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

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在早期革命活动中取名阮爱国，后改名胡志明。

1890年5月19日生于义安省南坛县知识分子家庭。胡志明自幼就有赶走法国殖民者，解放同胞之志。

十五岁在顺化国立学校读书时，已经参加了秘密的反法活动，为一些爱国志士做联络工作。但他不赞成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依赖外国乞求独立的主张。1911年初，他辍学到潘切，在育青私立学校当

教员，不久到了西贡。他期望能到西方国家观察学习，以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1911年底，胡志明取名阿三，到法国联合运输公司的商轮“拉都舍·特莱维勒都督”号上当厨师助手，从此离开祖国，到过欧洲、非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他靠做伙食管理员、帮工杂役、烧锅炉、旅馆待役、园盯洗印照片等维持生活。他学习外语，广泛接触民众，访查各国民情，观察世界，了解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和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掠夺。

1919年初，凡尔赛和平会议召开时，胡志明取名阮爱国，代表在法国的越南爱国者，向各国代表团递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著名的各民族权利的八项要求。要求法国政府承认越南民族的自由、民主、平等和自决权。但是，巴黎和会并不理睬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要求，胡志明认识到要赢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被压迫民族首先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越南人必须自我解放。他用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一点钱把八项要求印成传单，广泛分发，并邮回越南。从此，阮爱国的名字在越南就成为爱国的旗帜了。

1920年在法国加入共产党，成为越南的第一个共产党人。

1923年前往苏联，参加国际农民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1924年12月中旬，胡志明化名李瑞从苏联来到中国广州。他在广州同越南著名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家潘佩珠多次讨论越南革命问题，建议修改越南国民党党章，使之更革命化。潘佩珠认为他的意见符合新形势，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胡志明在广州举办越南青年训练班，是主要讲课人。

1925年在中国广州创立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

中国共产党的刘少奇、彭湃、陈延年等同志也为他们讲过课。他创立了越南青年同志会，其领导核心是共产团，出版《青年周刊》作为机关报。他还参加成立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包括越南分会。他在广州各个训练班的讲稿，集成《革命之路》一书由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宣传部出版。

1930年在香港领导建立越南共产党（后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日本侵占印度支那期间，1941年组织越南独立同盟会，领导反法国和反日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胡志明化名胡光到中国南方桂林等地区，同越党中央取得联系，准备条件回国活动，法国于9月占领印度支那北部，越南局势发生急剧变化，1940年12月底，他回到越中边境，举办干部训练班，以《解放之路》作为教材。

1941年2月8日，回到高平省北坡，取名秋翁，召集党中央会议，培养干部和直接指导在高平省成立救国会的试点工作。

1942年8月13日，他化名胡志明，到中国去同越南抗日革命力量联系，刚到广西省靖西县就被蒋介石地方政府逮捕，从此他在广西各地13个县的18个监狱里被监禁了13个月，他受尽摧残和折磨，不得温饱，牙齿脱落，头发灰白，面容憔悴，他写了一百多首诗，以后以《狱中日记》发表，1943年9月10日从柳州监狱获释，随即同当地的越南各民族主义救国组织取得联系。同时，他恢复了与党的联系，准备回国继续领导革命。

1945年5月德国败降以后，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奄奄一息，越盟已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胡志明及时指出，总起义条件已经成熟。根据胡志明建议，8月13—15日党的全国会议在宣光省新潮举行，决定立即发动全国总起义。8月16日，胡志明主持召开了国民大会。出席会议的有越南各政治党派、人民团体，民族、宗教的代表和归国越侨代表。大会同意共产党和越盟总部关于总起义的主张，决心在盟军进入印度支那以前夺取独立。大会选出以胡志明为主席的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临时政府。胡志明发表《总起义号召书》，号召越南同胞立即行动起来

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胜利地发动了八月革命，解放了越南全国。，“以我们的力量解放我们自己。”

1945年8月26日，他带病来到河内。

1945年9月2日，在河内巴亭广场五十万人的群众集会上，胡志明代表临时政府宣读《独立宣言》 ，庄严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诞生。经过全国普选，1946年3月举行的越南第一届国会一致推选胡志明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兼政府总理。

