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aFigner

妃格念尔生于一八五二年，他的父亲是一个早已没落的贵族后裔，因家族的破落而只能在外省做一名护林员，性格阴郁、暴躁、冷酷且专制；母亲是一个淳朴、善良，通过自学而获得了一定知识的女性。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没落贵族家庭，真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时代所创作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一样，一位没落的贵族父亲，顽强的自尊心使得他在内心渐渐走上分裂和变态，一位笃信东正教的母亲，常日跪上圣像面前向上帝祷告，泼散着她那无助的泪水。她的整个童年或是在一望无垠的森林中的自娱自乐，或是在可亲可敬的老奶妈——一个有着一颗高贵的心、抚养了妃格念尔一家三代但同时连自己的年岁也记不得清的旧时代的奶妈——的呵护下度过。

妃格念尔的求学时代，正赶上俄罗斯农奴的解放的时代。尽管这件俄国政治——社会史上的大事对于这个小女孩来说是可能是一无所知的，但事实上她的生活已经被历史改变了。她一如旧时代生于贵族之家的女子，被送进尼基佛洛达的贵族女中。此时的贵族女中的风气已经由改革前的重礼仪、仪表、品行转向重才智、能力。在旧时代的贵族女中中培养出来的大多是矫揉造作、附庸风雅、虚荣势利的沙龙贵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中的卡捷琳娜无疑便是这一旧时代教育下的牺牲品。自然，任何时代的学校都不可能培养与政府为敌的革命者，但新的风气，毕竟不再一如以往般扼杀女性的创造能力与追求了。妃格念尔在总结她在贵族女中的收获时说道：

“学校六年，给了我什么呢？文明的仪表，还有就是和在一切封闭式的学校里一样，与许多地位平等的人共同生活，培育了我的同志感的需要，而正规的学习和严格的作息制度则培养了一定的纪律性。”但她又不无遗憾地说：“但就学习科学知识而言，特别是在智力发展上，这几年不仅收获甚小，甚至可以说阻滞了我的精神发展，更不用说人为地与生活和世人隔绝所造成的危害了。”

就以上这段话而言，薇拉妃格念尔的抱怨正和一般正处于青春期，求知欲望强盛的年轻人一般，渴望收获的不仅仅是繁文缛节的礼仪和带有深厚正教会习气的贵族学校所传授的无实质性内容的虔诚，而是更多的知识和对于社会的认知。也因此，薇拉妃格念尔更乐意将她的智力影响归于阅读同时代的一些新潮、先锋的著作，并认为正是这些六十年代之后出现的著作给予了她以最初的精神启蒙。起先，她在母亲的指导下阅读刊载在大型刊物上的各类小说，但很快，她便不再满足于母亲并不高明的指导和保守的作风。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萨沙》中的名言“言行一致，对自己，对别人都应这样要求”，成了她一生的座右铭，教会了她应当怎样生活，应当追求什么。六年的贵族女中生活结束了，她并没成为《罪与罚》中的“卡捷琳娜式”的人物，反而“长成了一个活泼、快乐、淘气的姑娘，外表上看似文弱，实际上身心都很健康”。如果仅仅是如此，妃格念尔并不能算是一个杰出的女性，走上革命道路之前，她的启蒙教育和贵族女中的关系其实并不大，或许贵族女中在一个活泼向上、并且极富求知欲的女性看来，恰恰就是一个反面教育的典型。

六十年代的俄国是一个近似法国十八世纪的思想启蒙时代。具有启蒙思想家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皮萨列夫尽管将其启蒙思想观点隐晦地包藏于文艺批评、小说、自然科学论文之中，敏锐的读者却感受到了冲击，不过，沙皇的走狗们的嗅觉也异常灵敏。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思想启蒙运动经过了短暂的繁荣之后，又如昙花一现般消隐，杜波罗留波夫死于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与皮萨列夫同在1862年被流放，皮萨列夫几年后返回彼得堡后，生命已暗若幽烛，1868年上便死去了。六十年代活跃于莫斯科与彼得堡的启蒙活动在短短的四五年内被又一次被沙皇扑灭了。但就是这个短暂的时期，已经是自尼古拉一世以来帝国思想界最为活跃的时期了，这个时间段可能是俄罗斯思想界在十九世纪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启蒙思想所带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正是这个短短几年间的思想启蒙活动，奠定了俄罗斯其后半个世纪的革命活动的思想来源。恰似这么一个比如：思想者在身体上可能被暗杀、流放，但思想却不可能被暗杀、流放！干柴之上已有火星，大风吹来，势必要蔓延开来，并最终焚烧整个罗曼洛夫王朝。

