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钰

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二十五军师宣传科科长、团政委。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团政治处主任，抗大总校大队政治部主任、政委，辽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历任军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代表，驻阿富汗、巴基斯坦大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第五届政协主席，驻挪威、埃及大使。是中共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

北京市政协原主席，中国前驻埃及大使丁国钰同志（部长级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丁国钰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丁国钰，安徽金寨人，1916年7月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皖西北少共道委机关总支书记，红28军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红25军74师宣传科科长、第5团政委。1938年8月后，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政治处副主任、1旅2团政治处主任，延安抗大总校5大队政治处主任、4大队政委，辽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独立2师政委，东野5纵14师政委，解放军第42军125师政委，四野第42军124师政委。1950年2月后，任志愿军第42军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军事停战委员会志愿军首席委员，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工委书记，中国驻阿富汗首任大使、驻巴基斯坦大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革委会委员、常委，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7月后，任北京市委第三书记、市政协主席，中国驻挪威大使、驻埃及大使。1994年10月离休。

丁国钰是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外交家，中共第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北京市政协原主席，中国前驻埃及大使丁国钰同志（部长级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5月11日凌晨1时2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2015年5月17日，丁国钰同志告别仪式在八宝山大礼堂举行。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国务委员杨洁篪、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等参加了告别仪式。有关单位和亲朋好友分别慰问了丁国钰同志的子女和亲属。

丁国钰同志，安徽金寨人，1916年7月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工作，1930年夏在安徽省六安县六区儿童团任宣传部部长兼体育部部长，1931年初在皖西北道区保卫局侦查科工作，1932年初在皖西北少共道委任机关总支书记、巡视员，同年8月参加红27军79师，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红25军73师师部文书，红25军第5团政委并随红25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8月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8月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4团政治处副主任、1旅2团政治处主任。1942年初到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在延安抗大总校任5大队政治处主任，后任4大队政委。1945年赴东北地区工作，历任辽宁军区杨靖宇支队政治部主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独立2师政委。1948年3月起先后任东北野战军第5纵队14师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军125师政委、第四野战军第42军124师政委，参加了四保临江、辽沈、平津等重要战役。

1950年2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二、三、四次战役。1952年10月调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工作，历任朝中代表团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志愿军首席委员，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党委委员、工委书记。1955年1月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首任）。1960年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1966年10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1967年4月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1971年3月起先后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7年7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三书记，同年12月任北京市政协主席。1980年5月任中国驻挪威大使。1982年11月任中国驻埃及大使。1994年10月离休。1995年1月经中央批准按部长级待遇。

丁国钰同志是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丁国钰同志从青少年时代起即投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树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一切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在外交战线工作期间，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开展外交活动，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可靠依据，工作取得显著成绩，特别是为推动中巴两国友好关系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廉洁奉公，艰苦朴素；诚恳待人，作风正派，体现了一名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丁国钰同志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离休后仍十分关心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

丁国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把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我们要学习他的优秀品质，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丁国钰同志安息吧！

?从红军战士到优秀外交家

著名外交官丁国钰，1916年7月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1929年投身革命后参加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建战功，成为我军高级将领。抗美援朝中担任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后又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4个国家的大使。他是一位从大别山走出来的、由红军战士成长起来的优秀外交家。

立夏烽火起 儿童闹革命

1929年5月6日是农历立夏节。这一天，在位于大别山腹地的金寨县西部原属河南商城县南乡的吴家店、斑竹园、南溪等地，中共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领导的震撼全国的立夏节革命武装起义（又称商南起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5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在斑竹园成立。随后，开始创建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南溪是红三十二师师部和商城县临时革命委员会的驻地。丁国钰的父亲、哥哥都参加了革命，在乡村苏维埃政府工作。年仅13岁的丁国钰也参加了乡儿童团，积极参加站岗放哨、文艺宣传、检查人口等革命工作。

丁国钰虽然只上过两年私塾，但由于其爷爷和叔伯爷爷、伯父都是塾师，从小受到熏陶，识字不少，口才很好，在儿童团中显得与众不同，是个活跃分子。

这年，在丁家埠二区苏维埃政府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丁国钰作为儿童团的代表上台发言。

这时的丁国钰个子不高，有些清瘦，眉清目秀，落落大方。他不慌不忙地说：“我们干革命好比是在建房子，你们县区乡苏维埃、赤卫队好比是打房基的大石头，我们儿童团好比是小石头。大家都晓得房基只有大石头是不稳固的，大石头之间的缝隙要靠小石头填实才牢固。我们儿童团的作用也很大，是不能缺少的。我们要积极努力地工作，共同为扩大苏区建设苏区奋斗。”

丁国钰声音洪亮，比喻生动，语言流畅，赢得了热烈的掌声和夸赞，也引起了县区领导的关注。不久，他就被调到区儿童团担任大队长。

由于丁国钰工作积极主动，表现突出，1930年夏，组织上决定将他调到邻近的金家寨担任安徽省六安六区儿童团宣传部部长兼体育部部长。

金家寨是皖西的重镇，也称金寨镇，有千余年的历史，自然形成水陆交通枢纽，是皖西通往湖北、河南的门户，向有“三省通衢”之称。这时的金家寨刚刚召开过六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土地政纲实施细则》《森林办法》等多项规定，各项工作井井有条，有序进行，成为皖西苏区建设的典范。以金家寨为中心的六区实际上也是个特区，是按县级体制设置单位，儿童团设有团部。

丁国钰从商南的乡下上调到团部机关，确实是属于组织上对他提拔重用，重点培养。

战火多艰险 难忘战友情

丁国钰在六区工作认真负责，成绩显著。1931年初，被调到皖西北特委保卫局侦察科工作。中共皖西北道委从金家寨迁驻皖西重镇麻埠不久，丁国钰又调任少共皖西北道委机关任总支部书记、巡视员。

1932年6月，国民党调集30多万军队对鄂豫皖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9月上旬，在敌人向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区步步进逼的严峻形势下，丁国钰随中共皖西北道委和道区苏维埃政府机关撤出麻埠，向西南转移。

根据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的指示，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苏维埃政府主席吴宝才与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红二十七师副师长徐海东率领部分武装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转移。完成任务后，10月1日，机关和部队在英山县金家铺会合。

在这里，郭述申按照中央分局来信指示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决定将汇集在金家铺地区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统一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政治委员郭述申，副军长吴宝才。全军下辖第七十九、第八十一2个师。第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王建南。丁国钰调任第七十九师师共青团团委委员。

这是丁国钰正式参加主力红军队伍，也是他在徐海东领导下工作的开始。此后，随着部队改编，他先后担任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部文书，跟随徐海东、吴焕先等首长英勇转战，在战火中成长，于1933年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敌人反复进行的残酷“清剿”中，红军战士们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丁国钰也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在一次战斗中，敌我双方杀红了眼，展开了白刃战。在与敌人拼杀中，丁国钰消灭了好几个敌人。搏斗中，丁国钰的后脑勺被敌军用枪托击中，他顿感天旋地转，晕倒在地。敌人迅速又用刺刀向他捅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一声枪响，敌人摇晃着倒下了。原来是后面的战友冲上来，一枪结果了这个敌人，丁国钰得以拣了一条命。