1951年2月举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越南劳动党，胡志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5—1954年，胡志明作为越南党政领袖，领导越南人民为保卫革命政权而斗争，取得了抗法战争的伟大胜利。1954—1965年，领导越南北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现统一祖国的斗争。六十年代，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抗美救国战争。

被捕入狱

20世纪40年代，胡志明在广西被捕坐牢就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段重要经历。

1942年，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取得重要进展。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创立的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影响不断扩大。许多地方都展开了游击活动。但越盟尚未能同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任何国家建立联系。同时，中国华南地区的越盟组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趋向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同海外的越盟取得联系，进一步扩大越盟的影响，有效地争取国际援助，就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为完成这一重要而危险的任务，需要指派一位既了解中国，又有威望的人前往重庆。而作为越盟创始人的阮爱国便成为大家一致公推的人选。8月中旬，阮爱国离开越北高平省抗法根据地，秘密来到中国。为保守秘密、转移外界的视线，他使用了一个新的名字——胡志明。从此胡志明的名字一直伴随他终生。

1942年8月25日，胡志明来到广西靖西县巴蒙圩，先在农民徐伟三家住了3天。8月27日，由农民杨涛带路前行。当走到德保县足荣乡时，遭到国民党乡公所乡警的盘查。乡警发现胡志明除持有“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证件外，还携有“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证和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军用通行证。但所有的证件均已过期失效，乡警认定胡志明身份复杂，有重大间谍嫌疑，遂将他拘留。8月29日，胡志明由德保县城被押解到靖西县城。靖西当局认为，胡志明既是越南人，却持有中国方面的多种证件，显系重要嫌疑犯，便决定将他送交广西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室审查。胡志明写信求见靖西县长，因为他曾在桂林同这位县长见过面，但县长拒绝同他见面。胡志明又给国民党高级官员写信，也未有回音。

在靖西，一个同越南革命者结拜为兄弟的名叫王锡机的中国农民，曾到监狱探视胡志明。胡志明通过王锡机给国内写信，报告了他被捕坐牢的消息。在靖西过了一个半月，当局又把胡志明押解到另一个地方。就这样，每隔两周或一个月，当局便给胡志明更换一个监狱。每次转移，都给他戴上手铐和枷锁，并有5名武装士兵押解。往往是清晨上路，傍晚才能到达另一个监狱，有时甚至要走两三天。

牢房里，政治犯同吸毒和患有梅毒、性病的各种犯人混杂在一起。挤满了人的牢房甚至会连躺下的地方都没有。胡志明有时只好坐在马桶上，如有犯人大小便，还要起身给他们“让座”。早晨起来，第一件要办的事情就是倒马桶。有一次，胡志明一觉醒来，发现身旁的一个犯人已经死去了。牢房里最令人痛苦难熬的是疥疮和虱子、臭虫，到晚上还有蚊子。犯人们把虱子叫“战车”，把臭虫叫“坦克”，把蚊子叫“飞机”。在这种环境下度日，胡志明浑身长满了疥疮，而且骨瘦如柴，头发也脱落了许多。从1942年8月29日起，胡志明先后被囚禁在广西靖西、田东、隆安、天等、邕宁、南宁、武鸣、宾阳、来宾、柳州等13个县的 13所监狱。至1942年12月10日到达桂林。不久，又被押往柳州，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审查。

名义上的“自由”

获悉胡志明在广西被捕坐牢，越南共产党中央十分焦急，多次以“国际反侵略协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中国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查询胡志明的下落。后又通过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塔斯社等新闻媒体制造舆论，千方百计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胡志明。但国民党政府不予理会。

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共产党只好向中国共产党求救。延安立即打电报给正在重庆的周恩来请他想办法营救胡志明。周恩来早于20世纪20年代就在法国结识了胡志明。大革命时期，两位年轻的共产党人在广州更是频繁交往，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接到延安的指示，周恩来虽值大病初愈，父亲又刚刚去世之时，但仍亲自往见蒋介石，当面进行交涉。同时又委托爱国将领冯玉祥去游说桂系头面人物李宗仁，敦促广西方面尽速查找胡志明的下落。

