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次琦

　　朱次琦生平著述丰富，对文史很有研究。重要著作《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宋辽金元明五史征实录》等，都很有学术价值。诗集有《是汝师斋遗诗》一卷。他的学生简竹居，生平尊崇九江先生，曾为老师写过《朱九江先生年谱》，辑《朱九江先生集》十卷。并著有《朱九江先生讲学记》。

　　1807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日，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九江乡。

　　1811年，入家族学塾读书，塾师是族叔朱湘麟。

　　1824年，入羊城书院学习，师从著名学者谢兰生。

　　1839年，赴乡试，成举人，与兄长朱士琦同榜中举。

　　1842年，在南海九江南沙陈氏祖祠开馆授徒。

　　1847年，会试中试，赐“同进士出身”，以知县即用，签发山西。

　　1852年，成功平息山西北部边民与蒙古旗主的争端，任职山西襄陵代理县令，政绩卓著。

　　1853年，离开襄陵县，完成《国朝名臣言行录》之例略。

　　1856年，在广州南海县学尊经阁授徒，后因英国侵略广州，离开广州，回到九江乡。

　　1858年，始在九江乡南礼山下陈氏祖祠（即“礼山草堂”）讲学，从学者甚众。

　　1876年，康有为拜其为师。

　　1881年，农历七月，两广总督上奏朝廷予以褒奖，赏加五品京卿衔；十二月十九日病逝，享年75岁。

　　出仕为良吏退隐为良师

　　朱次琦，字稚圭，广东南海九江乡人，世称“九江先生”。朱次琦曾任山西襄陵县知县。不久就辞官归故里。回到九江后，立书院讲学达二十余年，简竹居、康有为就是他的高足。他一生博学，治学严谨，主张“读书务大义，励志圣贤，由体达学”，他常对其学生说：“处子耿介，守身如玉，谷暗兰薰，芳菲自远。” 闻者都非常感佩。广东学海堂曾聘他为学长，他没有答应。但学海堂仍虚位以待，并为他刻印著作。

　　朱次琦生平著述丰富，对文史很有研究。著有《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宋辽金元明五史征实录》等，诗集《是汝师斋遗诗》一卷。可惜这些著作在晚年被焚，流传下来的是他的学生简竹居为老师编撰的《朱九江先生年谱》，辑《朱九江先生集》十卷。并著有《朱九江先生讲学记》。

　　科场不第淡然处之

　　朱次琦在少年时代已颇有才名。四岁入塾读书，五岁能以“大人虎变”对 “老子龙钟”句，对仗得体，锋芒初露。七岁开始作诗，十二岁时所作“黄木湾观海”诗，令两广总督阮元用欧阳修赞赏苏轼的话感叹：“老夫当让！”在越华书院时所作“新松”赋：“栋材未必千人见，但听风声便不同”，含义非凡，语惊四座。

　　但朱次琦在科场奋斗的道路上却相当坎坷。1928年、1932年、1937年，他先后三次参加乡试都落第了。尤其是第三次，乡试三场中最重要的首场，他的诗文已被选为“荐卷”，但在其后的一次试文中他用历史典故作为佐论，考官一时没弄明白，认为他的试文粗疏。然而在发卷时，考官注意到他的名字后却后悔自己不是具有慧眼的伯乐，很多人也为他惋惜。他自己则淡然处之。友人写信以精美的扇子因遇不到风致佳人而作比喻，同情他的怀才不遇，他却写了一组诙谐的诗回复友人，风趣中可见他的淡定洒脱。

　　在乡试落第的那些年里，朱次琦三次被南海县学选拔为优行生，有机会参加 “优贡”的考试，入读国子监，当时不少人甚至用重金买优行生的资格，他以自己的声望得到，却每次都拒绝了。

