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启美

谢启美，江苏常州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数学系。曾任中央大学、清华大学助教。建国后，任驻瑞士大使馆随员、外交部西欧司副科长。196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驻英国代办处三等秘书，驻美国联络处参赞，驻美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司长，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大使衔），联合国副秘书长。

谢启美是江苏武进人，父亲谢仁冰是江苏颇有声望的开明工商业家，兄长是中国杰出的外交家章汉夫，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担任《新华日报》总编辑。1945年联合国召开制宪会议时，章汉夫作为董必武的秘书赴旧金山出席会议。章汉夫是《毛泽东选集》英译本的定稿者，1949年10月即开始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直到1972年在狱中含冤去世。

谢启美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外交部任翻译、随员，曾在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和驻瑞典使馆常驻。1973年中美两国各设联络处，谢启美在联络处任文化参赞。中美建交后，升任中国驻美使馆公使衔参赞。自华盛顿返国后，谢启美出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以后又赴纽约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大使衔副代表。1985年6月被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任命为副秘书长，负责技合部工作。

谢启美上任时，技术合作发展部面临财政上的巨大困难，他向中国记者坦述了自己的心情：联合国技合部的广大受益者是发展中国家，我也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以及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有比较深的了解。作为一个国际官员，能为促进当今世界的国际合作出力我感到十分愉快。我上任后的当务之急之一，就是同联合国各有关组织商讨解决这一问题的妥善办法，以使我们部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技术合作。