周恩来对冯玉祥说:“胡志明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倘有不测，何以再谈人间道义。”

冯玉祥既坚决抗日，又同情共产党，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在这种情况下营救胡志明，要冒很大风险。他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胡志明一案是蒋介石亲自过问的，没有蒋介石的点头，谁也做不了主。经同国民党邀请的苏联顾问团商量，决定利用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迫使蒋介石释放胡志明。冯玉祥对李宗仁说:“胡志明是在你们广西被捕的，你就不怕蒋介石嫁祸于你吗？”李宗仁觉得冯玉祥说得有道理，便同意与他一道去见蒋介石。冯玉祥对蒋介石说:“胡志明是否是共产党姑且不论，即使是，他也是越南共产党，我们有权力、有必要逮捕外国共产党吗？苏联顾问团成员不也是共产党吗？怎么不逮捕他们呢？同时，越南是支持我们抗战的，胡志明应该是我们的朋友，怎么成了罪人？假使把赞成我们抗战的外国朋友当成罪人，那我们的抗战不就是假的了吗？不就失去国际间一切同情和支持了吗？如果要真抗战，就应尽快释放胡志明！”在旁的李宗仁也帮腔说：“释放胡志明的道理，冯先生已经讲了。我问你，为什么要在广西抓胡志明？这不是嫁祸于广西吗？这是下面的意思，还是你的命令？”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说：“好了，马上叫人调查调查。”

这次谈话对于后来蒋介石下令释放胡志明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柳州的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内部派系斗争激烈，组织处于瘫痪状态。国民党政府第四战区政治部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基于对胡志明其人的了解，也建议第四战区长官司令张发奎释放胡志明，让他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蒋介石终于命令第四战区释放胡志明。就这样，胡志明于1943年9月10日离开拘留所，交由第四战区政治部“查看感化”。

从此，胡志明在名义上恢复了自由。

努力抗争

胡志明虽走出了牢房，但并未真正恢复自由。张发奎的意愿是让胡志明为贯彻他的图谋服务，这使胡志明又增加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1942年10月，越侨组织“越南革命同盟会”在广西成立，其执委会成员都是长期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人，为首的是国民党的一名将军，名叫张倍公。另一人是阮海臣，他已年届七旬，从1912年起一直在中国居住，越南语已基本忘光。“越革”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被其头面人物争权夺利、相互倾轧所困扰。此外，在昆明的部分越南独立同盟成员相继给蒋介石和张发奎写信，宣布不承认刚刚成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理由是该组织在国内没有代表，而且其执委会主席是由一名中国国民党将军担任。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张发奎的旨意，于1943年8月在柳州成立了一个有越盟参加的组织，名为越南爱国者会议筹备委员会，并请胡志明参加。

起初，胡志明拒绝参加。他说：“我等待自由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如今没有权利再荒废每一天。国内有许多急迫和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去做。这里将有我们的代表来代替我。”但第二天，胡志明便收到了张发奎的信。张发奎在信中要求胡志明无论如何都要参加这个委员会，而且用要挟的口吻表示，胡志明的参加是他恢复自由

的前提条件。事情已很清楚，张发奎是想通过胡志明来控制这次会议。

正因为张发奎了解了胡志明的身世和威望，意识到今后打交道的对手正是胡志明，所以对待胡志明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胡志明的参加使上述筹备委员会的气氛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越革”中的一些成员强烈反对同越南共产党和越盟合作，此刻便不再吭气。这样，筹委会就参加会议的成员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这些成员是: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越南革命同盟会(简称越革)、越南国民党(简称越国)和大越党。一些代表反对大越党参加会议，理由是它有亲日倾向。胡志明则赞成让大越党参加，认为这样可以争取其中有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革命服务。此外，胡志明还建议邀请一些从不参与政治的团体参加，如佛教会、开智会等代表参加。接着，胡志明又提出进一步扩大会议成员，让工人救国会和农民救国会的代表与越盟一起参加会议。