还有一次战斗，丁国钰和战友们冲到一个镇子里，与敌人短兵相接，展开了混战，丁国钰和一个敌人扭打在一起。丁国钰个子小，几个回合后，他体力不支，被敌人摁倒在地。敌人猛掐丁国钰的脖子，丁国钰拼死挣扎反抗。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个战友赶来打死了敌人，救起了他，丁国钰又一次死里逃生。

1933年9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丁国钰随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在双河山与敌人展开激战。红军奋勇杀敌，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敌人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弹片横飞，丁国钰左手的小手指被弹片削掉了，鲜血淋漓，留下了终身残疾。

丁国钰常对来访者讲述战友救他的情景，说自己是个幸存者，充满着对战友的感激之情。他对自己的老首长徐海东更是难以忘怀，因为徐海东不仅对自己很关心，而且还救过他的命。

那是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一次转移中，丁国钰生病后，身体很虚弱，在翻越一座大山时走不动。正在这时，徐海东走了过来，询问情况后，他让丁国钰拉着他的青骡子尾巴，翻越了山冈。当时如果掉了队，后果不堪设想。

1934年4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新的红二十五军。时任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的丁国钰正生病住院。不久病愈出院后，刚回部队就遭遇“肃反”，他被打成“AB团”成员，缴了枪，关押起来，其根据竟然是丁国钰有点文化。

丁国钰被关押后，心中既紧张又害怕。但他相信自己和党组织，因为自己确实不是“AB团”分子，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组织的事，相信组织上总会查清楚的。这时红二十五军要出发长征，丁国钰坚决要求和红军走。

长征时，“肃反”对象是手连着手被捆起来行军的。遇到战斗，解开绳子被监督着参加战斗，战斗结束后还要抬伤员，运物资，特别艰苦。有个营长因忍受不了，悄悄解开了绳扣，在过河时跳河自杀。而丁国钰信念是坚定的，毫不动摇，忍耐坚持。

不久，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徐海东看到了行军中被捆着手的丁国钰。他了解情况后，当即对有关人员说：“丁国钰我是了解的，在南溪葛藤山时我到过他的家，是很穷的，家里人都参加了革命，好几个被国民党杀害了。丁国钰参加红军到现在的表现，我都很清楚，他不可能是u2018AB团u2019。”随后，丁国钰被释放了，到军部交通队当文书。

丁国钰后来常常感叹说：“要不是徐海东军长救了我，如果不死在长征路上，也要到陕北后才能摘掉u2018AB团u2019的帽子。”

长征智克难 处事细而实

1934年11月16日，丁国钰随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长征途中，丁国钰不怕牺牲，英勇作战，还想方设法，克服千难万险，确保行军不掉队。

长征就是长途跋涉，草鞋非常重要。没有草鞋穿，脚磨破了，跟不上队伍，就只能留在异地，生死难料，凶多吉少。可丁国钰偏偏不会打草鞋，怎么办？他灵机一动，运用自己的一技之长解决了这个问题。

丁国钰很会做干粮，他将饭放上盐炒干磨成粉，装进袋子带在身上，宿营时抓一把，开水一冲，就能当饭吃，香甜可口，大家都爱吃丁国钰做的干粮。于是，他就和会打草鞋的同志合作，他帮会打草鞋的战友做干粮，战友帮他打草鞋，这样相得益彰，都解决了难题。

长征中生活没有规律，连续行军最怕拉肚子，一拉肚子就容易掉队，有的红军战士就是因此掉队，最终找不到队伍了。丁国钰在途中也拉了几次肚子。怎样保证不掉队呢？他反复思索，终于想出了办法。晚上宿营时，他就打听明天哪个团哪个营哪个连走在最前面，打听清楚了，就搬到那个连去休息，说明原因，请他们出发时喊上他。这样，就算路上拉肚子耽误了时间，仍可跟着后续部队走。等部队休息时，他又赶到先头部队行军。这个“病鸟先飞”的方法，使丁国钰没有因拉肚子掉队。

长征途中常常缺乏粮食，没有饭吃。在这种情况下，丁国钰自想办法，边行军边注意寻找能食用的野菜、野果充饥。

有一次行军，干粮已经不多。边走边搜寻的丁国钰发现一棵野生的枯黄的南瓜叶下有一个小南瓜，于是他将它摘下来，揣在兜里。后来，全军断粮，几天没有饭吃，饥不可支，有的同志饿昏倒地。丁国钰饿急了，就掰一块南瓜放到嘴里细细地嚼嚼，再慢慢地咽下去。就这样，他靠一个小南瓜，坚持了三四天。从此，丁国钰对南瓜怀有特殊的感情，称之为“救命瓜”，直至晚年还经常吃。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后，开始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丁国钰服从安排，积极参加横扫民团、宣传“五抗”、发动群众、镇压豪绅恶霸、摧毁保甲组织、建立苏维埃基层政权等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在粉碎敌人两次“围剿”的战斗中，他英勇作战，受到表扬。

1935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主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到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消息。7月15日晚，时任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在长安沣峪口主持召开紧急会议，通观全局地分析斗争形势。根据会议决定，16日，省委率红二十五军主力从沣峪口出发，西征北上，准备与陕甘红军会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后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留下的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于9月9日合并为陕南特委（又称鄂豫陕特委），并将各游击师和游击大队合编为红军第七十四师，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丁国钰开始在红七十四师五连任政治指导员，因在根据地开展的游击战争和反敌人三次围攻的斗争中表现突出，被提拔为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

1937年1月，红七十四师与由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组建的红十五军团在商县张村会合，并归红十五军团指挥。随后，红七十四师在长安县大峪口驻防整训。在此期间，丁国钰到第五团处理了一个问题，深得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

当时，第五团的团部驻在大峪口的一户地主家，与房东相处得很融洽。团长孙光是个驼背，很爱面子，有些忌讳别人叫他“驼子”，可房东的年轻俊俏儿媳妇爱开玩笑，居然喊他“孙驼子”。

过了几天，孙光买了块布料，请房东儿媳妇做件上衣。房东儿媳妇开玩笑说：“我这针线活恐怕做不了。你看你身上穿的衣裳，前面衣襟耷拉老长，后面又吊在腰眼以上，就是到镇上的裁缝铺，怕也没哪家肯做这活！你这背锅衣裳，活活气死裁缝咧！”

这几句话伤了孙光的自尊心，他面红耳赤，感到无地自容，怒气冲冲地扭头就走。一气之下，还下令将团部搬走了。

这件事情发生后，不知情的好事者将团部搬家当作一起风流案件添油加醋地传播开来，甚至说是孙光调戏房东儿媳妇，被撵了出来。

师政治部得知后，当即委派丁国钰到五团进行调查。丁国钰认真细致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如实地向组织进行了汇报，并进行了澄清，还积极向孙光做工作，让他不要伤了与当地老乡的和气。

