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考伯

考伯先生于1926年出生在马萨诸赛州波士顿市。考伯先生是“贝聿铭·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PeiCobbFreed&Partners)建筑师事务所的三位创始合伙人之一，自1955年事务所成立以来至今一直非常活跃地主持公司的业务。考伯先生以设计合伙人的身份负责设计的作品包括：玛丽广场加拿大皇家银行办公楼、纽约州立大学学院校园、约翰·汉考克大厦等。考伯先生是美国建筑师协会资深会员；美国艺术文学院会员；美国艺术和科学院资深会员；国家设计学院院士。考伯先生的事业生涯一直把建筑实践和教学结合在一起。他的演讲遍及世界各地。

考伯先生的事业生涯一直把建筑实践和教学结合在一起。他的演讲遍及世界各地。他曾在耶鲁大学担任Davenport和Bishop客座教授。1980到1985年间，他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担任建筑和城市设计教授以及建筑系主任的职务，至今仍经常在哈佛大学出任客座教授。1992年他是驻美国罗马学院建筑师，从1972到1990他一直任这一机构的董事。考伯先生是美国建筑师协会资深会员；美国艺术文学院会员；美国艺术和科学院资深会员；国家设计学院院士。作为一个建筑师和教育家，他曾获许多奖项：由美国艺术文学院颁发的ArnoldW.Brunner纪念奖；Brandeis大学颁发的Poses建筑类创造艺术奖章；波士顿建筑师协会颁发的HarlestonParker奖；美国建筑师协会纽约分会的荣誉奖章；美国建筑师协会伊利诺伊理事会的芝加哥建筑奖；由建筑院校联盟和美国建筑师协会共同颁发的建筑教育杰出贡献Topaz奖章。考伯先生于1926年出生在麻萨诸赛州波士顿市。求学于PhillipsExeter学院(1944)，哈佛大学(1947本科),哈佛大学设计学院(1949建筑学硕士)。他在Bowdoin学院(艺术博士，1985)和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技术科学博士，1990)获得荣誉学位。

贝聿铭·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亨利·考伯今天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举办演讲。在他50年来成功地设计了世界上多座摩天楼之后，他将“市民摩天楼”这一概念带到了北京。亨利·考伯提出：人情化摩天楼应具良好市民风范。在摩天楼与日俱增的时候，推崇者认为它象征着财富和地位，而抵制者认为，它冷酷无情，为城市增加负担和危险隐患，而建筑师们则是有着忐忑而兴奋的心态：梦想着设计一幢让世人永远记住的大楼，而机会来到时又生怕弄出一个让人讨厌的巨大怪物。如何让摩天楼有人情味儿。优秀的建筑师找到了摩天楼应有的品格和姿态。此次享利·考伯先生的演讲中就明确了他的主张：要理解摩天楼作为一个市民的问题，我们首先应该看到，当一个高层办公建筑不可避免地以一种统治性的姿态介入公众生活领域的时候，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私人的建筑：除了地面层之外都不被大众接近，内部也无任何人们期望的能与其形态和标志性所对应的公共用途。为解决这个问题可做的努力，就是人情化摩天楼，赋予其一个良好市民应有的风范。不管它如何有效而成功地标志了集团组织或展示了企业成就，其功能局限性已经注定了它只是一个无意义的纪念物、一个没有内涵的符号，一个巨大的不可参透的物体，注定是陈腐的、具剥削性的、与人疏远的、不合人性的。为解决这个问题可做的努力，就是人情化摩天楼，赋予其一个良好市民应有的风范。

考伯先生以设计合伙人的身份负责设计的作品包括：玛丽广场加拿大皇家银行办公楼，蒙特利尔(1962)；纽约州立大学学院校园，弗里多尼尔(1968)；约翰·汉考克大厦，波士顿(1976)；世界贸易中心，巴尔的摩(1977)；柯林斯广场办公楼，澳大利亚墨尔本(1978)；16街中转广场，丹佛(1982)；Johnson&Johnson公司世界总部，新泽西州新布朗斯维克(1983)；Mobil研究实验室，德克萨斯州FarmersBranch(1983)；Arco大厦，达拉斯(1983)；波特兰艺术博物馆，缅因州波特兰(1983)；Pitney-Bowes世界总部，康涅狄格州斯坦福(1985)；泉水广场，达拉斯(1986)；哥伦比亚广场，华盛顿(1986)；商业广场，费城(1987)；图书馆广场大厦，洛杉矶(1989)；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总部，伦敦CanaryWharf(1992)；加州大学安德森治理学院，洛杉矶(1995)；美国进步科学协会总部，华盛顿(1997)。

