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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兰雅

傅兰雅

在洋务运动中,英国人傅兰雅口译各种科学著作达113 种,他以传教士传教布道一样的热忱和献身精神, 向中国人介绍、宣传科技知识,以至被传教士们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他把他最好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他说:“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在当时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比他做得更多,甚至也很少有中国人比他做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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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

  出生于英格兰海德镇。近代在中国办报的英国传教士、学者,中文报纸《上海新报》主编。圣公会教徒。

  大学毕业后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到香港,就任圣保国书院院长。两年后受聘任北京同文书馆英语教习,清同治四年(1865年)转任上海英华学堂校长,并主编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同治七年(1868年),期间受李鸿章雇佣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达28年,编译《西国近书汇编》。清光绪二年正月二十三日(1876年2月17日)创办格致书院,自费创刊科学杂志《格致汇编》,所载多为科学常识,带有新闻性,设有“互相问答”一栏,从创刊号至停刊,差不多期期都有,共刊出了322条,交流了五百个问题。光绪三年(1877年)被举为上海益智书会干事,从事科学普及工作。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去美国担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东方文学语言教授,后加入美国籍。清政府曾授予三品官衔和勋章。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西方书籍129部(绝大多数为科学技术性质),是在华外国人中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一人。

少年时代的中国迷

      苏格兰穷牧师的儿子傅兰雅(JohnFryer)从孩提时代起就十分向往中国,这完全是受其父亲的影响。他父亲虽是个小镇传教士,却十分关注东方,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尤有兴趣。小时候的傅兰雅,经常跟着父亲去听从中国回来的商人、传教士举行的报告会。后来,他在自传中回忆道:“在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阅读我千方百计搞到的有关中国的书,更令我愉快。我太想去中国了,因而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u2018中国迷u2019。” 1861年他靠政府奖学金读完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的课程后,马上申请到了去香港的一所教会小学——圣保罗书院任教员的职位。这一年,他22岁。在中国的最初几年里,傅兰雅很快显示了自己的语言天赋,他不仅掌握了汉语,而且学会了说广东方言;为了学习“上流社会”使用的官话,他曾投奔著名传教士丁韪良门下,在北京的同文馆做过一年英文教习;后来,他又去上海,在英华书院——“一所传教士主持的、房顶开缝的学堂”,教大约20个中国商人的儿子学习基础英语……这为他后来踏入中国的上层社会,积累了资本,铺平了道路。

不甘寂寞的传教士

      傅兰雅的机会来了。19世纪60年代,他被上海的教会团任命为在传教士中享有盛名的《中国教会新报》的主编。 傅兰雅虽受教会派遣,但对传教兴趣不

傅兰雅

大,来到中国后,看见传教事业十分不景气,便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感兴趣的是如何把报纸这个工具,变成自己扬名的基石。他出任主编后志向甚高,不仅下决心一年内将报纸发行量翻一番,还欲使它成为启蒙中国的工具。傅兰雅不仅要中国的知识分子都读这份报纸,还想将影响扩大到地方官府乃至朝廷里去。实际上这样做正适得其反,反而使官员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外国人,成天在一份教会报纸上对中国事务指手画脚,似乎多有不妥。很快,到了1868年,傅兰雅丢掉了这个差使。

三品官衔的翻译官

    但在那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已称得上“中国通”的傅兰雅绝不会自甘寂寞。这年春天,他被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聘书所吸引,决定辞去英华学塾之职,脱离教会,就 上海制造局聘任,从事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工作,转而为清政府效力。

  6 月,制造局专设一翻译馆,徐寿、王德均、华蘅芳、徐建寅等与傅兰雅合作翻译。徐寿等人从引进科学知识与配合开办新式工矿企业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了详细的翻译计划。傅兰雅向徐寿等人介绍西方科技情报,定购各种图书备翻译用。从 1869 年起,先后在翻译馆供职的口译人员还有金楷理(C.T.Kreyer)、林乐知(Y.J.Allen)等。而傅兰雅一直是最主要的口译者,他口译的科技著作数量最多,内容也最重要。在洋务运动时期,江南制造局是当时最大的翻译科技著作的机构,该局译书大致代表了当时 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了解的西方科技知识的最高水平。而傅兰雅口译各书,又为该局译书的代表。