与此同时，师供给部从长安县城请来两名裁缝，决定给团以上主官每人做一套制式军服。孙光心里有疙瘩，师部几次派人请他量尺寸，他就是不去。没想到，数日后，师供给部却给他送来了一套崭新的灰布军服。他穿上一试，长短肥瘦都合适，前襟后腰一般长短，就连那驼背处也处理得十分得体恰当。孙光不由得称奇叫绝，心中十分高兴。

原来，这是丁国钰出的点子。他见孙光不肯量尺寸，了解他心病所在，于是就找一个和孙光身材差不多的人做替身，并在背上扣个脸盆，让裁缝照准量好尺寸，精心做成。孙光得知后，感动不已。

不久，第五团政委调走，丁国钰调来当政委。孙光高兴地说：“丁国钰，咱俩可以尿到一个壶里。今后的工作，都会是机关枪打鸭子，呱呱叫！”

抗战在延安 两次见主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丁国钰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8月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政治处副主任，后任一旅二团政治处主任。

在延安，丁国钰两次到杨家岭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这个经历让他终身难忘。

一次是1938年。当时国共合作，在鄜县（现富县），中共领导的鄜县抗日救国会（实为县委、县政府）与国民党领导的县国民政府同驻鄜县城内。丁国钰所在的警备四团驻扎在鄜县交道镇，而国民党马步芳的部队也驻扎在此，双方划地为界。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丁国钰注意做好统战工作，避免与对方产生摩擦。马步芳的队伍多为西北人，喜欢吃羊肉。为搞好关系，丁国钰特意让部队打了一些黄羊给他们送去。一来二去，双方关系良好，和睦相处。毛泽东对鄜县这个离延安很近、又极为敏感、容易产生矛盾的统战区高度关注，故特地召见警备四团的领导成员，当面听取汇报。

第二次是丁国钰和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参谋处处长曹里怀、警备第一团团长贺晋年一起向毛泽东汇报部队调防的事情。

在汇报时，贺晋年抱怨：“最近不对劲啊，现在老百姓有房子住，有粮食有肉吃，可我们就只能吃黑豆，因为征粮困难，现在老百姓都欺负我们了，我看这个事不好。”

没想到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他说：“这其实是个好事。自古以来，都是当兵的欺负老百姓，没听说过老百姓敢欺负当兵的。如果你们说现在被老百姓欺负了，这正是我们革命的目的。老百姓不怕当兵的，说明部队有严明的纪律，让老百姓放心。你们要从这个角度看问题。”

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茅塞顿开，没有怨气了，无不感慨地说：“还是主席站得高，看得透彻。”

毛泽东又说：“如果让部队的战士没地方住、吃不好也不行，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让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和萧劲光一起发了一个文件，提出要拥政爱民，拥军优属。

丁国钰两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感受很深，很受教育。他常感叹：“毛主席看问题准确，分析问题精辟，高瞻远瞩，非常人能及，比不了。”

实际上，毛泽东对相貌堂堂的丁国钰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几年后，丁国钰担任了新中国的驻外大使，一次在外交部参加使节会议后，在人民大会堂受到毛泽东和陈毅的接见。丁国钰是倒数第三个进去的，毛泽东见到他就问：“丁国钰，你现在在哪里呀？”丁国钰和毛泽东握手后，赶紧简单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毛泽东笑着连连点头。

散会后，其他大使将丁国钰围住了，纷纷问：“你怎么和主席这么熟，主席一见到就能叫出你的名字啊？”

其实，丁国钰也不大清楚，因为直接见毛泽东是十几年前的往事了，毛泽东日理万机，能记得吗？

后来，丁国钰有一个机会见到了毛泽东的卫士长叶子龙，他趁机询问道：“是不是主席在接见我们前，你们把被接见人员的资料都提供给主席看了？”

叶子龙说：“不是这样的。主席有一个特点，和他见面握过手的人很多，但他不一定都记得。但只要是干部向他汇报工作，特别是两次以上的，他必定记得这个人的名字。”

丁国钰听后钦佩之感油然而生，他说：“伟人就是伟人，这是伟人的特点。”（未完待续）

解放征战激援朝谈判官

1945年，丁国钰赴东北地区工作，历任辽宁军区杨靖宇支队政治部主任、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独立二师政委。1948年3月起先后任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十四师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第一二五师政委、第一二四师政委，参加了四保临江、辽沈、平津等战役，为夺取胜利建立了功勋。

东北四保临江战役从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历时3个半月，民主联军南满、北满部队密切配合，东满、西满部队主动出击，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保卫了南满根据地，迫使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由攻势转为守势。

在这次战役中，丁国钰又经历了一次虎口脱险。

当时我军三纵的部队占领了一座县城，上级命令五纵十四师去换防接管。丁国钰自告奋勇带着参谋长和一个骑兵排前去打前站。在路上，丁国钰发现有树桠做的路障和麻袋堆的掩体，不像是我军做的，感到有些不对劲，但没有深想。

天快黑时，他们接近了县城，忽然听到前面有人说：“长官，到这里要下马了。”丁国钰一听称“长官”，就知这是敌人。过岗哨要下马这是军队的规定，由于黄昏看不清，加上在东北我军的穿戴和敌人差不多，肯定是敌人的岗哨错将他们当成自己人了。

丁国钰心中一惊，差点进入敌人窝了。他反应很快，脑子来了个急转弯，随声答道：“我们没有事，只随便看看。”说罢，带着骑兵排调转马头往回策马而去。

不一会儿，敌人的岗哨反应过来了，开枪射击，可丁国钰他们已经走远了。

原来三纵撤走后，这个县城又被敌人占领了。当时通讯条件差，没有来得及通报。丁国钰他们差点自投罗网。

辽沈、平津战役结束后，丁国钰率部在进军大西南途中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随后，他率部解放了重庆、万县，并担任万县首任军管会主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的丁国钰率部第一批入朝参战。

在朝鲜战场上，丁国钰参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他曾四过汉江，亲率三三四团在前线与美军、英军和土耳其部队激战多次。

让丁国钰没有想到的是，1952年10月，志愿军总部将他调到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工作。原来，外交部到朝鲜前线负责谈判的李克农认为丁国钰适合做外交工作，便让他去谈判代表团主持思想政治工作。1952年到1953年，停战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和乔冠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国钰负责。1953年4月26日，丁国钰正式接替边章五，成为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还担任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志愿军首席委员，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党委委员、工委书记。从此，他与美军拼杀的战场改在了谈判桌上。

据丁国钰回忆，当时谈判国内由周恩来亲自负责，李克农、乔冠华直接联系，每天都要和国内通电报，汇报工作，请示指示。

谈判先谈停战问题，后谈战俘问题。谈判时，交战双方各派4名代表，中方、朝方各派两名代表，美方、南朝鲜方面各2名代表。美方的代表是将军军衔，为了对等，中方也必须派将军军衔的代表。由于此时中方军队尚未授衔，故就将丁国钰称为将军，因为此时丁国钰已经是军级干部，具备授将军军衔的条件。翻开当年的《人民日报》，就常有丁国钰将军在开城板门店与美军谈判的报道。