　　宁落第也坚持操守

　　朱次琦33岁才中举人。中举后，他前后三次参加会试一再落第。然而，他在精神上摆脱了科举考试的捆绑，以先儒修身践道的理念激励自己，刻苦读书，谨慎做人。他并不把时间都放在四书经义之类应考的内容上，而是尽可能广泛阅读以前不易见到的文献，如当朝的典章制度、名儒循吏的传记等。

　　1847年，已届不惑之年的他，会试被取中，成为“贡士”。殿试只考一天，考的是策论。当天下午日落前，监考官开始催促贡士们交卷，没做完的人很多，纷纷请求延缓时间。朱次琦也没答完，但他当即交卷。其时，有位南海籍的官员，十分欣赏朱次琦，见他没答完，悄悄跟在他身后叫他，希望他回来把试卷做完。朱次琦装没听到，头也不回地走了。他固执地认为，读书人任何时候都应有操守。

　　后来，他的学生简朝亮撰文介绍，朱次琦之所以弃卷而走，是因为他敬重江苏常熟人陈祖范的刚直。雍正年间陈祖范参加殿试，抽空拜访了同乡人、大学士蒋廷锡。蒋廷锡说你才华过人，而我又当朝，这次状元非你莫属。陈祖范回来后以生病为借口放弃殿试，不想让人日后说他依附了权贵。朱次琦为保持和陈祖范一样的硕德高行，他宁愿落第而不愿落人口实。

　　当官半年多百姓永怀念

　　朱次琦于1847年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分发山西。对于一个在科场奋斗了几十年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否极泰来、喜上眉梢的事情，但他却对前来祝贺的人说，为官者必须上情下达、下情上呈，为国为民办事，“谈何容易”？他想到的是为官之难，而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个人贪利。他不带家属，只身赴任，本拟绕经开封，拜访中举时的主考官潘铎，因潘铎长时间任职山西，他想讨教山西政情民意。但是为了避免借拜师打通任职关节的嫌疑，他毅然改变主意，不去拜访。

　　在太原等了两年零七个月才得到空缺，暂代襄陵县令。任期内，他没有敷衍了事，更没有抓紧时间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是一心一意为百姓办事。据记载，在任期间他取得了显著的政绩。首先，得知关在狱中的大盗越狱潜逃，朱次琦装病未与原县令交接，麻痹贼人，另一面却出重金派人侦查贼人的下落，并于到任之日将逃犯逮捕归案。其次，到任后，得知辖区内一些地方狼群咬死人畜的事情频频发生，而百姓对狼又恨又怕，认为它们是“神物”不能击杀。朱次琦亲自到当地神祠祷告，要该神于十天内驱除狼群，否则推倒神像、放火烧庙。群众怕朱次琦真要如此，非常震惊，连忙投入打狼行动，终绝狼患。此外，他还整顿水利、劝学积粟、禁敛民财、禁止同姓通婚（近亲通婚）、在衙门中厉行节约等，做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政绩。

　　他代职期满准备离任，襄陵百姓纷纷上书山西巡抚乞求让他留任，无奈，百姓的请求被拒绝了。他离开襄陵的那天，农夫放下耕作，商铺全部关门，成千上万的襄陵人为他们的好县令送行。在朱次琦走后第二年，襄陵人集资专门为他修筑了生祠———朱使君祠。历史上为官而被人民立祠纪念的本来就不多，在生之年即被民众立生祠奉祀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为官仅半年即受人民如此之爱戴怀念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朱次琦正是实践了为官就要为民办实事这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而赢得人民的赞誉。

　　礼山设教影响深远

　　朱次琦从政的时间只不过半年多些。他在未中进士之前，曾当过私塾教师；在山西的七年里，很多士子拜他为师。他辞官回乡后，在礼山下设馆讲学，达二十四年。他生平耗费心力最多的是教育，成就最大的也是教育。