谢启美于1991年1月离任回国，任副秘书长一职近6年。他工作勤奋，成绩显著，赢得了各方一致好评。

谢启美从事外交有40个春秋。1949年，谢启美参加“南下工作团”，来到武汉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工作。他那时主要从事为萧清外国帝国主义努力而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他当年年仅26岁，充满爱国激情，全力扑在领导交付的在华外商、外资和宗教组织的调查工作上，并和以后共事多年的李鹿野(驻联合国大使)共上江西庐山调查外国教会及教民间纠纷，工作很有成绩。新中国建立后不久，谢启美奉调到北京外交部工作，在周总理等领导下，先后在几个驻外使馆工作，值得一提并在谢启美身上留下深刻影响的是驻瑞典、驻英国和驻美国大使馆的工作经历，对他来说，可谓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谢启美在北欧瑞典使馆工作时担任耿飚大使的英语翻译。耿大使曾是解放战争时期“杨罗耿兵团”的主帅之一，早年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率领土兵横过铁索桥的带头人。耿大使由于传奇的经历和名震四方的威名、使他一到斯德哥尔摩时，就赢得了当地中外人士的钦敬。耿飚一言一行无不体现了站起来的新中国的豪迈、谦逊和自豪，使少年华侨感到从此有了靠山，并深感耿飚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使节确使早先的国民党的“使节”不能望其项背，使后显得那么的委琐和卑下，从而不断地亲近新中国大使馆，谢启美目睹这一切，深深为自己能在耿大使领导下工作而庆幸。接着耿飚写下了具有浓重色彩的外交大手笔，亲自在斯德哥尔摩图书馆馆长家里与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见面。这位瑞籍的联合国秘书长滔滔不绝地向耿飚阐述自己愿访华以调解中美关系的意义，耿飚当时堂堂正正的表态给哈马舍尔德以正直不凡的形象。国内根据耿飚的阐述，同意哈马舍尔德访华，于是有了在各大报纸上周总理会见哈马舍尔德的照片。尽管由于各种原因，历史没有循着这一会见的轨迹出现戏剧性的转折，但这一件事情的全部过程使谢启美学到了许许多多，开始深刻地懂得外交的意义。 　谢启美在瑞典工作5年后于1955年回国。1962年，他又横渡英吉利海峡，来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国首都伦敦，在沈平临时代办(沈曾任驻意大利、泰国等国大使，外交部前亚洲司司长)的领导下工作。不久，国内开始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林彪一手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猛烈地冲击了外交战线。1967年8月22日，发生了强行冲击英国驻华代办处并放火烧毁办公楼和汽车的荒唐事件。随即在伦敦，英国人也疯狂地报复中国代办处。代办处一些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再也按捺不住，竟拿起消防斧头同英国人搏斗。这位年轻人这一举动当即被英国电视台拍摄下来，其影响之不佳可想而知。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沈平临时代办挺身而出，力劝年轻人不能这样轻举妄动。他掷地有声地劝阻：“凡事要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绝对不能闹，否则要吃亏。”当时作为代办处三秘、第二把手的谢启美虽不年长，但始终冷静、沉着，全力协助沈平临时代办处置一切事情。他几经周折，终于把受伤人员送进一家亚裔人所开设的医院进行医疗；他协助沈平临时代办，有条不紊地处置了代办处的重要文件；他力劝代办处人员在面对1000多名英国人围攻的情况下决不外出，以确保人身安全，代办处尽可能正常运转……凡此种种，显示了谢启美的聪慧、机智和成熟。最后，周总理亲自出面进行耐心的工作，终于渡过了这一难关，使中英关系逐渐回复到正常的轨道。 　1968年，谢启美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洲处任职。5年后，他又随同外交家黄镇(前驻匈牙利、印尼和法国大使，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以及韩叙、冀朝铸等人赴美利坚合众国首都华盛顿，先在联络处后在大使馆出任参赞和大使，一呆就是整整的8年！在这悠长的8个春秋中，他负责的文化、新闻、科技、教育等工作，都做得非常之出色。在他任期内，中国武术团访问了美国，团员中有如今名扬四海的李连杰。武术团的表演倾倒了美国各界人士，报刊对武术团的表演动用了英语中所有有关惊险的词章来加以形容和赞扬，观众如醉如痴到了每个节目非重复一次不可的醉迷程度，最后尼克松总统接见了中国武术团，当然少不了许多赞美之词。也在谢启美担任驻美联络处文化参赞的任期内，中国出土文物展览来到美国展出。谢启美一手操办，联系场地，确定时间，制定保险措施等均由他那具有缜密思考的头脑一一作出。这次中国出土文物展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参加人员竟达180万人次。无论在政要集中的华盛顿，还是在炎黄子孙聚居的旧金山，参观者排着长龙等候购票，展厅内虽人头攒动但井然有序，人们在秦兵俑前驻足观望，在金缕玉衣的面前连连称赞，展出赢得了轰动性的效应。接着在美利坚大地出现了一股势头难仰的“中国热”，中国工艺品、成衣乃至草编织物等摆满了美国高档百货商店的橱窗，人们争相欣赏和购买。这些活动大大促进了中美友好关系的发展，其中有着谢启美的心血和辛勤。 　还有一件值得一书的事情是中国苏州园林搬至美国纽约安家落户。这是发生在中美两国正式建交之后。谢启美根据美国纽约大博物馆顾问、中国艺术史专家方闻先生的建议，力促将苏州园林搬至纽约。他建议方闻先生到苏州一行并提出仿造方案。当时这一建议得到纽约富孀阿斯托夫人的全力支持，表示经济问题由他一手解决。方闻先生返回美国后，把他的见闻设想告诉了阿斯托夫人，阿斯托夫人表示要亲自考察后才能下最后决心。