丁国钰回忆这段往事时笑了：“不但将军的名号是临时定的，连谈判穿的衣服都是临时做的。”

由于双方在战场上都杀红了眼，敌意很浓，因此军事外交谈判并没有友好的气氛。双方代表进帐篷谈判时，互相不理睬，不微笑，没有握手、寒暄的外交礼节，谈判时也是互相敌视、互不相让。中途休息，各回各的帐篷，连上厕所也是各去各的。

丁国钰回忆说，与美国人谈判很特别，不仅要斗智斗勇，还要在意志、毅力、耐心等多个方面进行较量。

对方耍的花样很多。有时开会即休会，宣布谈判开始，接着立即宣布休会，最短的时间只有25秒。有时僵持，谁也不先说话，最长的一次僵持了130多分钟。双方沉默，如坐针毡，最后还是美国人耐不住了，先开口发言。

丁国钰回忆，在战俘问题的谈判中，有一次，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先问朝中方对其提出的坚持“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有何想法。朝中方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不予接受。于是，美方就宣布“无限期休会”，而且不等朝中方作出反应就往外走。朝中方全体人员处变不惊，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齐以中国京剧中那种荡气回肠的哈哈大笑表示对美方的蔑视。据说，为了这个京剧韵味表示蔑视的大笑，朝中方的代表还专门练过。

在谈判中，丁国钰按照国内的指示，坚持原则，据理力争，毫不退让，使美方和南朝鲜方面的代表感到难以对付，给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谈判场外，威武潇洒、能言善辩的丁国钰又成为众多记者追逐采访的对象。

经过历时747天艰难曲折的谈判，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字。7月28日上午9点30分，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在李克农、乔冠华、丁国钰的随同下，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1953年4月20日，双方伤病俘的遣返工作在板门店开始，丁国钰在现场迎接了第一批我国的被俘将士。

就在丁国钰在板门店紧张工作之时，1954年7月下旬，周恩来打电话给代表团，派专机接丁国钰回北京汇报工作。

丁国钰听说是周恩来亲自召见，并派专机接，不知是什么情况，担心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不禁有些紧张。

原来在1954年7月21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后，访问了波兰。波兰总统对他说：“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这样谈下去，就不怕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波兰是朝鲜停战谈判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对板门店停战谈判的情况十分清楚。

波兰政府的这个信息引起了周恩来的关注。结束访问后，他立即打电话让丁国钰回国，他想见见这个坚持原则不妥协的谈判代表。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大量外交官，身兼外交部长之职的周恩来，正在物色外交人才。

忐忑不安的丁国钰回到北京后，首先去见李克农、乔冠华，顺便打听一下情况。他们说，你放心，没事，你工作的事总理都清楚。但丁国钰还是放心不下。

第二天，丁国钰到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周恩来，这是他第一次专门见周恩来。周恩来很客气，只是拉家常式地询问他的出身、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哪年入党，是怎样长征到达陕北。整个谈话就是了解情况，没有一句批评，也没谈工作。丁国钰回到朝鲜后不久，周恩来又一次召见丁国钰，听取朝鲜战争结束后志愿军撤离有关事项的意见。随后，丁国钰奉调归国，途经平壤时，丁国钰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亲自授予了一级勋章。

出使四国家优秀外交家

丁国钰回国后，总政治部原安排他到一个军任政治委员。没料到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徐立清找他谈话，说他可能要调动工作，脱军装。丁国钰说，我从小就穿军装打仗，不愿意离开部队。

接着，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又找他谈话，丁国钰还是不愿离开部队。萧华一看说不通，只得摊牌，说：“这次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你这是总理点的名，要你去外交部工作。因为我们国家已经和不少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急需外交官。”

丁国钰一听傻了眼，知道没有办法了，总理的话谁敢不听。于是表示：“既然总理点的名，我服从。”从此，丁国钰开始了外交官的生涯。

1955年1月，丁国钰出任中国驻阿富汗首任大使。

1960年1月，丁国钰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在丁国钰担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初期，当时的巴基斯坦政府亲英亲美，反苏反华，中巴关系比较冷淡。

据丁国钰回忆，1961年，时任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出访美英两国回国后，直接让秘书打电话给丁国钰，要求会见。丁国钰对这种不经过外交工作流程的做法感到很意外。

会见时，阿尤布·汗说：“你们在和缅甸谈边界问题，也希望中国与巴基斯坦谈边界问题。”

丁国钰敏锐地感觉到巴方的态度和原来不一样了。一个和中国关系并不好的国家，现在突然提出谈两国边界问题，这是丁国钰、外交部乃至中央都没有想到的。

丁国钰立即向国内报告情况，可国内有关人员根本不相信巴方会愿意改善对华关系，认为这可能是美国的阴谋。这样，这件事就放下了。

但丁国钰仍在观察。他发现巴方为了促成谈判，采取了一系列友好行动。首先在报纸上停止转载西方攻击中国的文章，并出现了想改善关系的言论。在联合国大会上也一改跟随英美的态度，在表决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投票中，1961年投了弃权票，1962年就投了支持票。

对此，丁国钰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分析后认为，由于英美实行印（度）巴（基斯坦）分治的策略，重印轻巴，巴基斯坦领导人从英美对其轻视的言行中感到英美靠不住，感到要保持本地区稳定的局势，必须和中国改善关系。正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了巴基斯坦政府高层有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和想法。

于是，丁国钰又再次向国内报告，建议与巴方谈判。可国内有关方面仍然认为不可能。后来周恩来知道了，对时任国务院外事办主任的陈毅说：“第一线的干部一直在坚持这个意见，你们可以先研究一下嘛。”

陈毅随后召集一些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会上，有人对丁国钰说：“你作为驻外大使，应该听外交部的指挥，你怎么自己发表意见啊？”

丁国钰回答：“作为驻外大使，我了解当地国家的情况。首先我要把外交部给我的工作、中央给我的工作干好。同时，我发现了情况有责任向国内汇报，这不代表我不服从国内的安排和命令。”

会议研究后，仍然疑虑很大，阻力不小，但丁国钰仍然没有放弃，一直坚持自己的意见。后来还是周恩来发了话：“既然驻在国大使坚持了一年，肯定有他的想法和理由。看来可以试一试，谈一谈。我们可以先给巴方设定一个先决条件，看他是真心的呢，还是美国人的阴谋。如果是真心的，我们就是设置条件，他们可能也会和我们谈。在边界问题上，我们可向巴方说先和你签订一个临时协定，等你们和印度解决了边界问题，我们再跟你们签订一个最终协定。”

丁国钰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向巴方提出谈判的条件后，巴方很快就答应了。国内有关部门终于相信巴方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切实的，于是积极行动，双方谈判进展顺利，先后签订了《中巴友好条约》和中巴文化、贸易等条约。在后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中，中国坚定地站在巴基斯坦一边，支持巴方，使巴方感到中国确实是可信赖的朋友，两国关系日益牢固。