　　据朱次琦的学生简朝亮、康有为、凌鹤书等人的追述资料可以得知，朱次琦在论学方面有下面几个特点。一是强调融会贯通。在当时普遍讲“一经一史、文章一家、经济一门”的情况下，朱次琦明确反对专攻一经、专学一门的狭隘，讲求学问的本源，知识的融会贯通。二是平易笃实，他既反对清中叶汉学考据的繁碎和门户之见，也反对宋明心学的空疏玄谈，试图以一种平易笃实的方式向学生阐明儒学的本来面目，他主张扫去汉学和宋学的门户之见，一切归宗于孔子。朱次琦还指出读书的目的就是修德致用，要注意修养个人身心，而不应该只专注于八股、八韵和八法这些应试的东西。

　　虽然，他所生活的时代与环境的局限使朱次琦没能受到西学的影响，但还是比较敏锐地察觉到了当时主流学说的种种弊病。他渴望能出现大批操守高洁、才干卓越的通才，以应对当时的内忧外患，担当起天下的重任。应该说，他的努力没有落空，他的愿望在他的学生和后学那里实现了。朱次琦最终将他的学生康有为等人托上了新旧思想交汇的风口浪尖。

　　康有为：广开时代风气之先的人物

　　康有为（1858-1927）1876年乡试落榜后，到礼山草堂拜读在朱次琦门下。此前，他曾跟随过六七位老师，但直至来到朱次琦门下，他才深感找到了真正的导师。用康有为自己的话说，好像疲惫的旅人终于找到落脚的地方，又好像盲人睁开眼睛看到了光明，“乃洗心绝欲，一意归依”。

　　在朱次琦的指点下，康有为对几千年中国学术文化史的脉络初步融释；在老师独立思考的精神影响下，康有为试图以自己的眼光重新审视各家学说。然而，康有为毕竟比老师年轻了半个世纪，且师从朱次琦之前他就有机会读到《瀛寰志略》和《地球图》等书，对当时西方文化已略有所知。暮年的朱次琦由于长期隐居，与外面的世界比较隔阂，他深厚的传统学养渐渐满足不了这个年轻而志大才高的弟子。两年后，康有为离开了礼山学堂，他日后在中国学术思想界引发的飓风和地震，也与他的老师朱次琦的思想观点相去甚远。然而，康有为始终非常爱戴尊敬朱次琦，并视朱次琦为指路的良师，他经世救民的宏伟愿望，无疑也出自朱次琦的启示。

　　简朝亮：被认为是最能继承朱学的人

　　简朝亮（1851-1933）恪守师说，持身耿介，淡泊功名，不事标榜，被认为是最能继承朱次琦学说的人，有大儒风范。简朝亮24岁开始跟随朱次琦学习，科场不顺，屡试不第，39岁后绝意科场，专心读书和讲学。他先后在广州、顺德、阳山等地讲学，以朱次琦修身读书的教学要旨为本；他数十年潜心疏证儒家经典，著有《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孝经集注述疏》、《读书堂问答》等。在整理传扬朱次琦事迹方面致力颇多，编有《朱九江先生讲学记》和《朱九江先生年谱》，还编辑朱次琦所遗诗文，成《朱九江先生集》。不过，简朝亮的治学未能跟上时代的变化，比如在西学已大行其道的时代，他仍认为西学乃继承汉学的弊端，则显得闭塞和保守了。

　　梁耀枢：广东最后一位状元

　　梁耀枢（1832———1888）是朱次琦学生中科名最显著的一位。他跟随朱次琦时间比较长，成举人后仍留在朱次琦身边学习。他1862年中举，1871年登进士，为状元。他是广东最后一位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湖北学政、山东学政等职。他为官谨敏，遗传下来的文字很少。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这样一位人物：他汲汲于仕途，在科举之路上艰难跋涉，功成名就之后，却又急流勇退，辞官归 乡讲学；他为政时间只有190天，却政声卓著，美誉有加，极为时人及后世称颂；他学养深厚，著述等身，却又晚年其 书稿，不为后世立言。他就是康有为之师——

