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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

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

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Zazarz Ludwik Zamenhof,1859-1917),波兰籍犹太人,世界语的创始人。他出生在比亚韦斯托克,当时波兰正受沙皇俄国统治,根据俄国的户籍规定,取名为拉扎鲁·马尔科维奇·柴门霍夫 (加上父名)。但波兰独立后,根据新政府规定,虽然他是犹太人,但也得加上基督教教名,所以他的身份证上的名称变为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柴门霍夫的母语是俄语和依地语,但他也精通波兰语和德语,他又曾学习了法语、拉丁语、希腊语、英语和希伯来语,同时也研究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立陶宛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把柴门霍夫博士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以表彰他对人类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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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 - 家庭背景

他出生时波兰在沙皇俄国的统治下,根据俄国的户籍规定,取名为拉扎鲁·马尔科维奇·柴门霍夫 (加上父名) ,但波兰独立后,根据新政府的规定,虽然他是犹太人,也得加上基督教教名,所以他的身份证上的名称变为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

柴门霍夫的父亲是一位语文教师,这为儿子学习语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童年时代,柴门霍夫就学会了波兰语、俄语、德语,上中学以后,他勤奋学习,又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法语、英语、乌克兰语。从十六岁起就开始致力于国际语的研究,他仔细分析各种语言的特点,探索它们之间的共同规律,经过两年多的刻苦钻研,十九岁时终于完成了后来叫做世界语的初步方案。

他出生的小镇有三个民族的人居住:波兰人、犹太人和白俄罗斯人,由于语言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经常互相产生偏见和仇恨,柴门霍夫认为语言不同不能互相交流是产生偏见的主要原因,还在华沙上中学时,他就试图创造一种人类共同的语言,以使不同民族的人您可以很好的互相交流。为了庆祝新语言的诞生,柴门霍夫邀请同班同学到自己家里聚会,这批年青人,第一次用这种新的语言,热情地朗诵了自己创作的诗篇。但是,柴门霍夫的行动受到社会的无情嘲笑和非难,甚至被斥责为“狂妄”。在舆论的压力下,他的父亲也严厉予以制止。为了不致影响儿子的学业,让他集中精力学习医学,在他去莫斯科上大学时,他父亲竟狠心地把有关材料烧掉了。然而任何打击也动摇不了柴门霍夫的意志,他坚信自己从事的事业对人类是有益的。

大学毕业以后,一面从医,一面以顽强的毅力继续对国际语方案进行深入研究,并用这种新的语言,进行大量的翻译和创作实践,不断地修改自己的语言方案,使之日臻完善。

后来他到莫斯科和华沙先后学医,毕业后成为一名眼科大夫,在行医过程中他一直学习外语和致力于继续研究国际语言,直到1887年在他未来岳父的资助下,他才能以笔名“希望大夫”出版他的研究成果:《国际语言》。世界语中“希望大夫”为“Doktoro Esperanto”,Esperanto也就成为世界语的习惯名称。世界语成为柴门霍夫实现和平和不同文化交流理想的希望。

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

当时帝俄统治着波兰,经常屠杀犹太人,并且制造民族纠纷和仇恨。幼年的柴门霍夫,见到这种情况非常痛心,他立志要创造一种平等中立的语言,以增进各民族的互相了解和友谊,进而消除他们彼此之间的隔膜和仇恨,实现天下大同,人类一家。

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 - 年表

1859年12月15日诞生在波兰一个犹太人的家里,他的故乡是波兰东部的一个小城镇——比亚里斯托克。

1885年,他读完了大学。取得了文凭并开业行医。

1887年7月,当他28岁时,在他岳父的资助下,他以“希望者博士”的名义,自费出版了《第一书》,正式公布了世界语方案,并对这本书放弃全部著作权。

1888年,他又声明自己不愿做新语言的创造者,只暂作一个发起人,他宣布把世界语交给群众,让它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得到发展。

1905年法国布洛涅“第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的召开。从这以后,世界语便逐步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1917年4月14日,柴门霍夫病逝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波兰战区,年仅58岁,他的一生虽然是短暂的,但他对人类的贡献却是巨大的,值得人类永远纪念。

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 - 其人其事

一、放弃一切权利,把世界语交给群众

在西方,人们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私有财产是十分尊重的,法律规定,个人的私有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子女有继承权,受到国家保护。柴门霍夫为创造世界语不仅耗尽了他毕生的精力,而且为《世界语第一书》的出版几乎倾其所有,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但是1887年7月26日,在出版《世界语第一书》时,他郑重声明:“国际语同每一种民族语一样,都是社会的财富,作者永远放弃对它的一切个人权利。”柴门霍夫把这种语言的命运完全交给了使用它的群众,由群众去决定它的未来。

柴门霍夫不仅放弃了作为世界语创始者的专利权,而且还放弃了他的全部世界语著作和译作的版税,任何出版社和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和再版他的作品。生前,他多次拒绝出版社和个人付给他的稿酬。1905年6月20日,他在给哈契特出版社的信中写道“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建议我索取版税, (例如,两年前向我提出建议的有斯特德、马丁、弗里德、阿尔伯特等;后来博弗隆特想出版《世界语文库》一书时,他也提出了这个建议;现在弗鲁克蒂埃尔也为《大词典》等书的出版提了这样的建议)。但是,虽然我在经济上一直处在困难的境地;虽然他们不要求我作任何工作和发表任何公开的声明或承担责任,而只是为了感谢我而付给我稿酬;虽然我有充分的权利接受这些付款,但是我总是拒绝了。”