丁国钰还遵照周恩来一定要尊重当地国的要求，注重同巴方上层处理好关系，与巴方上层人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巴基斯坦首都原在卡拉奇，后迁都伊斯兰堡，大使馆当时还没有迁。巴总统要召见丁国钰时，都是派专机到卡拉奇接他，有时甚至是空军司令亲自驾机接送。丁国钰成了巴基斯坦最受欢迎、享受特殊高贵礼遇的大使。

随着中巴关系的不断改善，开辟了中巴航线，这使我国在当时苏联、印度、美国等多国实行封锁的情况下，有了一条通往欧洲的便利通道。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出访常在卡拉奇停留，这无形中更促进了中巴两国上层的交流，推动了两国经济、文化、贸易的发展，增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也正是有了中巴良好关系和中巴航线这个基础，丁国钰才能够完成顺利护送李宗仁回国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旅居美国十多年，经周恩来通过住在香港的程思远（原李宗仁秘书）长期耐心地做工作，下决心回到祖国怀抱。而对此，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无疑要不惜一切代价极力阻止。

1965年7月，根据事先的安排，在欧洲旅游的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及程思远，将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机，于7月12日由苏黎世起飞，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到香港转道回国。

对此，周恩来高度重视。由于考虑到美国情报部门和国民党特务机构可能会从中阻挠破坏，早在7月初，他就指示丁国钰，负责在卡拉奇机场将李宗仁一行3人接回大使馆，并在适当时机亲自安排护送他们直接回国。

收到周恩来的指示，为确保安全，丁国钰经过缜密思考，决定直接从飞机跑道旁将李宗仁一行接回大使馆，不经过海关和机场休息厅。但按照国际惯例，除非外国元首级人物访问才能以这样的方式通行。于是，丁国钰找到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总经理，称自己的一个朋友因身体不适，需用车到飞机边直接接到大使馆，请他帮忙。这个总经理就是曾开飞机接送过丁国钰的原空军司令，与丁国钰私交甚厚。他沉思片刻后一口答应，并特意做了安排，允许丁国钰的轿车由内部专用通道进出。

7月13日凌晨2时，瑞士航空公司的客机降落在卡拉奇国际机场。已进入机场等候的丁国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每一个人。虽然原先不认识李宗仁等人，但他根据事先了解的相貌特征，一眼就认出了出现在机舱舷梯口的程思远。

丁国钰急忙走上前询问：“你们是李先生一行吧？我是中国大使丁国钰，特地来接你们回使馆的。”

李宗仁等人见到丁国钰十分激动。丁国钰急忙请他们坐进了自己那辆插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轿车，另两辆车也紧随其后，通过机场内部专用车道驶离机场，安全顺利地回到了大使馆。

随后，丁国钰将李宗仁一行安排住在大使官邸第二层自己房间的对面，立即组织使馆人员值班，日夜在使馆内巡逻防范，并对使馆全体人员进行了安全保密教育。

李宗仁一行没有按时到达香港，很快引起了台湾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注意，猜测他们可能在卡拉奇下了飞机，第二天就派出人员到卡拉奇的酒店旅馆搜寻，到中国使馆外窥探。

丁国钰发现了这些情况，同时也收到国内的电报。电报说国民党准备在卡拉奇进行破坏活动，如果不成功就将在缅甸上空袭击我们的飞机。因为在金三角地区仍残留着国民党的一小股部队。

为了确保安全护送李宗仁一行回国，丁国钰做了精心安排。他特意组织娱乐活动，放映反映新中国发展变化的电影，缓和李宗仁等人的紧张情绪，还专门找了会做南方菜的厨师为其做可口的饭菜。一有时间，丁国钰就和他们聊天。与此同时，他与国内加强联系，随时掌握国民党方面的行动情况。为了得到巴基斯坦政府的支持配合，丁国钰将实情告知巴基斯坦政府，要求严格保密，巴方得知后非常支持。按照丁国钰的要求，时任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的布托和卡拉奇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亲自安排，专门调了一架新的波音707客机，并将机组人员配备权完全交给了中方，这实际上成了一架护送李宗仁一行回国的专机。

为了防止敌人破坏，丁国钰安排专人看守，将飞机停放在机库里三天三夜，以避免被敌特分子安装定时炸弹的危险。

7月17日早上，丁国钰陪李宗仁吃完早餐后，告诉他们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依照周恩来的指示今天可以回国。

晚上，丁国钰安排先开出去两辆汽车，这两辆车都拉着很厚的窗帘，从外面看不到车里坐的是什么人，成功引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跟踪。

接着，丁国钰陪着李宗仁一行乘车快速驶向机场，于18日零时30分到达卡拉奇机场那架专机的舷梯旁。丁国钰陪李宗仁一行立即登上飞机，瞬时便驶离跑道升上了天空。这时，李宗仁夫妇等人显得非常兴奋和激动，丁国钰心里也轻松了许多。

临行前，丁国钰没有告诉夫人常乃志在缅甸上空还有遭国民党武装人员袭击的危险，这既是保密，也是怕她担心。当飞机飞临缅甸境内时，丁国钰心中不由得有些紧张和不安。由于保密工作严密，国民党和美国方面没有察觉，飞机安全飞离。

飞机进入中国云南境内后，丁国钰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李宗仁夫妇，已经到了祖国的领空。李宗仁一行紧张的情绪一扫而空，兴奋得跳了起来。他们从窗口看到了滇池，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7月18日上午8时，飞机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一行人受到时任中共中南局书记的陶铸、广东省省长陈郁等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在广州用完早餐后，丁国钰又陪着李宗仁一行飞向上海。上午11时，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受到周恩来、陈毅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及市长曹荻秋等人的欢迎。

第二天中午，周恩来在东湖宾馆设宴招待李宗仁一行，李宗仁夫妇感慨万千，潸然泪下。

7月21日上午11时，丁国钰陪同李宗仁一行乘飞机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率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及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同在机场迎接，李宗仁深受感动，举起帽子频频向人群挥动。此时，丁国钰为完成任务而感到欣慰不已。

7月2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并设宴款待了李宗仁一行，相谈甚欢，持续4个多小时，丁国钰一直全程陪同。

李宗仁夫妇安全顺利回到祖国，不仅在国民党内部以及国民党的老军人中震动很大，在国际上也产生很大的反响，这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伟大胜利。其中，丁国钰功不可没。

对此，丁国钰后来说：“这主要是周总理考虑得周密，安排得好。我正好赶上了这个机会，之前做了一些工作，创造了一些条件，我为能顺利完成这个任务，为党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高兴。这也是我外交生涯中一件值得纪念的事。”

中国驻外大使的任期一般为4年，在丁国钰巴基斯坦任期满了之后，国内曾安排他回国，拟担任外贸部常务副部长。但巴基斯坦的外长、总统一再挽留，并发电报给中国外交部要求丁国钰留任。周恩来认为，丁国钰能把中巴两国关系搞得这么好，十分难得，于是同意满足巴方的要求。这样，丁国钰在巴基斯坦担任大使将近7年。

后来，在一次外交使节会上，周恩来还表扬了丁国钰。他说：“丁国钰是中国驻外大使中最好的大使。因为一般的大使可能是驻在国有什么事告诉国内，国内有什么情况转达驻在国，没有自己的观点。而丁大使有自己的看法，并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还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和国内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在有关部门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了近一年，最终把中巴关系理顺并发展起来。哪能找到这么好的大使！”