　　朱次琦(1807—1882)，字稚圭，又字子襄，广东南海九江人，人称九江先生，维新变法领袖康有为的老师 ，晚清南海鸿儒。朱次琦不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诗人和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主张经世致用的颇有影响的教育家。时至今日，朱 次琦的道德文章、立身行事在海内外仍享有盛誉，备受推崇。

　　学优而仕 摄职从政

　　朱次琦出生在广东南海一个普通的寒儒之家。朱家祖上堪称望族。明末，其先祖朱实莲曾协助陈子壮在九江率师抗清 ，摄理高明县事。然而到他父亲的时代，家道已经衰落。其父朱成法“生而孤露，艰难立家，滋至小有”，然而却能够疏财仗 义，“凡乡闾美举，恤嫠哺孤，修坟治道，赈残废，助婚丧，所出恒逾其量”，“笃与友谊，所交必有始终”。因此在邻里乡 亲中有口皆碑。日后朱次琦扶危济贫，匡济时艰，通经致用品性之形成，实乃受其父熏染。朱次琦母张太宜人，知书达理，颇 “知文史”，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朱次琦兄弟四人，多有所成，故朱家虽不富裕，却是远近闻名的书香门第。

　　朱次琦自幼便显现出过人的聪颖。幼承庭训，据《朱九江先生年谱》记载，朱次琦“甫学语，张太宜人抱诸膝上，授 以唐人绝句代小儿歌谣。”4岁即入塾读书，6岁时，“族伯云中过塾，示先生属对曰老子龙钟，先生率应曰大人虎变”，对 仗得体，锋芒毕露，表现出极高的天赋，深受族人好评。7岁时能赋诗作词，13岁拜谒两广总督阮元，作黄木湾观海诗，阮 元以“老夫当让”相夸奖。15岁肄业越华书院时所赋“新松”一诗：“栋材未必千人见，但听风声便不同”，可谓含义非凡 ，语惊四座，山长陈莲史为之赞叹不已。

　　在朱次琦的成长过程中，诸位师友的提携奖掖亦不容忽视。据《朱九江先生年谱》所载，朱次琦初受学于叔父懿修先 生。朱次琦文集中有《叔懿修先生》诗一首，记述了对恩师的绵绵思念之情。朱次琦书法遒劲有力、“墨迹浑厚”，“浑恣肆 ，比美刘墉”、“笔力气魄，自有其过人处”，这得益于山长谢里甫对他的指导。从学术文化和教育思想的角度来看，对朱次 琦影响至深并为其所推崇者有三人：曾冕士、陈莲史和钱仪吉。曾冕士为朱次琦同里前辈，其拜谒学界领袖阮元，得力于曾冕 士的举荐。正是由于曾公的举掖，使朱次琦声名不胫而走。在曾冕士那里，朱次琦得到了最初的学术调教，康有为谓“凡吾粤 老若曾勉士之经，侯君谟之史”，九江先生“皆翕受而自得之。”陈莲史对朱次琦关爱备至，提携有加，使其有知遇之感。钱 仪吉客游岭南时年已七十，闻朱次琦名，“就见西郊，于后序先生诗”，颇青睐之。

　　朱次琦虽然天赋极高，但科举之途依然艰辛坎坷，直到41岁才跻身进士行列，放官山西，待属知县。然而与一般士 子不同，朱次琦并未视科考为利禄之途，登进之阶，他之汲汲竞取功名，本不为争逐富贵荣华，而是以出仕经世为旨归。

　　勤政惠民 经世救国

　　幼年时的朱次琦对穷人就表现出强烈的同情怜悯之心。及长，常对人言，天下兆民都把改变苦难境遇的希望寄托于有 才能的人，如果能者不为民众，只知自私自利，那就不但辜负了百姓，而且无异于“吞产弃亲，伤其父母”，有违“天心”。 只有“吉凶与民同患”，才能“圣者出之安，贤者体之勉，当官举其事，下士尽其心”，顺乎“民意”。因此朱次琦一生多为 他人着想，而不计较个人得失，致使贫穷终身。

