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淑琴

刘淑琴又名牛淑琴。女。山东桓台人。早年先后在博山女子小学、济南竟进女子学校学习。1924年考入济南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济南女师支部书记。同年5月，青岛惨案和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发动女师学生参加声援、募捐活动。1926年毕业后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任妇女主任。后调中央机关任文书、统计及交通主任等职。1935年6月党组织遭到破坏，失掉组织关系。1936年回山东，先后在济南、桓台、诸城居住，开展抗日宣传。1940年5～10月，步行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接上党的关系。后在延安行政学院、延安高等法院、延安大学等单位工作和学习。抗日战争胜利后，先后在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原局后方留守处、冀中八地委党校等单位任职。建国后，历任山东分局机关党委副科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山东省建筑设计院党支部副书记，上海市妇联福利部副部长等职。1990年在上海病故。刘淑琴192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山东第一个女党支部书记，在山东早期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冲破封建思想束缚

1905年10月生。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家庭对她管束很严，7岁时她要求上学读书，被母亲拒绝，但她敢于同封建礼教斗争，坚决要求父亲准她读书识字，最初在桓台牛王庄私塾发蒙。

刘淑琴的启蒙教师，开始只教她读些《三字经》、《百家姓》、《女儿经》之类的书籍。刘淑琴曾向父亲问道：《女儿经》上让我们女儿们，“早早起，出闺门”，“烧菜汤，敬双亲”，尽要女儿干这干那，为什么没有一部男儿经，也写上要男儿干这干那呢？

父亲喜欢女儿的聪颖和倔强，更赏识她有一种男儿般的气概，于是允许她同哥哥一起读书。

1915年，刘淑琴考入山东济南竞进女子学校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爱国浪潮席卷全国，山东济南也沸腾起来。刘淑琴同济南市其他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了游行队伍，高呼口号，散发传单。1921年春，她考入山东济南女师附小读书，毕业后于1924年考入山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因驻济南，故简称济南女师）。

学习革命思想

刘淑琴入校不久，就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她秘密参加了王辩、侯志等人组织的“读书会”。参加读书会的成员都是迫切要求进步的学生，大家经常在一起学习政治、时事，了解国内外大事，有计划的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浅说》、《科学的人生观》、《中国青年》、《俄罗斯妇女》、《向导》等革命书刊。通过学习，刘淑琴不断提高了思想觉悟，逐步实现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即由激进的民主革命思想转变为共产主义思想。1924年11月由王辩、侯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淑琴入党后，在积极传播革命理论和联络志同道合者开展宣传活动的同时，还极力为争取妇女自身的解放而斗争。她经常向同学们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倡导反对封建礼教，实行男女平等，教育同学摆脱保守闭塞的思想影响，树立自立进取的精神。刘淑琴还带头剪短发、放足，鼓励同学们冲出校门，走向社会，公开和男生一起上街示威游行，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1925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孙中山北上，各地应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及开展活动》的通告精神，在济南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刘淑琴积极投入了国民会议促成运动。她和王辩、侯志等组织了以济南女师学生为骨干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济南妇女学术协进会”，并发表宣言，阐明协进会的宗旨是“研究解放女子之学识，从事解放女界之工作。”“宣言”着重指出，开展妇女运动的目标，不是反抗男子，而是要推翻“现在压迫妇女的社会制度”，女子要取得彻底的解放，“必须与全体被压迫阶级一致进行”；号召女界同胞，团结起来，为争取自身的权利和解放而奋斗。协进会还在济南女子职业学校、济南女子中学建立了下属组织，会员发展到一百多人。3月，她们组织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团、济南妇女学术协进会、省立女子中学学生团、私立女医学生团、崇实女中学生团、城北女中互助团，竞进女子小学学生团、寒亭妇女解放同志社、女教职员同志会、竞进幼稚师范学生团发起成立了“山东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并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响应上海女促组织统一全国妇女团体的宣言，提出了七项要求：一、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职业上绝对的与男子人格平等、权利平等；二、女子与男子有同等袭产之权利；三、保护妇女劳动，女工在生产之前后，应停止其工作并照发工资；四、废除蓄婢、纳妾、童养媳、娼妓等制度；五、婚姻的绝对自由；六、严格制裁溺女、虐待妻媳、缠足穿耳之恶习；七、取缔奖励虚伪的贞节之典仪——如贞节坊、牌、匾等。号召女同胞“赶快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旗帜下来，促成国民会议，为上项要求努力奋斗！”