1912年12月27日,柴门霍夫在给英国世界语协会的信中写道:“弗赖尔小姐为编她的课本从我的《练习集》中摘选了一些甸子,要付给我一些稿费,我是绝对不同意的。你们协会的理事会决定给我稿费,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但这笔钱我绝对不能接受。”

二、不谋求个人荣誉和特权

柴门霍夫一向淡薄名利,即使对自己的子女也严格要求,绝不向社会索取特权。1909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第5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上,亨利·多尔博士说,柴门霍夫博士的天才发明,实际上给人类带来了和平,因此他建议大会为柴门霍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努力。柴门霍夫对多尔博士的建议表示非常感谢,但他要求大会不要提出这样的建议,也不要把这件事列入大会的议程。(参见《国际语》1909年9月第189期第427页)。

柴门霍夫在1911年7月31日给赛贝尔特将军的信中写道“给我的旅费我当然不能接受,我只能接受大会至今为止的传统的规定待遇:在开会的城市里,我和我的妻子作为大会的客人免费食宿,但我的儿女们当然不是大会的客人,对于发给他们证件及供给的食宿等,由我自己付钱。”

三、谢绝友人的资助

在柴门霍夫的书信中,人们还发现他多次谢绝友人和世界语者的资助,其精神令人感佩。1905年 5月20日,柴门霍夫在给赛贝尔特将军的信中写道“怀着极大的感激之情,我收到了你的来信和376个卢布。这是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为了让我参加大会而捐赠给我作旅费用的。虽然我高度赞赏这位素不相识的捐赠者的好意,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我不能接受这笔钱。因此,我请求你向捐赠者转达我的最真挚的衷心的谢意,并把钱还给他。我在你面前绝不隐瞒这样的事实,即我去参加大会,实际上是有很大困难的。我们没有一点积蓄,我和我的一家全靠我一个人每天劳动所得维持生活,所以,旅费和三个星期的工作损失对我来说是足够沉重的了,然而在我的思想上,感到更沉重的是:我拿别人的钱去参加世界语的第一个重大节日。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这笔慷慨的捐赠,虽然我特别感谢你一尊敬的先生以及那位高尚的素不相识的捐赠者的友好情意。”

1905年7月18日,柴门霍夫在给“非常尊敬的先生”的信中写道:“请接受我的最衷心的、最真诚的感谢,感谢你给我付旅费的建议,但是请原谅,你的建议我不能接受。我高度评价你的良好的愿望,但是我认为,如果不用我自己的钱,旅行就很不好。”

四、扶贸济困 乐于助人

柴门霍夫在立陶宛、波兰华沙行医多年,虽然他的家境并不富裕,但仍然免费为许多穷人治病,并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柴门霍夫在立陶宛韦伊塞耶市行过医。在这里,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小孩,小孩病得很重,不断的咳嗽和喘气,原来,当地一位江湖医生胡乱治病,使小孩中了毒。经过柴门霍夫三个小时的抢救,小孩才排除了危险。柴门霍夫不仅分文未取,走时还给这位贫困的母亲一个卢布买药。

又有一次,韦伊塞耶市一位农夫家里因为失火,孩子被烧伤,柴门霍夫被请去治疗。他同样没有收取医疗费,而且还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给了这位农夫,以至不得不向别人借路费回家。

1887年的春天,柴门霍夫乘马车离开考纳斯去旅行,途中车夫的马因虚弱而倒毙。柴门霍夫立即给车夫50个卢布,要他去买一匹新马,为此车夫感动不已。因为对他来讲,马是他生活的唯一依靠。

拉扎鲁·路德维克·柴门霍夫 - 人物评价

阿纳托洛·科黑在《我对柴门霍夫博士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柴门霍夫博士是华沙每周一天免费为穷人治病的唯一的医生。”(《今日保加利亚》1958年第12期第22页)   

埃米利安·洛茨在他的《回忆柴门霍夫》中写道“柴门霍夫不是一个实利主义者,作为一个眼科大夫,他经常为穷人免费治病。”(《波兰世界语者》 1959年10-12月第6期第4页)

卡齐米埃尔兹·蒂明斯基曾参加过柴门霍夫大师的安葬仪式。他在《在墓旁》一文中写道:“跟随在他后面的是浩浩荡荡的人群,他们大部分是来自西伯莱地区的群众。由此可见,说我们的大师生前免费为穷人治病并帮助他们是可信的。”(《波兰世界语者》1956年3—4月第2期第2页)

1906年10月中下旬,柴门霍夫去布鲁塞尔和巴黎,为的是在那里分别同查理·勒曼尔和埃米尔·亚瓦尔讨论关于世界语的改革问题。当他从巴黎到柏林时,谢绝朋友们为他买头等车厢的车票。10月 23日勒曼尔写给亚瓦尔的信中说:“柴门霍夫离开了,我心中感到很压抑,看着他离去一消失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一这位半个基督徒,他不让我为他买头等车厢的车票去柏林,自己坐三等车悄悄地走了,只给他的小女儿带了一点糖果,给他自己带了两块蛋糕。我认为,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值得钦佩的榜样。”(参见《尼斯文学杂志》1959年1—2月第21期第83页)

更新日期:202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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