近期完成的工程：包括:约翰·约瑟夫·莫克利联邦法院和海滨公园(1998)，波士顿；ABN·AMRO银行总部，阿姆斯特丹(1999)；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海(1999)；浦项广场，上海(1999)；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2000)；宾夕法尼亚大道2099号，华盛顿(2001)；普林斯顿大学工程教育友谊中心(2001)；德方斯TourEDF大厦，巴黎(2002)；美国法院，印第安纳州哈蒙德(2002)；世贸中心和GrandMarina酒店，巴塞罗那(2002)；美国国家宪法中心，费城(2003)。包括:哈佛大学政府和国际研究中心；芝加哥凯悦中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华盛顿；TorreEspacio总部大厦，马德里；经济协作发展组织总部扩建，巴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堪萨斯市。

北京CBD中心规划

北京CBD中心规划竞标，由美国贝·考伯·弗里德及合伙人建筑师事务所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的方案以其生动简洁、富有创意和方便实施的优势获得了二等奖的第一名。在亨利·考伯的上海演讲中，他特别介绍了这个方案的构思。亨利·考伯的方案没有太复杂的理念，但他找到了中国文化的载体———“中国结”，并很好地运用了它。其次，他的方案十分简洁，可操作性强，不追求繁复，为今后实施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获得了评委的青睐，这大概就是亨利·考伯的高明之处吧。方案通过贯通南北的中央绿带（中央公园）和贯穿东西的绿道（林荫大道）垂直相交形成整个商务中心区的公共绿地，其交叉处即CBD中心区之中心。为了使CBD中心区形成一个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方案从中国的传统图案纹样中取材，道路及绿地曲直结合。在中央公园和林荫大道的交界处设计了办公大楼。建筑师认为，中央公园大厦应该给公众生活作出它应有的贡献，因此在它的顶部，也就是核心区的最高点设计了一个高层的平台，可以俯瞰北京城。这个平台由两个旋转的弧面组成，在顶部形成一个对角线上的斜面，从而使这个建筑物与附近的建国路和东三环最重要的立交点作出一个呼应。但是CBD核心区不应该由单一的高楼来主宰，从而使得其它的建筑物都下降到从属的地位，所以又设计了另外三栋高楼与主楼配合，沿着林荫道一字排开，强化了林荫大道作为核心区主要干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个简单的策略，为CBD核心区域内多功能综合性的开发项目提供了较大的灵活性，为单体开发方案的建筑师留下了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余地。

核心区内的街景，除了林荫大道的景观，还有架空的步行园廊，其立面可以向内或向外倾斜。在中央的绿带上面，布置的都是公共建筑物，除了办公楼之外，办公楼的顶部也是一个公共的空间，然后还有南面是一个展览大厅，北面是表演艺术中心。每一个地块上面的开发项目都是多功能的综合性的，有利于保持商务中心区和新区里面24小时的城市管理。在地下也有三层的接近40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其中一个重要的元素就是一个地下广场，不仅连接核心区各个不同的地块，同时也与周围其它的重要建筑物，包括国贸中心，还有南面的一些建筑物联系在一起。在地下广场的中间是一个从上面的中央公园下沉的广场，成为中央公园视觉的焦点。地面二层主要是停车，同时有一个环形的货车通道，和不同的地块联系在一起。地面三层主要是与交通车站和地铁线连通的空间。步行园廊，把核心地区的地块都联系在一起，其作用也是营造城市的空间，以这个为起点，绿地层层向外扩张。南北绿带和东西绿道构成的直角体系与园廊构成的曲线体系互相重叠，这种重叠在中国城市传统和园林传统里面可以看到，形成“一个中国结”形的曲线和直线体系的互相重叠。