　　1847年，朱次琦将赴山西候补，这对于一个科场奋斗了几十年的人来说，无疑是春风得意、喜上眉梢的时刻，但 朱九江不是这样。他对前来祝贺的人说，为官者必须上情下达、下情上呈，为国为民办事，“谈何容易”？他想的是为官之难 ，而非“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个人贪欲。为此，他不带眷属，只身赴任。在赴山西之前，已向乡人借贷了全部旅费， 并将一部分存留起来，作为他日回乡之用。在他途经河北井隆关帝庙的时候，曾对神发誓：如果我不追随吴隐之、包拯他们， 敢“有载一钱归者，明神殛之”。果然，在山西7年，都是“行者一身，居者一家”，仅一人生活而已。辞官归乡时，路费不 足，不得不典当衣服。前所贷款，至去世前一年才得以还清。生前不取百姓一文，死后家徒四壁。朱次琦这种执意履行誓言， “不载晋一钱”南归的高尚品德，与当时的官场腐败，可谓是天壤之别。

　　朱次琦在山西候补多年，真正为官仅190天，但他尽职尽责，实行“以儒为治”的方针，德政颇多，誉满晋中。就 以传为佳话的荦荦大端者而言，第一，整顿水利。襄陵的平水是灌溉襄陵和临汾两县田地的河流，但上游的人控制水源，导致 下游经常受旱，庄稼歉收，为此上下游不断发生械斗事件。朱次琦到任后，实行“以地随粮，以水随地”的规章制度，即实行 官府负责按田亩征粮，同时负责按田亩供水灌溉，严格控制水资源的方法，最终平息了迁延多年的纠纷。第二，清除狼患。当 地狼患严重，常有伤亡事件发生，然而民间视狼为神，不敢击杀。朱次琦招募当地猎户出来打狼，无人响应。于是朱次琦亲自 到西山神祠祷告，要求此神必须于10日内将狼驱尽，否则将其毁灭。当地群众非常震惊，迅速投入打狼行动。10天之后， 狼群全部被歼灭，多年的狼患遂告彻底消除。第三，调解诉讼。襄陵县内有一关姓翰林院博士，常常以诉讼威胁其族人，索取 钱财。

        一次把官司打到县里，朱次琦乃在其祖关帝庙公开审理此案，数千百姓前往聚观。升堂时朱次琦一边参拜关公，一边诉 说关公恩德，此翰林博士见此场景，自觉理亏，要求撤诉。朱次琦于是对其批评教育，责备其不忠不孝，台下群众也厉声斥责 ，终使其悔过自新。这次公开审理和公开教育，不仅平息了关姓的争讼，而且全县之内亲属争讼的事情也没有了。同时朱次琦 还身体力行地关心民众，他认为“邑令者，亲民之父母也，父母之于子何时何事不可以闻？”他通告百姓，凡有事随时可以到 县衙击鼓，不论早晚，告状无一定手续和程式，书面和口头均可，从而给百姓提供了诸多方便。他还经常走访民间，解决民间 纠纷也多以说服教育为主，务求使人心悦诚服。在襄陵任内，他还严禁大小官吏以财谋职，杜绝各种奉献。以往襄陵县令过生 日，都向下索取祝寿礼金，每年可得“千百金”，他到任后完全禁止，规定倡办者以贪赃论处。他要求官吏为政清廉，厉行节 约，并且自己能够身体力行，为各级大小官吏树立表率，从而使襄陵官风大变。