周恩来如此专门点名表扬，令丁国钰深受鼓舞。这是周恩来对他的充分肯定，也是后来周恩来赋予丁国钰更多任务的基础。

1966年下半年，丁国钰回国，于10月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后任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第三书记、政协主席等职务。1980年5月，年过花甲的丁国钰又回到外交战线，担任中国驻挪威大使，1982年11月任中国驻埃及大使。

1994年10月，丁国钰光荣离休，经中央批准享受部长级待遇。

2015年5月11日凌晨1时27分，丁国钰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丁国钰（1916-2015），金寨县南溪镇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皖西北道委机关总支书记，红27军79师共青团团委委员，74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5团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1旅4团政治处主任，抗日军政大学第4大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自治军通化支队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东北军区独立第2师政委，第四野战军第42军125师、124师政委，42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志愿军第42军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工委书记。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一）

1950年7月25日，42军奉命停止在黑龙江的农业生产和整训任务,开赴吉林省通化地区集结，编入东北边防军。此时，丁国钰任42军政治部主任，军长吴瑞林，政治委员周彪。42军集结完毕后，吴瑞林、周彪、丁国钰等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将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和东北局、东北军区首长的指示，进行了传达和讲解，让师、团级领导对42军的任务从思想上有了明确认识。通过党委扩大会议的研究、讨论，形成军党委的决定，要求强化思想意识，加强战斗组织措施，保证后勤供应，为前线作战做好思想、军事、后勤等一切准备。军党委会议结束后，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分工下各师，参加各师召开的党委会议，进行指导。丁国钰前往第124师。

丁国钰来到124师后，立即召开师党委会议，传达军党委会议精神，贯彻军党委会议要求。丁国钰从政治上、思想上进行了深入的思想教育和思想发动，提高了干部战士政治认识和思想觉悟，让他们树立起战必胜、守必固、攻必克的战斗信念。同时，丁国钰对124师的战斗组织、后勤保障、战术运用等各项工作进行部署和安排。

在各项战前准备工作结束后，10月8日，第42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42军。10月16日，42军先头部队124师率先从辑安跨过鸭绿江入朝，向预定作战地区开进。19日至22日，42军其余部队渡江，向预定防御作战地区开进。丁国钰随42军大部队入朝参战。

（二）

42军作为第一批入朝的志愿军，参加了第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42军主要在东线战场，与朝鲜人民军一起打阻击。当时，42军的任务是阻击南朝鲜第1军团（下辖首都师）和美第10军（下辖陆战1师）向江界地区开进，防止其威胁西线志愿军38军、39军、40军侧翼安全并妨碍西线我军寻歼冒进的美第8集团军。受命后，42军以每夜近60公里的速度强行军，奔赴黄草岭、赴战岭，抢占战略要点设置阵地。在随后13天（10月26 日至11 月7日）中，42军浴血奋战，打退美军王牌陆战第1师和南韩军第一王牌首都师的无数次进攻，胜利完成阻击任务，保证了西线对敌的围歼任务。在战斗中，42军124师英勇顽强，主力连队几乎打光，以伤亡近1400余人的代价，毙伤俘美韩军2100余人，打出了42军的威风。其中，124师守备黄草岭和烟台峰的两个连更以刺刀见红的精神，打退美韩联军的多次大规模进攻，后被分别授予“黄草岭英雄连”和“烟台峰英维连”的光荣称号。为了加强战士们在战时的思想教育工作，丁国钰将124师两个连的典型事例在全军范围内进行宣讲，极大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军心，激发了战士们勇于奋战的决心。

1950 年11 月7日，“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第二次战役正式开始，42军作为主力奉调西线战场。11月25日黄昏，志愿军在西线战场打响战役反击，42军与38军联合攻击南朝鲜军第7、第8师，发起德川宁远进攻战斗，次日两军攻占德川宁远地区，歼灭南朝鲜军第7、第8师大部。随后，在继续执行战役迂回任务时，42军和美军另一王牌骑兵1师（机械化师）遭遇，42军攻击前进受阻于新仓里，两军一直大战到12 月24 日第二次战役结束。42军虽未能通过新仓里，但美骑兵1师也遭受了重创。战役结束后，42军未完成预定任务，士气低落。丁国钰立即将彭德怀总司令对此次战役中42军表现的客观评价传达给全军将士，让战士们认识到此次作战虽未完全胜利，但也对敌人造成了有效打击。

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以6个军组成左、右两个纵队，在朝鲜人民军3个军团的协同下作战。右纵队，由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指挥38军、39军、40军、50军并加强炮兵6个团，于高浪浦里至永平地段实施多路突破。左纵队，由42军、66军并加强炮兵1个团组成，由第42军统一指挥，于永平（不含）至马坪里地段上突破，向“三八线”攻击前进。此次战役，左纵队分别痛歼南韩军第5师、第8师及美军第2师一部，并生俘美韩军重要军事头目。

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为制止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攻势并掩护后继兵团到达，志愿军总部决定发动第四次战役，丁国钰随42军全程参加。在26天的防御作战中，42军在供应困难、兵力不足、弹药缺乏、气候寒冷的情况下，各级指战员想尽一切方法，组织一切力量，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以伤亡3541人的代价抗击了敌3个师（旅）又1个营的进攻，歼敌近9000人，打消了敌人进攻的气焰，迟滞了敌人进攻的速度，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51年8月至1952年8月，丁国钰随42军参加了1951年夏秋防御战役、1952年春夏巩固阵地作战。在防御作战中，42军昼间抗击、夜间反击，这是“体力战和心理战的结合”。丁国钰不断在全军范围内进行“心理战术”的宣传，要求战士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要疲惫敌人，让敌人看不到任何胜利的希望。在巩固阵地战斗中，42军开展了冷枪冷炮活动，要求各部队组织优秀射手、炮手，射击“联合国军”阵地上暴露的单个目标和小群目标，积小胜为大胜。1952年5月至8月，冷枪冷炮活动给敌人沉重打击，有效地限制了“联合国军”在其阵地上的活动。

1952年6月5日，42军接替38军由平壤至安州一带海岸防务，担负川江口至重在山一段的守备任务。在完成该项任务后，42军将防御阵地移交46军，11月4日由驻地出发回国。丁国钰作为政治部主任随42军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和伊川、西海岸防御等防御战。

（三）

1952年10月，丁国钰调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工作，任朝中代表团中国人民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志愿军首席委员，经历了朝鲜停战谈判的重要过程。1953年4月26日，被美方单方面中断了6个月18天的朝鲜停战谈判重新复会。上午11时，双方各有5名代表组成代表团出席会议。朝中方面的5名代表是南日（首席代表)、丁国钰、柴成文、李相朝、金元成；对方的5名代表是哈里逊(首席代表)、勃克、克雷治、李比、崔德新。