  在制造局,傅兰雅口译的译著达113 种,其中 95 种已刊,18 种未刊。 在已刊95 种译著中,数学9 种,物理4 种,化学与化工12 种,矿冶10 种,机械工程 9 种,医学4 种,农学3 种,测绘地图5 种,军事兵工15 种,其他技术10 种。这些大量的译著,有的是对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有的则为已翻译介绍过的学科提供了新的较好的译本。比如,《决疑数学》是介绍概率论的第一个中译本;《代数术》和《微积溯源》是比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的有关译著内容更为丰富、译笔更为流畅的译作;J.廷德尔(Tyndall)的《声学》( 1869)和 H.诺德(Noad)的《电学》(The studentu2019s textbook ofelectrici-ty,1867)是最早,最全面系统介绍声学和电学知识的译著。 他与徐寿翻译了多种化学著作,其中 D.A.韦尔斯(Wells)的《化学鉴原》(Wellsu2019s principle of chemistry, 1858)是最早的无机化学译著之一,《化学鉴原续编》(译自 C.L.布洛克(1867)的有机部分)是第一个有机化学中译本,《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是根据德国分析化学大师弗雷泽纽斯(Fresenius)关于定性分析、定 量分析的经典名著译出,内容十分丰富精深,加上介绍物理化学知识的《物体遇热改易记》,当时译出的化学书已较成系统,初具规模。傅兰雅与他人翻译的各种技术著作,除兵工外,在当时多属绝无仅有,独此一家。关于采煤、勘矿、开矿、冶金、铸造、机械原理、机械制图、蒸汽机技术、酸碱制造、电镀、照相、髹漆等众多领域,都有专门译著,其中以《西艺知新》丛书正续集、《宝藏兴焉》、《化学工艺》和《造船全书》等最为重要。医药学译著以《西药大成》和《法律医学》最巨,后者是第一部法医学译著。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做事相当卖力。同时他特别注意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与翻译馆的中国同事相处,和他们交朋友,以至于他觉得自己“已是半个中国人了”。但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江南制造局的影响力,中国官员只是把傅兰雅看作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雇员,利用他解决各种棘手的技术问题,完成规定的任务。而乐此不疲的傅兰雅还没有看穿这一点,他把全部精力花在了科学研究、实验,以及翻译西方科技文献上。在为个人理想奋斗和苦熬的历程里,傅兰雅或许从来没有想到,他要在江南制造局度过长达28年的译书生涯,并由此成为开中国近代科技新闻之先河的人物吧。

自费创办科普杂志

傅兰雅在艰苦而寂寞的译书工作之余,傅兰雅还以他个人的力量,积极传播科技知识。于1874年创办了旨在普及和推广自然科学的格致书院,开班设讲,定期

展览科学技术成就,逐渐将其发展成为一所西学图书馆。两年后,他得知由丁韪良、艾约瑟等传教士在北京出版的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即将停刊的消息之后,便“重操旧业”,独辟蹊径,以书院的名义发行了一份专门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月刊《格致汇编》。创刊号于光绪二年正月十五日(1876年2月9日)问世,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杂志。这份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杂志,使他的名字与近代中国科技与新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格致汇编》停刊时间未详,据专家查证,现存最后一期是1892年冬出版的第七期第四卷,距傅兰雅离开中国还有四年时间。该刊断续办了 8 年,它以通俗的语言,介绍各种科技知识,深受读者欢迎,清末曾一再重印,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当年,傅兰雅以“给中国引进科学”为宗旨创办了这个刊物,但“洋务运动”始终未能深入开展,最后成了一场代价沉重的试验;对此,傅兰雅的失望落寞之感,是可以想见的。1895 年,他在格致书院开办了算学班, 并举办科技知识讲座。1885 年,他还自办了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

  1877 年,傅兰雅应邀参加了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士组织的学校教科书 委员会——益智书会。1879 年,他被推举为该会总编辑,他声明不编宗教 书。在他主持之下,该会编译了 50 余种科学教科书和数十种教学挂图,其 中他编译了《格物图说》10 种。他自编的《格致须知》27 种科学入门书, 也被该会推荐给教会学校使用。《格致须知》、《格物图说》和江南制造局译书,组成了由浅入深的科学译著系列,为当时中国人了解和学习科学 知识提供了便利。此外,他还推动该会在统一科学术语的译名等方面做了 大量工作。

三十五年南柯一梦

      至今,在江南造船博物馆里,仍保存着一份由江南机器制造局总管徐寿签发给傅兰雅的聘书,聘期为3年。然而,傅兰雅在翻译馆工作了漫长的28年,由于为中国传播西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清政府的嘉奖,授予了他三品官衔,他也由此成为少有的几个带清政府官衔的洋人。 为了报答这一切,傅兰雅拼命地工作,身上的任务日益繁重。为了取悦中国人,他也不惜付出个人生活的代价。1869年夏天,他的妻子安娜第一次生产时感染伤寒,结果孩子几天后夭折,安娜因过度悲伤,病体一直未愈。但傅兰雅顾虑重重,甚至鼓不起勇气来向他的中国上司请几周假。他只把妻子送到一个好友家里小住几天,权当休假了。这使他看不到前景所在。当时他这样告诉他兄弟:“我目前品级已相当高,但再获提升不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仍然低于我的设想。”
      当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最终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之后, 1896年6月,傅兰雅从上海动身回国度假,抵达美国后,受聘为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原定5个月的假期,一变成为他永久离开中国的契机,而他在华30多年的事业,也至此画了一个句号。他的长子傅绍兰(J.R.Fryer)继他在制造局译书,但傅绍兰不久病逝。1897—1903 年,傅兰雅每年返上海译书。后来,他捐资 在上海开办了上海盲童学堂,他的幼子傅步兰(G.Fryer)担任校长。
      在很多场合,傅兰雅宁愿把自己在中国的奋斗经历称之为“南柯一梦”。他断定,在他开始在另一片异土拓荒的历程时,他先前在中国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回到美国后,回顾在中国漫长的35年,在感慨这场“旷日持久、封闭困乏的苦斗”的同时,他仍然怀着一种“上当受骗”的心情。

 

参考文献

  王扬宗: 《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 (西学东传人物丛书),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李亚舒: 《中国科学翻译史》 (百科史苑),黎难秋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罗新璋编: 《翻译论集》 ,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顾长生:《传教士与近代中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熊月之: 《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 》 ,原载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5年第1期。

更新日期:202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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