　　教书育人 桃李天下

　　在朱次琦75年的人生旅程中，耗费心力最多的是教育，成就最大的也是教育。他的一生，主要从事讲学和著述，其 门人甚多，最著名者有康有为和简朝亮。在中进士之前，他曾在家乡任教，因乡村教学条件差且收入低，有人曾劝他迁教都会 广州，而他却不以为然。他并没有看重眼前的利益，而是有着自己的长远目标。他认为读书人应该像“日读百篇”的圣人周公 和“韦编三绝”的大学者孔子那样不断长进学问，不然便将落为“庸虚”之人。在山西候补的7年中，不愿同流合污的朱次琦 ，为上任后能够有益于民，而以“游宦如游学”，事先广泛收集关系民生的“武备、仓储、河渠、地利诸书”，学习自重，以 备后用。在此期间，山西士子也纷纷携礼前来向他求学，但他收徒言学时，一一谢却礼物，表现出极高的人格风尚。在襄陵代 署知县期间，虽然只是个暂时的职位，且只有190天，但他并没有因为任期短暂而苟且敷衍，更没有抓住机会为自己牟私利 ，而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实事。在襄陵任职期间，他曾颁布读书日程，劝人读书并亲自教学，同时他也积极修整邓伯道祠作 为教学之地。举行县试时，他亲自批阅文卷，数夜不眠。当时该县有中秀才者52人，按惯例须向县学交“棚规”钱，朱次琦 认为不合理，一律不收，并在县学门口刻石立碑，宣布今后取消“棚规”，以减轻读书人的负担。他还下令县内各社仓增加存 粮2万石，以备灾荒之用。于此可知他对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关心。在山西襄陵任上，朱次琦尽职尽责，颇受好评，但为官艰难 ，官场黑暗，令朱次琦“幡然有南归著述之思”，毅然“引疾”辞官归乡讲学。1856年回到家乡后，第二年便在南海“尊 经阁”从教，“宗党旧游子弟皆从学”。他力求开发民智，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以此实现他在官场上未能实现的抱道忧时、 经世济民的心愿。归乡之后，他一边讲学，一边仍然关心时政，不忘国事，“凡臣工之议，敌人之举，苟有系于天下大计者， 必自录之，无少忽也。”第三年转归九江故里，并从此与城市生活不再有缘，终生在家乡教书育人。从此，人称“九江先生” ，以示对他的敬佩。

　　朱次琦是近代主张“经世致用”颇有影响的教育家。他认为学习的目的就在于把自己培养成为有用之才。他常教导学 生说，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理，明理的目的又在于处事，从而能够使学生“先以自治其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他还认为， 通经的目的在于致用，“学之而无用者，非通经也”。他的思想对康有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说，朱次琦“ 给予康有为的影响不是学问的内容，而是其精神”。朱次琦力倡实学，他认为，以考据训诂为特征的汉学，是清朝禁锢人才之 学，百年来多少“聪明魁异之士”毁于其间；八股科举，同样也使众多“佳弟子”成为“自暴自弃”者。因此现行教育必须改 革，使学生明确读书的目的是成为对国对民有用之才。他还提出学习内容应尽可能全面，扫除门户之见。为此，他提倡扫除汉 学、归宗于孔子。学生必须把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都列入必读科目，不可偏废。并且读书不能只图 表面，应求融会贯通。于是他提出了“四行五学”的教育思想。“四行”即修身之实，“五学”乃读书之实。所谓“四行”即 “惇行孝弟，崇尚名节，变化气质，检摄威仪”，“五学”，即“经学、史学、掌故之学、性理之学、辞章之学”。从内容上 看，朱次琦所主持的礼山草堂的教学仍无非是传统的修身立业、道德文章之类的儒学，然而正是在这种传统的东西里，朱次琦 糅合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治学思想和方法。他一扫汉宋经学的门户隔阂，而将经史两学相互贯通，互相印证。特别是他的掌故之 学涉及了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水利、文物制度等各个方面。他的这种思想也集中体现在他1847年( 道光二十七年)参加殿试所写的文章中，当时试卷的要求是就“安邦治国平天下”写策论。朱先生即在试卷中提出了四个观点 ：一是说要通四书五经，但不死读经书，而是要“学以致用”；二是“以风俗为治平之本，而教化实风俗之原”，即要用风俗 教化百姓；三是强调要“积贮”，即发展生产；四是“安民必先弭盗，弭盗莫如保甲”。在晚清内忧外患、国事日蹙的情况下 ，朱次琦就当时的国情提出这四条对策，颇有见地。朱次琦的这种实学思想虽然还称不上完整意义上的改革思想，但它却是在 立足于历史传统的同时，密切关注社会现实，并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因此也就具备了“与时俱进”的潜在因素。他的这种创 新意识和致用思想对于近代中国之改革启蒙、产业技术的发展无疑有重大影响。“九江实学”无疑也是康有为变法思想的主要 来源和组成部分之一。