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不受外界干扰，张发奎把第四战区的礼堂作为召开会议的地点。会议进行得颇为“庄严”、“隆重”，各方面的代表都西装革履，但胡志明却和平时一样着装。他虽然深知在场的不少人都站在越南革命的对立面，但在会上则表现得落落大方。他讲话时，着重介绍了越盟的活动，特别强调了共产党人在反对法、日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的作用。张发奎多次鼓掌，对胡志明的讲话表示欢迎，并坚持出席到散会。在张发奎亲自坐镇的情况下，胡志明被选为越南革命同盟会(越革)执委会的候补委员。会议结束后，胡志明对身边人员说:“会议的结果是我们的重大成功。我们参加会议是正确的，抵制会议则是错误的。当然，我们不能对蒋介石抱有幻想，但我们可以，而且需要通过中国来寻找与其他盟国取得联系的途径，争取对我们解放事业的援助。”张发奎通过胡志明的支持和帮助，成功地召开了会议，达到了他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目的。到越革头目张倍公等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样一来，越盟的势力将会占据会议的大多数。在这种情况下，胡志明决定请张发奎出面裁决，便给张发奎写了一封信。张发奎出于对胡志明的尊重，又考虑到他同越盟的接触刚刚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不愿在这件事情上引起麻烦，便支持胡志明的建议。几天后，张发奎宴请筹委会的各方面代表，并在席间发表谈话说：“我认为，如果等到所有的准备都完全周到之后才召开会议，那就大错特错了。出于这种考虑，我请胡代表(胡志明)为我起草了召开会议的计划。我仔细阅读了这份计划草案，认为这是一份革命的计划，处处体现了平等的精神和越南各革命党派加强团结的愿望。我向各位推荐这一计划。”张发奎的讲话既已定了调，张倍公只好对张发奎表示感谢，不敢再提其他意见了。其他代表也不得不对胡志明草拟的计划表示赞成。

在请示重庆之后，张发奎同意胡志明回国。这样，胡志明带领18名越盟干部，于1944年8月9日离开柳州回国，继续领导越南革命。

在监狱极为恶劣的条件和狱警的严密监视下，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包括七绝、七律、五绝和杂体诗。胡志明将它们抄在土纸上，合订成一个小册子，在封面上写下了“狱中日记”四个字。这些诗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犯人遭受的非人待遇，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必胜信念和宽阔胸怀。其中第一首这样写道：身体在狱中，精神在狱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要大。

1923年10月，共产国际派鲍罗廷来到广州担任孙中山的顾问，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一年后从莫斯科来到广州的胡志明，其公开身份便是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

鲍罗廷当时居住在广州东较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附近的一幢二层楼的花园洋房，被称为“鲍公馆”。楼上是鲍一家的卧室，楼下就是翻译室，胡志明和其他十多名翻译人员便在那里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当天报纸上的新闻，整理后送鲍罗廷参考。为了工作方便，这期间胡志明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李瑞。某些场合，也用过王山而(“瑞”字的拆写)、王达人、王先生等化名。

当时，胡志明30多岁，不高的癯瘦身子外常套着一身白夏布西装。尽管身患肺病，气色不佳，但总是双目炯炯有神，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由于他精通英、法、俄等语，广东话讲得也好，加上对人坦率、真诚、谦和，深得周围同志的好评。在鲍公馆里，胡志明的工作非常紧张，他除了完成翻译任务外，还常常埋头写作，把自己对中国及世界形势、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了解和感受写成文章，以阮爱国的名字寄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上发表。发表于1925年初出版的《国际通讯》第19期上的《亚洲的一些问题》，就是他透过1924年9月中国北方爆发的第二次直奉战争，抨击了帝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的野心，并赞扬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在维护国家主权上的正义立场。

胡志明来广州的时候，正是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国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胡志明义不容辞地汇入到了这股革命洪流中。

1925年7月9日，在中共的推动下，以“联络各民族共同革命，以打倒帝国主义”为宗旨的“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在广州成立，胡志明积极参与了该组织的各项工作，并具体分管财务。由于精通多国文字，还常常为该组织翻译各种文件和函电。与此同时，他还联合在广州的越南革命者，成立了被压迫民族联合会越南支部。