阿斯托夫人不远万里来到姑苏名城苏州，她被清池泓水、十桥建筑以及花木山石的美景吸引住了，认为这种孕育着无限美景、内含极为丰富的园林只有独具东方哲学思想的中国人才能构筑，阿斯托夫人兴奋异常，当即拍板决定仿造，经过几年艺术大师和能工巧匠的劳作，一座活生生的苏州园林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出现。美国人前往参观者络绎不绝。谢启美对此充满自豪之情。他说：“中国园艺林在美国扎根，是一个突破。它使美国人大开眼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古老悠久、光辉灿烂的文化。”谢启美认为在他任期内完成这件事，实在是一段永远值得追忆的佳话。 　1985年6月，作为毕季龙的继任者，已是花甲之年的谢启美走进了联合国技术合作发展部。当时，谢启美曾向中国记者叙述了自己此番来纽约履新的心情：“我作为一个国际官员，能为促进世界上的国际合作出力感到很愉快。我上任后的当务之急就是同联合国各有关组织商讨解决这一问题的妥善办法，以使我们部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国际技术合作。”随后6年时间里，精力充沛的谢启美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有关方面的一致好评。 　谢启美出任联合国负责技术合作促进发展事务部门副秘书长之际，该部门正处于调整时期。由于发达国家不愿捐款，使该部门财政亏损达870万美元，由此而来的是职员们人心浮动。谢启美经过精心考虑，并与该部门有关负责人几次交涉制定了切实可行的4项措施：加强内部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安定人心，多做工作，说明情况；广开财路创收等。这时，谢启美发现本部门一个在中国塔里木的项目效果不理想，钻机达不到所要求的深度，样也取不好。谢启美随即亲自带领专家抵达乌鲁木齐，星夜赶往塔里木现场，召集当地工程技术人员分析研究，发现症结所在，随即决定解决钻机设备，以后很快出现了转机，经济效益也迅速有了提高。此后，每年谢启美总要到有技合部承担项目的亚、非、拉国家进行考察，发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那时技合部在全世界承担上千个项目，项目有大大有小，从打井、农耕灌溉到工业的轮胎、小型机械，无所不包；分布的国家极其广泛，既有拉美国家、非洲各国、亚洲邻居，也有中国。谢启美每年至少出差6次，围绕地球的行程几十万公里，确切行程都记不清楚。谢启美凭他丰富的数字、物理知识，很快就能判断技合部承担项目的问题所在，加之他从来说干就干的果断作风，许多问题经他发现和指点，很快迎刃而解。经过5年奔波，围绕地球几十国的考察，终于扭转了技合部的财政亏损局面，1985年年中上任的谢启美到他离任的1991年年初，亏损870万美元的数字已从帐面上消失，而且出现了1000多万美元的盈余。技合部上自司长下至普通职员看到这个数字，无不由衷地向谢启美投来钦佩的目光，伸出赞美的大拇指。谢启美在1989年联合国第四十四届大会期间专门就技合部工作发言，他动情地说：“联合国技合部及其追溯到联合国成立之初的前身组织，多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不断地满足发展中国家随时间而变化的需要。我们在技合部工作的同事相信，今后几年出现进一步改善我们的方式、执行情况、方法或程序等各个方面的极好机会，从而使技合部能扩大范围，在我们技术职能领域内更有效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服务。”这番出自肺腑之言当即博得了会场内的热烈掌声。会场内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十分清楚，谢启美领导的技合部已扭转了财政亏损，出现了盈余，对他这番求实的讲话报以掌声是他们出自内心的赞美的表现。不少代表在谢启美发言后亲自向他表示感谢，说有这么一个中国副秘书长主持技合部工作，他们感到由衷高兴和自豪，发展中国家有了可靠实在的指望。 　由于谢启美出色的工作，在1991年年初谢启美任期届满回国时，他收到了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一封措词亲切感人的信函。秘书长用了这样一段话赞扬谢启美的工作：“由于您准备回到您的国家，我要您知道，我以及您在这里的同事们对您出色地领导了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5年获得了卓越的成就非常之欣赏。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见到了一系列不利因素笼罩着整个组织，您的部门却能取得显著的成就并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努力，使世界上无数男人、女人和儿童因此受益。我对您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这么一封赞扬副秘书长的信函在联合国的历史上还不多见。当然为了外交礼貌起见，秘书长对其下属人员离任会写上一封信函表示惜别之意，这封书函是语言亲切真挚，讲的都是实情，这无疑已超出外交礼貌范围，道出了秘书长对一位来自东方古国外交家的由衷敬意和赞美。 　在谢启美返回故国一个多月后，联合国出版的《技合部新闻》上刊文，用较长的篇幅再次肯定了谢启美5年来在联合国技合部的成绩：“谢先生的管理才能和精确的判断力对于技合部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他来到技合部时，正面临赤字和处理削减1/3雇员及其一系列遗留问题。在他的领导下，技合部在财政和机构功能上出现了转机。此外，谢先生的部门和他在多边技术合作中所采取的沉着、冷静、有原则和鲜明的态度，使得他在高级的联合国会务上受到了大家的尊重。” 　现在谢启美从事着民间外交的工作，担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之职。1994年9月中，他又会同其他几个单位主持召开了一次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100多位学者、外交官会聚一堂，使会议开得有声有色，《人民日报》作了大量报道，广东《大经贸》主编也亲自赴会。谢启美亲自伏案写稿在会上宣读，使人听来格外亲切。