　　朱次琦的学问识见，令长期以来一直奉朱注六经为金科玉律，以破承束股为不变格式，以代圣人立言为唯一使命的青 年人耳目一新，他们从四面八方赶到礼山草堂，拜朱次琦为师。主持“礼山草堂”的20余年间，朱次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 梁之才。对于学生，九江先生要求十分严格，他提出了四条治学标准：诚心、谨慎、克己、力行。他常对学生说：“处子耿介 ，守身如玉，谷暗兰熏，芳菲自远。”其弟子中著名的有：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翰林院编修、举子试主考官陈如岳，清末民 初大教育家简朝亮，同治钦点状元梁耀枢，军机大臣戴鸿慈等。近期有史料证实，他的思想也影响了金田起义领袖洪秀全和民 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康有为初到礼山草堂，朱次琦就以《五代史史裁论》为题，考他的学识根底。康有为模仿《史通》的体裁 ，博引群书，加以议论，一口气写了20多页，受到朱次琦的称赞。在礼山草堂的三年，康有为学习十分刻苦，还常与礼山草 堂的高才生简朝亮、胡景棠等讨论学术，互相启发。简朝亮从1875年起追随朱次琦研习经史、性理、辞章之学，后以讲学 著述终其身，其持身耿介，笃守师教，屡却官聘，不尚仕途，与九江先生同风，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大教育家。黄晦闻(节) 曾说：“简岸(朝亮)先生讲学乡居，发明九江之教，体力用行，不分汉宋，本九江修身读书之教而光大之，则岭学之崛起者 也。”时人评价朱次琦两高徒，认为康有为“思借治术使孔道昌明”，简朝亮“思借著述使孔道灿著”。朱次琦之后，康有为 和简朝亮等弟子及再传弟子在传承民族文化、推动社会进步、培育社会精英方面不懈努力，从而创造了广东一个世纪思想、文 化和经济的繁荣。

　　名负南北 饮誉朝野

　　朱次琦不仅是晚清著名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诗人。他曾写诗言志：“男儿自有千秋业，堪笑平生志大魁”；“壮且 不如人，此后空可怜”。纵观朱次琦75年的人生旅程，我们发现他也在真真切切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从而为后世树立了一 座丰碑。

　　在山西短暂的190天为官时间里，朱次琦勤政爱民，政声卓著，离任时，襄陵“举邑皇皇，如失慈母”，人民纷纷 投书当局，极力要求挽留，但朱次琦去意已决。朱次琦离职之日，襄陵万人空巷，男女老幼匍匐跪送，依依惜别这位为民办事 的清官。据说从县城到郡城不足30里的路，竟走了两昼夜。在朱次琦离去后约四个月，襄陵人民便建生祠供奉他，并为他刻 石立碑，名为《平河均修水利之碑铭》，同时著书《爱棠录》八卷，详细地记述了他在襄陵的功德，盛赞他的政绩。方良秋先 生在《南海明珠·千秋风范》一文中对朱次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历史上为官而被人民立祠纪念的本来就不多，在有生之 年即被民众立生祠奉祀的更是凤毛麟角，而为官仅半年即受人民如此之爱戴怀念的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九江先生正是实践了为 官就要为民办实事这一简单而朴素的道理而赢得人民的赞誉。”由于朱次琦为政清廉，学识渊博，因此有人称他是曾任山西巡 抚的“于(谦)青天”再世，也有人把他誉为“后朱(熹)子”，高度评价这位清正廉洁、为民造福的清官。