此刻，正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被压迫民族联合会成立的第二天，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出了征集演讲队队员，为罢工斗争进行宣传鼓动的通告。1925年7月13日下午，胡志明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请求“以被压，迫民族联合会会员的名义”参加演讲队。他的请求得到了罢工委员会的批准。胡志明以“李瑞”的名字报名参加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的演讲队，在广州东较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发表了题为《中国工人与被压迫民族之关系以及联合打倒帝国主义之必要》的演讲。他的演讲深受罢工工人的欢迎。当时的《工人之路特号》还以《安南人加入演讲队》的题目，专门报道了此事。在这场斗争中，胡志明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了中国的工人阶级，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一直期待着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进行反帝斗争的胡志明，以“李瑞”的名义给大会主席团送去一封信，请求在大会上发言，陈述越南受法国帝国主义压迫的事实，以供大会在研究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时参考。他的要求再次得到准允。这样，当大会进行到第九天时，胡志明化名王达人，以越南革命者的身份和另外两名朝鲜及印度代表一起走进了国民党“二大”的会场，并在李富春的翻译下，用法语向大会作了演讲。在演讲中，他以大量事实，控诉了法国帝国主义60年来剥削和压迫越南人民的罪行，揭露了法国殖民当局压迫越南华侨、反对中国革命、攻击广东革命政府的阴谋，呼吁被压迫国家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他的演讲，赢得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为大会最后通过有关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文件，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在广州的三年多时间里，胡志明在积极参加中国革命的同时，还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联络在广州的越南革命者，为建立越南共产党而积极奔走着。

当时，许多东亚被压迫国家的革命者都在广州活动。1923年，一些越南爱国者在广州市德政路德仁里22号成立了进步团体“心心社”，但没有制定明确的纲领主张，部分成员还以暗杀等恐怖手段作为救国的主要形式。一年后，另一些越南爱国者受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的影响，将原越南光复会(亦受中国辛亥革命影响于1912年在广州成立)改为越南国民党，并效法中国国民党制订了自己的章程。

因此，胡志明到广州后，经过对这两个进步团体的考察分析，决定予以改组。他经常与这些爱国者进行热情、诚恳的交谈，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于1925年6月成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该组织总部设在今文明路248号和250号，为一两间相连的三层楼房，对面是广东大学，附近有中共广东区委机关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胡志明的具体指导下，同志会还出版了自己的机关刊物《青年》周刊，用越文油印，在1925年下半年至1927年春出版了88期，其中大部分通过中共领导下的海员工会，秘密送回越南，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越南广泛传播，鼓舞了越南人民争取抗法斗争胜利的决心。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在本国人民心中亦获得了相当高的声望，实际上已成为越南共产党的前身。

为了进一步培养革命骨干，这期间胡志明还先后主持举办了三期特别政治训练班。他除了自己备课、撰写讲稿并亲自给学员讲课外，还邀请周恩来、张太雷、李富春、彭湃等中国同志讲课。同时，胡志明还挑选一批优秀青年进黄埔军校学习军事、政治。

胡志明在广州创办的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和特别政治训练班，在中国共产党广东组织的支持和帮助下，吸引了大批越南爱国青年参加。他们冲破法国殖民当局的重重障碍，从海路或陆路来到广州，他们中有陈富、阮良朋、黄文欢、范文同等。这些骨干后来秘密回到越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和组织群众，壮大革命组织，开展抗法斗争，为越南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正当胡志明在广州与中国同志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而并肩战斗的时候，中国大革命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而跌入低潮。15日，反动军警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等革命团体，数千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胡志明在中共的安排下，不得不离开广州到武汉，与早先随国民政府转到武汉的鲍罗廷会合。同年7月，胡志明随鲍罗廷离开武汉，然后经上海、海参威去了莫斯科。

在特殊的年代，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在中国留下了唏嘘一生的革命情缘。

1930年中国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胡志明来到广州。为了掩护胡志明在广东、香港开展工作，广东省委安排中共女党员林依兰假扮胡志明的妻子。林依兰无微不至地照料胡志明的生活起居，令其感激不尽，但他始终不敢表达爱意。不久，胡志明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临别时，他取出珍藏的日记本交给林依兰说：“我把心留下来陪你，收下吧!”3天后，胡志明被营救出来。他给林依兰送去兰花，两人的恋爱终于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回国继续他未竟的革命事业。离开林依兰之后，胡志明的思念与日俱增。他应邀访问中国时，请求毛泽东安排他和广东老友叙旧。毛泽东立即致电广东省委及陶铸、林依兰等人，到北京与胡志明会面。就在胡志明即将登机回国时，他看见了林依兰向他走来。两个人久久凝视对方，都流下了眼泪。