认真做好支部工作

1925年上半年，王辩、侯志，于佩贞、朱岫容等先后毕业离校，校内只剩下刘淑琴、王兰英、臧运新3名党员。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刘淑琴于这年夏季在女师建立了党支部，由她担任支部书记。女师党支部建立后，刘淑琴带领支部一班人，主要开展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发展党团员，壮大党的队伍。遵照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张昆弟和团中央特派员关向应关于“发展党团员，壮大党的队伍”的指示，女师党支部积极慎重地开展了组织发展工作。书记刘淑琴多次召开党团员会议，分析革命形势，传达上级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她还和支部其他成员一起，通过举办“读书会”，把一些进步同学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并将革命理论传播到学生中去，帮助学生提高思想觉悟，积极投入革命斗争。在斗争中，党支部发展刘慕棠为党员，发展张影心，朱庆荣等4名学生为团员，为女师党团组织增添了新鲜血液。

在女师发展党的组织的同时，刘淑琴、王兰英等还在济南女中、济南女子职业学校、济南竞进、崇实和商埠等校建立了党的地下联络点，大量吸收有觉悟的青年入党入团，扩大党团组织，壮大革命队伍。从1925年12月到1926年6月，团员由87人发展到230多人，支部由11个发展到23个。

二、深入工厂、铁路系统开展工人运动。刘淑琴、王兰英等经常到济南鲁丰纱厂和铁路系统了解工人的生产情况，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劳苦大众的罪恶，宣传共产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宣传无产阶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才能过上好日子。工人们提高思想觉悟后，很快投入了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怠工罢工斗争。

三、加强了统一战线工作。通过斗争实践，女师党支部认识到：“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革命的统一战线，是我党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之一。她们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动许多学生参加了“济南妇女学术协进会”、“山东反帝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山东省国民会议促成会”、“济南青年读书会”、“济南学生联合会”、“消寒社”、“济南各界青沪惨案后援会”、“北京u2018三一八u2019惨案后援会”等进步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在省、市党团组织的领导下，相互支持，团结奋斗，为反帝爱国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

四、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反基督教和抗议北京段祺瑞政府制造的“三一八”惨案活动。1925年“圣诞节”那天，济南教堂要给教徒们放电影。王兰英、裘东莞等党、团员抓住这一时机，把《告各界同胞书》、《告教会同学》、《反神圣诗》和《济南反基特刊》等传单，一张张叠成小方块，藏在各自的大围巾底下，随身带进基督教堂。当电影放映时，她们突然把传单撒向人群，随即退出教堂。之后，又去齐鲁大学撒发，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26年3月，北京段祺瑞政府制造了枪杀革命群众的“三一八”惨案。为抗议段祺瑞政府的暴行，声援北京人民的爱国行动，女师党支部组织学生参加了济南全市学生罢课和示威游行。刘淑琴、王兰英等还将揭露这次惨案真相的传单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政府”的标语，于夜间向校内外张贴。第二天校方发现后派人将标语传单刷掉，但到晚上，她们再贴出去。山东军阀张宗昌十分惧怕学生的革命行动，秘密开出黑名单，要逮捕一批进步学生。女师校方因怕受牵连，竟然于这年4月将刘淑琴、王兰英等学生全部开除。至此，女师党支部暂告结束。

山东党的第一个妇女支部——济南女师支部，从1925年夏成立到1926年4月结束，虽只有10个月的时间，但做了很多工作，为革命培养了人才。如1925年到1927年间，就有9名在女师、女中毕业的学生（多数是党员），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她们毕业回国后，为党组织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入上海大学读书

刘淑琴被学校开除后，党组织派她到上海大学读书。

上海大学是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创建于192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设立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高校。校长为国民党人于右任，共产党人邓中夏曾任总务长，瞿秋白、李大钊、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等共产党员曾任该校的领导或教师，向学生宣传社会主义。该校设社会科学院和文艺院。社会科学院设社会科学系，瞿秋白任系主任。文艺院设中国文学系，陈望道任系主任，英文系何世祯任系主任，还有俄文系，德文系、绘画系、音乐系等。社会科学系共产党员最多，进步力量相当雄厚，革命气氛最为活跃。刘淑琴就在这个系里学习，并担任党小组长。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上海大学被国民党政府封闭。刘淑琴被党组织派到上海沪西区委任妇女主任。