谈判一开始，南日大将代表朝中方面提出一项解决战俘问题的6点方案，以打破战俘问题上的僵局。5月7日，朝中方对6点方案作了修正，成了8条建议的新方案，主张将坚持遣返的战俘在停战以后两个月内全部遣返完毕，然后在一个月内将其余的战俘送交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及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看管，并由战俘所属国家向战俘进行4个月的解释，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得到公正的解决。这个方案使双方的立场更加接近，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赞扬。

然而，美方代表却提出了一个明知对方不可能接受的方案，美方主张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在停战生效时就地释放，并对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和战俘所属国家的解释工作加以种种限制。他们想利用战俘问题拖延时间。

“争取停，准备拖，是中朝两党商定的总方针。”在看到美方谈判中的态度后，中央军委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指示是，停是谈判会场的事，军队“只管打，不管谈”。

就在美方提出“就地释放”方案的同一天，即5月13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对敌发起夏季反击战役。在大量火炮的支援下。向美军和李承晚军8个师的正面支撑点发起猛烈的反击。这次战役发起突然，攻势凌厉，战至26日，毙、伤、俘敌4100多人，志愿军将阵地向前推进2平方公里。

美方害怕丢失更多的地盘，准备在接受朝中方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方案。但李承晚提出异议，节外生枝。提出韩国政府的意见，必须坚持的是把中共军队从韩国赶出去。没有这一条，就不可能有和平。

为了搬开李承晚这块挡路的顽石，中朝两国军队从5月27日起发起了第二次攻击。志愿军司令部把原以打击美军为主的计划，改为以打击李承晚军为主，适当打击美军，暂不打击英军。这次反击作战，持续到6月15日，突破敌阵地正面达12公里，纵深达6公里，给李承晚军第5师、第8师以歼灭性的打击。

6月8日，板门店谈判终于达成并签订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一年多来唯一阻碍停战谈判达成协议的战俘遣返问题最终得到解决。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6月10日以后，双方参谋人员分两组重新划分军事分界线，审定停战协定文本。正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拟定6月19日离京前往开城，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但是，6月18日午夜刚过，韩国宪兵队在联合军司令部的纵容和默许下，潜入朝鲜半岛南端关押朝鲜战俘的9号集中营以及西北光州地区的3个战俘营，释放2.7万多名反对共产主义的朝鲜战俘。为了保证朝鲜停战协定的签订，加深敌人内部矛盾，彭德怀决定再对李承晚集团进行打击，此项计划获得了毛泽东的同意。

7月13日晚9时，志愿军司令部集中5个军的强大兵力在1000余门大炮的支援下，向25公里防御正面的敌4个师展开猛烈攻击。仅用1个小时，就全线突破了敌前沿阵地。7月19日、20日两天，前沿阵地的志愿军将士与敌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一直战斗到27日，击退敌军反扑1000余次，总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收复土地 178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形成了对中朝方面极为有利的态势。

金城反击战役提醒李承晚，在长达两年之久的停战谈判过程中，中朝方面已组成了庞大力量，光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向北突破是办不到的。克拉克（注：马克·韦恩·克拉克，美国远东地区总司令）向韩国高级将领说明，美国对李承晚的耐心已接近最大限度。为了表示这个意向，美国减少了对李承晚军的供应，削减乃至停止用来扩充部队装备的交货。如果李承晚继续抵制、破坏停战谈判，那么美援就没有指望了。

随着李承晚嚣张气焰的收敛，以及金城战役的节节胜利，敌方处境更加不利，不得不向朝中方作出实施停战协定的保证，签订停战协定已无重大障碍。

7月24日，丁国钰与对方谈判代表再次校正了最后的军事分界线。至此，这条分界线已经先后划过三次了。第一次校正是1951年11月27日。由于以后接触线发生了变化，双方于1953年6月17日第二次校正了军事分界线，比第一次校正的分界线，朝中两国军队向前推进了140平方公里。6月17日以后，接触线又有了变化，所以又作了第三次校正，朝中两国军队又向前推进了192.6平方公里。后两次较之第一次，朝中两国军队共向前推进了332.6平方公里。

谈判桌上最困难的是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和战俘交换问题。军事分界线的划分反映了战场上的实力平衡。1953年6月，军事分界线基本划定，走向仍沿三八线附近。在最棘手的战俘问题上，我方坚持双方战俘必须全部遣返的原则，否定了美方所主张的“一对一”交换战俘的主张。但我方作出了重大妥协，即同意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将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统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瑞士、瑞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代表组成，印度代表为主席和执行人。关于停战后的政治解决，双方同意在停战协议签字并生效后三个月内，双方分派代表召开高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问题。”经过反复较量，朝鲜停战协议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于板门店签署。

7月28日15时15分，朝鲜战争军事停战委员会在板门店举行第一次会议，代表中朝方面参加“军停会”的首席委员是朝鲜人民军李相朝中将，委员是朝鲜人民军的朴一莫少将和崔龙汉少将，以及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丁国钰、柴成文；联合国军的首席代表是美国陆军少将勃里安，委员为泰国陆军少将开特卡契恩、英国陆军少将白斯汀、美国空军准将恩德希尔和美国海军少将门登豪。

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商定成立由中朝方李平一上校、王健上校、崔学崇上校和联合国军弗莱斯达夫上校、毕陶夫上校、艾德瓦兹上校组成的战俘遣返委员会，并决定，从8月5日起，开始遣返战俘。

1954年，朝鲜停战后，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的机构已随着任务的变化进行了精简，开城志愿军代表团精简后，丁国钰、柴成文两位被留下主持工作，代表中方处理各项事宜。1954年12月，丁国钰接到命令，将开城具体工作与朝鲜同志进行了交接。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除留一名停战委员会委员和一名少校工作人员组成的联络处外，全部撤回。

丁国钰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在朝鲜战场谈判过程中表现出色，受到了周恩来、金日成等中朝双方领导人的亲自接见。他回国后，出任驻阿富汗大使馆大使，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优秀的外交家，先后出任过北京市委书记，驻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大使，为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2015年5月11日在北京逝世。

95岁老人回忆板门店停战谈判:代表见面互不理睬

今年是抗美援朝60周年，很多志愿军老兵选择在7月27日这一天聚会纪念。57年前的明天，是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的日子，也是他们打点行囊准备回家的日子。

对于已经95岁高龄的丁国钰老人来说，这一天更为特殊。1953年他作为板门店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

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对于那场旷日持久的谈判，他还记忆犹新。

■谈判“造就”了将军

虽然从事了多年外交工作，但至今仍有人称他为丁国钰将军。丁老说，这是因为抗美援朝是在全国太深入人心了。“我是志愿军的第三任首席谈判代表，和美国人谈判时，《人民日报》天天都是丁国钰将军怎样怎样了。其实，部队那时还没授衔，是为了谈判工作的需要，才说我是将军的。”

丁国钰老人的人生经历可谓传奇，他17岁入党，参加过红军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42军政治部主任，1950年10月随军入朝。参加谈判以前，他已经四过汉江，正在三八线上和美军僵持着打夜战。