谢启美祖籍是江南水乡江苏武进县，却在北国古都北京诞生，时年为1923年。从孩提时代起，不知出于什么悟性，谢启美对数学独有情钟，他从常人看来极为枯燥的数字中找到无穷的乐趣，时不时在数学王国中独自神思和遨游。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他的理想成为泡影，尔后开始了艰难坎坷的人生旅程。他离开少年时代追随父母来到石头城南京，以后到上海念书。抗战爆发后，父亲谢仁冰离家出走，谢启美从上海到南京，接着又到扬州、常熟，再到武汉，最后到大后方四川，最后在四川读完高中，凭着平时刻苦攻读的优秀成绩，考入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物理系。这时，他和家庭已失去了联系，靠老姑妈、姐姐的接济和照顾，加之自己边学习边教书，才艰难地完成了学业。如果说冀朝铸在美国靠打工继续学业，那么那时的谢启美则在旧中国的重庆苦苦挣扎。他做家庭教师，他参加社会福利工作，他在微弱的灯光下替人抄写文稿，用挣来的血汗酬金维持着生活。由于中央大学物理系的教学水平不能满足谢启美，他转向了早年就喜爱的数学，因而成了数学系的一名学生，得到该系施祥林教授的帮助，谢启美找到了一份管理图书的工作。之后，他与清华大学联系，表示愿去大学执起教鞭。无奈旧中国的恶劣环境使谢启美成为一个学者的梦想也彻底粉碎。谢启美苦苦思索人生之路，这时经人介绍，他参加了清华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学会。谢启美这时才总算找到人生的正确驿站。 　谢启美之所以有些启蒙的进步要求，与他家庭环境以及长兄章汉夫的悉心帮助分不开的。 　谢启美生在一个富裕家庭。父亲谢仁冰爱国心强烈，虽投身于江苏一商界名流，但对国民党的反动嗤之以鼻。谢仁冰早年毕业于清末译学馆英语科，他没有为清廷效命，却成了普通大学的英语老师，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的“金事”(类似科长)，与在同部任“佥事”的鲁迅交往不少，成为友谊甚笃的同僚。这些言行给谢启美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谢启美对老父之后的言行更为崇敬有加：抗战时，为掩护地下工作者遭日寇逮捕；解放前夕，为保护商务印书馆的财产呕心沥血，商务同事谈起这位老经理无不表示钦佩之意，人们还特别称道他当年与周建人、许广平、赵朴初等人宣传民主、和平，撰写追求光明文章的进步活动。 　在谢启美身上打下深深进步烙印的是他的异母兄长章汉夫。章汉夫是新中国外交前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得力参谋和助手。章汉夫早年参加“五四”、“五卅”学生运动，以后留学美国，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后转为中共党员)。之后，章汉夫赴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为共产国际大会、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太平洋职工大会秘书处中国代表团当俄文翻译。几年后，他出任江苏省委书记，后因叛徒告密，被捕关押在南京陆军监狱。在狱中，章汉夫坚贞不屈，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以后，章汉夫被营救出狱。他迅速与上海的党组织取得联系，任重庆组建的“临时文化委员会委员”。章汉夫这时在《读书生活》、《自修大学》、《生活星期刊》上发表大量国际述评和政论文章，产生了重要影响。 　谢启美还深情地谈到他大哥生前的一句话：“将来一定会胜利，我这一生就要为党工作。”他说这句话成了他生活的座右铭。在担任副秘书长期间，他不时用这句话的精神激励自己，认为要竭尽全力地为第三世界奔波，使他们得到实惠和利益。他担任副秘书长伊始，就对中国常驻联合国记者披露内心的思想：“我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以及它们所面临的问题有极深刻的了解。现在我作为一个国际官员，为促进世界上的国际合作出力感到愉快。”为此，他跋涉奔波，他奋力工作，他的兄长章汉夫仿佛时时在激励着他。 　对兄长章汉夫一生坎坷遭遇，谢启美不胜感慨。章汉夫患有哮喘，可一直拼搏在《新华日报》总编辑、广东省代理省委书记的岗位上；战后又在外交部副部长的岗位上全心全意地奋斗了20多个年头！就是这样一位人民公仆，却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当时弥留之际，想见一下自己的心爱的女儿，也未遂愿，终于含恨含冤逝去。谢启美不胜悲痛，他说他永远记得毕朔望为纪念他长兄所写下一段文字：“他在十年浩劫中，遭到了极度的摧残。听说他临终时连衣衫都不周全了，不禁使我想起了瞿秋白在长汀穿一身中式小褂裤从容义时的情景：瞿秋白和章汉夫都是江苏武进人，都是大有学问的人，生死又都极悲壮。”不光是谢启美，任何人读了这段文字都会凄然泪下的。

《中国与联合国》，谢启美、王杏芳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

《面向21世纪的联合国》，谢启美、杨成绪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