在中央机关做秘密交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在那些血雨腥风、黑暗反动的年代，刘淑琴坚持革命斗争不动摇，不退缩，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党中央机关、全总秘书处、上海党中央机关、中央军委训练班、中央特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担任密件保管，油印誊写、资料统计、联络、秘密交通等工作。在工作中，她严格遵守白区工作的纪律，对党的机密能守口如瓶。坚决做到：无关的人，无论是自己的父母还是至亲友好，都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该知道的事情从不去问，不该知道的地址决不去打听，住在一起常常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甚至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大家住在一个机关里，互不过问别人的工作。在生活上，大家互相关照。在一起生活，不论职位高低，常常说说笑笑。

刘淑琴深深懂得，白区工作是在敌人虎口里的工作，随时都可能遇到跟踪、盘问、搜查，因此，必须随机应变。一次，她去送秘密文件，把文件放在点心盒里。在路上走着，突然发现前面一堆人，知道是遇上抄靶子（抄身）的了。她随机应变，一转身到杂货店里，买了点盐、卫生纸。又问老板娘厕所在哪里，她把东西放在柜台上，假装上厕所，躲过了敌人的盘查。刘淑琴在白区工作期间，能严守党的机密，机智勇敢，沉着，随时随地应付变化的情况，及时地完成了党交给的每一项任务。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受到了领导的好评。

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六届二中全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会议将检查总结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确定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建立红军，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强公安工作和秘密工作等项任务。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刘淑琴担任党的六届二中全会会址的掩护工作，为保护党中央领导和会议安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5年夏，上海白区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刘淑琴虽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她仍然继续坚持斗争，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寻找党的关系。

长途跋涉去延安

1936年夏，刘淑琴与爱人李宇超商量，她回山东原籍生孩子，李宇超留上海负责找党的关系。

刘淑琴回到山东后，先住在济南，后随母亲回桓台县居住。1937年，她到爱人李宇超的家乡今诸城市居住。在此期间，她一面宣传抗日救国，一面主动寻找组织。1940年5月，她听说济南成丰面粉厂职员牛克让要去西安办事，就主动与牛克让取得联系，说要随同他去西安。牛克让说：“我去西安去办事，你到西安找谁去？”刘淑琴说：“我去西安找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延安。”牛克让答应后，刘淑琴带着孩子随同他到了西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迫切要求去延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说：“现在没有去延安的车，路途遥远，你带着孩子怎么去呢？”刘淑琴坚决地表示说：“路途遥远我不怕，途中困难能克服！”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听了这一番话，很受感动。经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刘淑琴带着孩子踏上了去延安的征途。一天，二天，带的干粮吃完了，就抱着孩子讨饭吃。一路要通过敌人多处封锁线，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经过5个多月的辗转，于同年10月到达延安。在延安期间，她服从党组织的分配，党叫干啥就干啥。她先后任延安行政学院教员，延安高等法院科员，中央事务局学疗托儿所学习班长，延安大学学员等。在艰苦的环境中，她严格要求自己，磨练自己，对革命充满信心，对工作极端负责，做出一流的成绩，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淑琴又积极投身于人民解放战争之中。她随豫西家属队撤离延安后，曾在邯郸中学任教导员，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参加过土地改革。1947年6月，她担任中原局后方留守处子弟小学校长。1948年11月调任冀中八地委党校教导员。1949年4月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机关党委机关学校校长。同月，根据中央关于抽调干部南下新区的指示，山东分局要抽调一万八千多名干部随军南下。刘淑琴按照山东分局的指示，积极组织干部队伍南下，到4月29日，山东分局抽调22968名干部随军南下，超额6000馀名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6月，华东局根据中央关于再从华东抽调一万四千馀名干部的指示，又从山东解放区抽调1200名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在组织山东干部队伍南下，支援南方新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刘淑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解放后任职

新中国成立以后，刘淑琴先后任山东分局统战部机要秘书，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山东省人委办公厅综合办公室秘书，山东省建筑设计院党支部副书记。1962年9月调任上海市妇联福利部副部长等职。在任职期间，她积极勤奋工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化大革命中，刘淑琴的爱人原华东局副秘书长李宇超同志被迫害致死，她身处逆境，仍关心其他同志，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无比憎恨。粉碎“四人帮”后，刘淑琴精神振奋，努力工作。1979年3月，她因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离休以后，她仍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关心党和国家大事，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党的组织生活。她关心党史工作，经常带病撰写革命斗争回忆录，为其他部门和单位提供党史资料。

1990年12月30日，刘淑琴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终年85岁。

刘淑琴是一位经历60多年革命斗争考验的老党员、老干部，她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她为人诚恳，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她关心爱护子女，教育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有用之才，她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从未向党伸手，从不计较个人名利，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她不愧为是我们党的好女儿，人民的好干部。

（作者系市政协文史委特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