妃格念尔的家庭在六十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中成为其中一员——开明、自由贵族。她的父亲晚年转向了自由派，甚至崇拜马志尼——意大利的革命团体“青年意大利”的领导人。这不能不说是这位出生没落贵族的父亲的一大转变。年轻的薇拉完成了学业之后，开始疯狂阅读当时先进的文艺作品和刊物（《现代人》，《祖国纪事》，《俄罗斯言论》）。她的开明的家庭、身边时有发生的因为对自由恐惧，而进行的扼杀所产生悲剧，更使她产生了强烈的追求自由的情绪，在阅读奥热日科（波兰女作家）的一篇小说时，妃格念尔发现，其中的一段描写正表现了她当时的情绪：

“圣母站在教堂尖顶，双手伸向人间，这双手伸向不幸的人们流不尽的泪水中，从手里洒下金线，照亮着、温暖着一切需要爱和怜悯的人。”她在懵懂之中已将自身的命运与不幸、苦难、愚昧、疾病的民众联系在了一起。这是非常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的启蒙思想，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正教会传统观念中纯洁的圣母形象时刻砥砺着这些知识分子为追求社会正义的事业而奋斗。经过她开明的舅舅给予的理论指导，妃格念尔最终走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主义——“合理利己主义”：

“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应当成为一个人的生活目的”

对这一信条，她欣然接受，并奉之为金玉良言，“所有这些情绪和影响，必然要求冲破尚在家庭小天地中的无忧无虑的乡村生活。不能无所事事地生活，不能没有远大崇高的目标。”一个具有现代女性所应有的信念的在她仅只十八岁时便形成了。

妃格念尔决定效法她的前辈——苏斯洛娃，成为一名医生，用治疗的办法去救助不幸的民众。然而，事与愿违，她的导师因其激进观点而被政府迫害，终身不得执教。后她又展转前往瑞士求学。在那，她获得了西欧社会思潮的武装，读到了大量民粹派的文献与书刊，进一步使她认识到，靠手术刀与药品不可能挽救一个帝国，办法必须是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以建立新的政府。一八七六年，她坚毅地放弃了学业，转而返回俄国从事革命活动，她不无骄傲地宣称：自二十四岁起，我的生命整个地与俄国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了一起。从此之后，妃格念尔便作为民粹党人的核心人物出现，在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小组中，妃格念尔甚至领导人之一。

薇拉妃格念尔所在的社团——民意党的活动，在今天看来，过于极端、暴力，民意党虽然在七十年代末与八十年代初风光一时，甚至在一八八一年成功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其理论毕竟过于浅薄——以暗杀一批被视为国家蛀虫的高层人员而谋求统治阶层的全面崩溃实；行动上又多受各派责难——不仅来自革命阵营的外部，革命阵营中的立宪民主派与自由派皆否定此种极端方式——而不得资助，终于八十年代末流于销声匿迹。俄罗斯的民意党人在销声匿迹大约十余年后，便传入中国，当时革命派人物，以民粹党人中曾经暗杀过彼得堡总督的索妮亚为楷模。但，中国的民意党人的活动，取得的成绩也十分微薄，鲁迅的小说《药》中，革命党人的鲜血尚可成民众用来治疗肺痨的良药，实在让人觉得颇有些悲哀。而俄罗斯民意党人在活动最高峰的十九世纪70——80年代，俄罗斯信奉东正教和沙皇老爹的民众，也并不理解，在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暗杀活动中，尽管甚至将沙皇老爹炸死在彼得堡的大街上，但实质性的成绩最了了无己。许多论者曾有疑问，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为有史以来最刚烈暴躁一群，非但桀骜不驯，更从无妥协之余地，为何在进行了长达一百年的革命之后才能推翻罗曼诺夫王朝。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无明确答案，但，极有可能的因素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革命活动往往是一种宗教般的献身精神，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单方面的信任在1874年民粹运动失败之后再无挽回，此后，知识群体往往单方面依靠自身的力量与整个沙皇政府为敌，也因此，往往收效甚微。

对薇拉妃格念尔的革命活动与理论或可责难，但其人之高风亮节、坚贞不屈，百余年后，流风余韵犹在。革命激情早已为历史所湮没的，浮泛之上的，或许只有对妃格念尔和她的革命同志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