　　在礼山草堂讲学的20余年中，朱次琦培养出了康有为、简朝亮等一代名家。有人认为朱次琦是因为康有为才出名的 ，其实不然，早在康有为“公车上书”之前，朱次琦已经是名贯海内的一代名师，被学者奉为岭表大儒，被称之为“南海明珠 ”而与革新思想的先驱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同时名负南北、饮誉朝野。广东著名的学海堂曾聘他为学长，他没有答应，但 学海堂仍虚位以待，并为他刻印著作，以此可知朱次琦在当时的影响。

　　1881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和广东巡抚裕宽以朱次琦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且长期献身于教育事业，奏准清朝政府特 赏五品卿衔，以表彰他“讲明正学，身体力行，比闾族党，熏德善良”。此后不久，光绪皇帝即颁诏赐衔，以示褒奖。可惜不 到半年，朱次琦便因病与世长辞，享年75岁。当时，两广总督、广东巡抚以下皆致祭朱次琦，国史馆也为他立传。朱次琦去 世时，家无余财，无以为葬，幸得学生们筹资，得意门生简朝亮为他选择安葬良辰吉日和墓穴位置，翌年正月，葬于西樵山凤 翼峰，后迁葬于九江镇下西坊龟山。1908年，康有为撰写了《朱九江先生佚文序》，文中写道：“其行如碧霄青天，悬崖 峭壁；其德如粹玉馨兰，琴瑟彝鼎；其学如海；其文如山；高远深博，雄健正直。盖国朝二百年来大贤巨儒，未之有比也。” “以躬行为宗，以无欲为尚，气节摩青苍，穷极问学，而以经世救民为归。”盛赞令师的德才学行。

　　朱次琦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国朝名臣言行录》、《国朝逸民传》、《性学源流》、《五史实征录》、《晋乘》、 《蒙古见闻》等，诗集有《是汝师斋遗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去世前夕，他焚毁了自己的全部书稿，对此人们无不感到 痛惜。而焚稿的真实原因，外人不得而知。晚清宣统《南海县志》认为，以朱次琦学问修养之博大宏深，浅学者无从窥其涯际 ，其书稿一事自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作为弟子和再传弟子，康有为、简朝亮、梁启超等也均有过猜测，成为清末民初最具 影响的几种观点。康有为认为朱次琦“疾世之哗嚣”，不愿“以著作炫世”；简朝亮的观点是朱次琦对其著述“不满其意”“ 不欲以著述竟其才”；梁启超的观点是朱次琦自觉“无益于后来之中国，故当易箦之际，悉焚其稿。”而朱次琦之真实意图， 今人已无从知晓，从此也便成了难解之谜。

　　为纪念一代鸿儒，1936年10月，九江旅外华侨、港澳同胞共同捐资修建了朱九江先生纪念堂，堂前对联为康有 为弟子梁鸾仓所写：“千秋新学开南海，百世名儒仰九江”，分别铭记康有为和朱次琦。朱九江纪念堂正中悬挂的是当时国民 政府主席林森的题词“岭表儒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则为他题写了“经师人师”的横匾。朱九江纪念堂是一座独特的小礼堂 ，建筑面积约700平方米。抗战时期，部分建筑被毁。1994年，广东地方政府及九江乡贤筹集资金在九江中学修建了新 的“朱九江纪念堂”。新纪念堂重檐歇山顶，琉璃瓦，回廊巨柱，约1500平方米，成为省内少有的几座名楼之一，同时也 被广东地方政府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路新生教授的悉心指导，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