世界级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合作伙伴亨利·考伯前不久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的学术演讲中，他试图为一个世纪以来引起人类复杂情感的摩天大楼开一个“处方”。“应该看到，当一个高层办公建筑以一种统治性的姿态介入公众生活时，它本质上还是一个私人的建筑：除了地面层之外都不被大众接近，内部也无任何公共用途。为解决这个问题可做的努力，就是人情化摩天楼，赋予其一个良好市民应有的风范。”这位以设计摩天大楼而著称的美国国家设计院院士，抛出了一个“市民摩天楼”的概念。可是，仅过了一个月，同样是在清华大学，亨利·考伯的同行、2000年普利茨克奖得主瑞姆·库哈斯却有另一看法说：“听说前段时间有人在清华大学说大众化的摩天大楼，这可能吗？你们根本就不要信他！摩天大楼在美国已是一团糟，让我们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加强合作吧！”说这番话时，这位来自荷兰的建筑大师拿出了他设计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办公楼方案，这的确是一个人们从未见过的摩天大楼样式：两幢大厦在高空横挑70米进行连接，组成高230米的环状巨构。

在解释这个“古怪”结构时，库哈斯强调的是这个摩天大楼的开放性与社会性，以及它如何更好地与城市生活融合。这不正是亨利·考伯所说的“市民风范”吗，显然，这是一次典型的“文人相轻”。而故事之外的主题更值得关注，那就是一个世纪以来，人们早已熟悉了的摩天大楼的形态就要发生转折了，而其发生地就在北京。

是技术成就还是社会问题

“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世界各地竞相建造“世界第一楼”的热度陡减。人们普遍对摩天大楼的安全性能产生了怀疑，学术界分成了两派，一派彻底否定了摩天大楼这种建筑样式，一派则强调摩天大楼存在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之中寻求完善。其实，这样的争论已缠绕了人类一个多世纪。1851年，电梯系统发明，19世纪末，钢铁工业发展，使得建筑向高层发展成为可能。1885年美国建成高55米的芝加哥家庭保险公司大楼。此后，人类的建筑高度在1931年长到纽约帝国大厦的381米、1974年长到芝加哥西尔斯大厦的443米、1996年长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石油大厦的450米。就在这些庞然大物展示着人类惊人技术成就的时候，对它们的诋毁也如潮水般涌来。上世纪70年代，美国建筑界就发生过一个重要事件———以著名建筑大师菲力普·约翰逊为首的一大批建筑工作者拒绝在美国设计摩天大楼。对摩天大楼的批评集中在内部拥挤、上下困难、设施费用大、阻碍邻里交往、难以消防救灾和预防犯罪等方面。日本的医学专家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住在高楼内的儿童因脱离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其身体和智力发育水平相对要低，住在高楼内的老年人因活动空间有限，健康也受影响。

各种批评意见已逐渐得到建筑界的正视。上海金茂大厦的设计单位、美国SOM建筑事务所的著名结构工程师法兹勒·康承认：“今天建造190层的建筑已经没有任何实际困难。要不要盖摩天楼或在城市里如何处理摩天楼，并不是工程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这注定是一石击起千层浪的作品！”

“9·11”事件之后，摩天大楼的命运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悲剧发生后不久，美国华盛顿召开了一次高层建筑研讨会，与会的美国建筑专家认为，人们对高层建筑的信心不应被恐怖事件吓退，抗冲击能力有限不应成为阻碍高层建筑发展的原因，高层建筑会遭飞机撞击，但低层建筑也不例外，今后设计建造的高楼抗冲击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人们应该信任高楼的安全性。他们同时提出了摩天大楼的发展方向，即如何把高楼大厦设计成一个功能齐全的“楼中之城”。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摩天大楼的捍卫者亨利·考伯来到北京，在清华大学提出了“市民摩天楼”的概念。而比他晚来一个月的库哈斯则更为彻底，他提出了一个已能着手建造的“楼中之城”———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办公楼方案。这个在高空中进行连接的新型摩天大楼，颠覆了以往它的同族一柱冲天的样式，并试图使建筑物内部空间更为丰富，联系更加密切。为降低大厦的运营成本并增加盈利的可能，库哈斯在其中设计了一个供旅游者观光的环形通道，并努力使之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为业主创造更多的商机。

人类的一场新的建筑实验就这样展开了。一些建筑界人士认为，摩天大楼的形态之所以在北京发生转折，正缘于中国当前在世界“一枝独秀”的经济发展及其更加开放的姿态。“我觉得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个时刻。”库哈斯的助手、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学者赵亮说，“许多年后我们肯定会发现，只有在此时此刻的北京，全球大概也只有在这么一个地方，会发生这样一件事情：让一个别人可能认为是疯狂的建筑师设计出这样一个大家没有想到的、毁誉交加的建筑。这注定是一石击起千层浪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