外四人行”一路鼓吹：未来5至10年内是发展台湾民主化的“黄金时期”，“党外则是促进民主化的一支不可取代的建设性力量”，呼吁“美国朋友帮忙”，来实现“台湾的民主化”。美国的“高人”也为他们支着：台湾的“民主化”不可避免，但“应该采取和平的、逐渐演进的方式”，不能有“暴力活动”，否则会影响美国“对台湾的看法和信心”。当时著名报人陆铿说，“美国在拥抱台湾党外”，“这反映出美国对于台湾独立仍存幻想，至少对于一中一台是不能忘情的”。

    总而言之，“党外四人行”增强了“党外”的“台独”倾向，时为政论家的唐建国指出：“党外四人行自美返国后，从他们演讲、报告的词语中，除了充满喜悦与成就的情绪外，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出，他们自美国带回了u2018自决u2019与u2018独立u2019的信念”。

    以台湾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党外”势力，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一成气候，就有激进和务实之分。前者以“补选立委”黄信介为首，主张用群众街头运动的方式与国民党抗争；后者以“增额立委”康宁祥为首，主张通过“议会道路”实现和平改革。后来激进派在“高雄事件”中遭到镇压，其路线也随之破产，“党外”势力的活动进入低潮。

    事件之后，康宁祥收集“党外”残部和新崛起的力量，利用岛内外依然存在的有利于发展民主运动的条件，通过1980年“增额立、监委”选举和1981年的五项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使“党外”势力又恢复壮大起来。它在恢复、重新崛起的过程中，都接受康宁祥的务实稳健路线，但羽毛丰满后，许荣淑及其带领下的林正杰、邱义仁、陈水扁等党外新生代，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他发生了新的更加严重的分歧。

    康宁祥主张，面对“中共威胁”，鉴于国民党政权仍是“台湾政治发展的主导力量”，且其权力已主要掌握在技术官僚和国民党新生代手中，他们将在台湾推行民主政治，因此，“党外”应该采取“先求生存，后求发展”的策略：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与其“同舟一命”，“革新保台”，“合力摧毁共产党的威胁”，以达到“互利共生”的目的。为此，“党外”应该采用和平渐进的“体制内改革”，“利用时间这一有利的工具”，通过民主选举，逐渐“蚕食”国民党政权，最后达到“台湾政权台湾化”的目的。在“过度时期”，“党外”“不能偏激冒进，不能使用暴力”，否则会“吃紧弄破碗”，使“党外”再次招致像“高雄事件”那样的镇压。对于“党外”自身，康宁祥认为“党外山头”、“公职挂帅”是无法避免的，“党外”要减少意识形态色彩，不分真假，不要求队伍纯而又纯，使它变成一条人人可走敢走的路。

    “党外”主流派成立民进党之初，这两条路线的矛盾、争斗依然存在，康宁祥仍然属于务实派，直到康系在民进党内衰退、式微、消失止。

    在“党外”时期，康宁祥或直接出面发表言论，或通过他的杂志刊载文章，端出了较为系统的“台独”主张，在基本面上，民进党的活动没有脱出他划的那条轨迹。除了前面提到的“民主自决”、“台湾政权台湾化”之外，又如：

    关于“宪政体制改革”。康宁祥不断鼓吹：“30年前所订立的宪法，到今天已不适合了”，“今天台湾所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宪政危机”；“本人问政12年来均坚持一个原则：即在现有体制下从事宪政改革。”并提出：“应该学习西德制定一个更切实际的新法律，暂时取代宪法的地位，重整新的政治秩序”。

    关于“中华民国——台湾”。《亚洲人》提出，台湾为了应付中共“统一中国主权”的挑战，“国民党政府必须暂时搁置对大陆拥有主权的宣告，正视自己目前只是有效控制台、澎、金、马的事实，设法使u2018中华民国----台湾u2019这个政治实体取得国际法上的名分，如此才能稳住阵脚，立于不败之地”。否则，仍坚持对大陆的主权，“必将退无死所”。

    关于“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八十年代》载文主张：“中华民国在事实上是一个独立存在，主权完整的国家。例如日本承认了中共政权，但是台日航线问题仍是与我们谈判……此示中华民国在台湾是独立行使主权的，也表示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实质关系，并非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而是两个国家。”

    依靠美日，对抗统一。康宁祥一面宣称：“希望美国朋友帮忙“，实现台湾民主化；一面提出：“台湾人民对中共之敌视，逐渐地是着重于保乡、保土、保产、保国之自卫心理……台湾之所以结纳美日等强权，是为了自保防止中共进攻台湾。”他还提出：“要记住，以我们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日本的关系是我们的重要命脉之一。”

    由于康宁祥根深蒂固的“台独”理念以及与美国政界、学界的良好关系；由于他在“台独”势力中元老级重量级地位；也由于他有一套出名的“老康的功夫招式”---熟悉对手、判断准确、老成持重、善抓时机、究竟策略、手段圆熟，因而得到李登辉和陈水扁的青睐。

    “台湾之父”李登辉在位时，先聘康宁祥为“国是会议”筹备委员、“国家统一委员会”委员，后来又在他推荐下当了“监察委员”。康宁祥在“监察院”内一直担任“国防委员会”总召集人，负责尹清枫命案及拉法叶舰军购弊案的调查。媒体说，康宁祥没有辜负李登辉的“一番苦心”，在调查拉法叶舰舞弊案时，他力主弹劾郝柏村，但对李登辉的所作所为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现在又成了“台湾之子”陈水扁手下的红人。今年5月17日，台湾当局正式宣布，任命康宁祥为“国防部”军政“副部长”。

    台湾媒体报道，从今年初，陈水扁就开始考虑“国防部副部长”的人选，并最终锁定了康宁祥。陈水扁一是想借重其“监察委员”任内积累下来的丰富的国防知识；二是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让他代替汤曜明出任“部长”，以逐步在“国防部”内建立了自己的“扁家军”；三是要借重康和美国的深厚关系。但康宁祥曾婉拒出任，他最大顾虑在于：在尹清枫命案及拉法叶舰军购弊案的调查中，身为项目小组召集人，得罪不少军中高级将领，这可能会辜负陈水扁所托，难以落实陈水扁“文人领军”、“军队国家化”的理想。不过，高层仍不改初衷，“国安会”要员多次奉命劝进，最后在尹清枫案等调查告一段落后，陈水扁才完成这项人事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