美国人认识到把中国人打败不容易，就通过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力克提出谈判请求。丁国钰认为，当时斯大林怕战事扩大，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急于让中美谈判。而美国人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不在远东，如果牵扯下去，财力没问题，人力上受不了，所以才谈判停战。所谓停战谈判，就是只谈停战，不谈别的，政治问题不谈。

外交部的李克农、乔冠华到前线负责谈判工作。1952年，李克农认为丁国钰适合做外交工作，便让他去谈判代表团主持思想政治工作。1952年到1953年，停战谈判破裂期间，李克农和乔冠华撤回国内，代表团由丁国钰负责。1953年4月26日，丁国钰正式接替边章五任中方第三任首席代表。

“不但将军的名号是临时定的，连谈判穿的衣服都是临时做的。”丁国钰说。

■协议签字没有握手

“战场上刚刚还杀红了眼，谈判桌上怎么可能谈笑风生。”丁国钰说，板门店停战谈判名为军事外交谈判，却没有半点外交氛围：进帐篷时双方各走各的门；代表见面时互不理睬，更没有握手、寒暄的礼节；开会时，有话就说，没话就散；中途休息时，各去各的帐篷；连厕所都是各去各的，以免混杂。

美方首席代表还使用“到会即休会”的战术，最短的一次，25秒钟就宣布结束了会议。

有一次，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按照老一套先问我方对其提出的坚持“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有何想法。中朝方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不予接受。于是，美方就宣布“无限期休会”，而且不等我方作出反应即起身朝帐篷外走。我方全体人员处变不惊，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了我们的蔑视，直到对方全部人员撤走后才离开帐篷。

双方都怀着深深的敌意，即使是签订协议的那一刻也没有丝毫缓和。丁国钰说，签订停战协议的那天，南日大将和哈利逊中将就座后，便在准备好的文件上签了字，之后，两人几乎同时起身，然后离座扬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看对方一眼。

相对于漫长的谈判，仅十分钟的签字仪式似乎过短。中国外交部曾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计划，但在请示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指出：“签字仪式中的进门就互相握手和碰杯应以不要为好。”

正如丁老所说，停战只是战斗的终止，并不意味朝鲜半岛和平的到来。这是板门店停战谈判创造的一项历史纪录：持续时间最久的武装休战。时至今日，仍有一条241公里长，4公里宽的非军事区腰斩了朝鲜半岛。

■战俘遣返是谈判关键

板门店停战谈判还创造了一项历史纪录——谈判时间最长的停战谈判。

“整整持续了两年多。”尽管谁都知道这是一次十分艰难的谈判，但丁国钰还是没想到竟会一谈谈了747天。

是什么原因使得停战谈判拖了这么久？原来，双方在战俘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丁老说，谈判伊始，就陷入了如何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僵局。中间打打谈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终于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了协议，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三八线”。1952年5月以后，双方在战俘问题上严重僵持，谈判进行不下去，中间还休会了一年。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国际公约》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根据这个规定，中朝方坚持的原则是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所有的战俘应全部迅速释放与遣返。

由于中朝方拥有对方战俘共计只有11551人，而对方拥有中朝方战俘达13万多人。美国在其它方面未得到好处，便想在战俘身上大做文章，坚持“一对一”交换。后在中朝方的斗争下，美方又紧紧捏着“自愿遣返”这张“牌”不放，以便扣押中朝方战俘。

丁国钰记得，我方态度转折在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后。他请示毛泽东是否对此给予答复，主席在回电中提到，“不分轻重一事一抗，已显被动。”

1953年4月20日，双方伤病俘的遣返工作在板门店开始，丁国钰在现场迎接了第一批我国的被俘将士。

“他们受太多委屈了。”丁老摇着头，不忍回忆。他说，他到帐篷里探视他们时，见他们哭成一团，脱去上衣，露出被强迫刺上的侮辱性词句——“反共抗俄”、“杀朱拔毛”，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志愿军被俘人员不敢回国，被挟持到了台湾，原来他们比朝鲜被俘人员受到了更多、更大的摧残。

■波兰总统向周总理告状

“谈判期间最紧张的一次是被专机接回北京，我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误，原来是被波兰总统告了一状。”正是这个小插曲，改变了丁国钰以后的人生。

日内瓦会议后，周恩来访问波兰时，波兰总统称：“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就不考虑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波兰总统的潜台词是，苏联已经丧失元气了，如果打起来，别人挡不住美国人，我们应该看看后果。

周总理结束访问后，就打电话让丁国钰回国，并派专机将他接到北京。“当时我很紧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住在北京饭店，首先见了乔冠华、李克农，他们说你放心，没事，你那些事总理都很清楚。但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不安。”

丁国钰没想到，第二天到西花厅见总理的时候，总理很客气，没有和他说任何工作上的事，只是拉家常，问他的出身，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哪年入的党，怎样跟随徐海东参加长征，到达陕北。整个谈话就是在了解情况而已，没有批评任何工作上的事。

原来，这次“告状”反而使周恩来知道了他，想让他脱掉军装专搞外交。虽然一开始，他还不愿意离开军队，但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丁国钰先后出任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大使。

除了丁国钰外，经历过这次谈判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成了外交部第一批领导干部。

■谈判的幕后英雄

“发言的是朝鲜代表，但发言稿都是我方草拟的。”丁国钰说，当时谈判每方四个人，志愿军和朝方各两人，美军和南朝鲜也是各两人，发言的时候是朝方代表讲话，可实际上重要的稿子都是总理那边亲自决定的，一般的稿子由李克农出主意，乔冠华拟好，经党委同意报总理批准，第二天再用。

丁国钰说，代表们虽然在战场上身经百战，但大多数没有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在谈判开始前的会议上，李克农总要忠告他们，“政治上要高屋建瓴，具体问题要后发制人。”“在谈判桌上有些话宁肯晚说一天也不要抢先一分钟。”

正是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有一次双方代表团成员都拒不发言，静静地坐着，虽然都如坐针毡，但竟然僵持了132分钟。副代表柴成文走出帐篷就此请示了李克农，我方还是按兵不动，最后美方沉不住气，先开了口。

丁国钰谈到：“李克农是开城代表团不可替代的人物。没有李克农的组织能力和政治威望，很多事都难以办成。李克农是一个有风度、有气魄的领导人。特别是停战谈判涉及中朝两党关系，谈判桌上，是朝方代表发言，而谈判的具体操作又是中方管。这就不太好办。所以搞好同朝方的关系，至关重要。李克农经常找朝鲜同志开会、谈心，一起商量。每次同美国人在板门店见面前都要召开中朝两方的预备会。在朝鲜同志面前，他从来不流露u2018以我为主u2019的心态，因此很能得到朝鲜同志的信任和尊重。”

……

停战后，丁国钰第二次被专机接回北京。

总理说现在停战了，要求丁国钰把志愿军代表团成员都带回来，汽车、物资是否留给朝方由丁定。最终，丁国钰决定把火车，飞机带回来，汽车等其他物资留给朝方。

途经平壤时，丁国钰被金日成亲自授予了一级勋章。

记者采访时，丁国钰有时陷入沉思，沉默片刻后，他总忍不住感叹，“我们为了中朝友谊，保家卫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