1958年，胡志明郑重地对陶铸表达了想把林依兰接到河内秘密举行婚礼的夙愿。陶铸回北京后，向党中央、毛主席转达了胡志明的意思。毛主席沉吟片刻，说：“我个人支持胡志明主席的请求，不过，事关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不能掉以轻心。”周恩来也说：“应该跟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协商一下，假如他们赞同，我们决不做绊脚石。”

然而，北越中央政治局会议室里，一位越共领导人（黎笋）心平气和地对胡志明说：“你曾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身不娶，这句话影响很大，一旦你违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方的神圣事业，这不仅有损你的国父形象，连越南共产党也将从此名声扫地。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不能让越南老百姓唾骂我们是千古罪人!”

胡志明闻听心灰意冷，他苦苦一笑，离座而去……身处广州市立医院的林依兰望眼欲穿，盼到的却是胡志明的一封短信：“亲爱的依兰，咱们无缘再会。你听说过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吗？就让我们彼此的心灵永远融为一体吧！” 林依兰把信笺放在窗台上，让清风将它带走。她望着风中飘舞的信笺，低声饮泣。 胡志明与林依兰的恋情，对林依兰的精神打击太大了，她的病情开始恶化，1968年，她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还没有忘记把胡志明赠给她的那本“爱情日记”托人交还给他，并嘱咐他节哀顺变。 胡志明惊闻恋人去世，痛不欲生，泪如雨下……时隔一年，也就是1969年9月2日凌晨，胡志明也溘然去世。弥留之际，他还念叨着林依兰的名字……

胡志明不仅是越南人民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十分敬重的老朋友。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到过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国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胡志明晚年身体状况欠佳，我国领导人对他的健康极为关注，于1968年派出国内最高水平的医疗专家赶赴越南。他们一直守护在胡志明身旁，照顾胡志明的身体。

1969年9月2日9时47分，胡志明主席在河内不幸病逝，终年79岁。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发布的胡志明逝世讣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胡志明主席患病期间，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们日夜守护着他，并委托一个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小组想尽一切办法为他治疗。每人都尽了自己的最大力量，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把主席的病医治好。但是由于他年事很高，病情严重，胡志明主席与我们永别了。”

文中提到的“委托一个有资格的和经验丰富的教授和医生组成的小组”这句话，其实，隐含着中国人民全力救治胡志明主席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69年8月下旬，79岁高龄的胡志明病情恶化。尽管中国医疗组全力抢救，但周总理仍不放心，又于8月24日和26日接连派出了第2个和第3个医疗组。8月31日，周总理又派出当时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著名专家吴阶平教授乘专机到河内送急救药品，并进一步了解胡志明的病情。

1969年9月1日，周总理亲自听取了吴阶平的汇报，同时召集有关专家研究讨论，前后用了5个小时，最后决定再派吴阶平教授率第4个医疗组，携带部分专家和器械、药品，于1969年9月2日清晨乘专机赶往河内抢救。遗憾的是，第4个医疗组的专机刚飞到广西上空，就得知胡志明已于当天上午9时47分停止了呼吸。结果，飞机不得不掉头返回北京。每年9月2日是越南的国庆日。鉴于当时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正处于关键时刻，越南政府为防国内局势动荡，国葬。

对于胡志明的逝世，中国人民与越南人民一样，感到无比悲痛。

中国派出了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参加越南的国葬。

此外，周总理还打破常规，亲自率领中共代表团，韦国清。此前，中国领导人对任何外国领导人的逝世都未做过这样的表示，因此越南领导人见到周总理时激动得失声痛哭，周总理也沉痛万分，不止一次地说：“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9月4日下午3时，周恩来率领代表团前往主席府吊唁。因灵堂没有布置完毕，中越双方领导首先举行了会谈。5时吊唁仪式开始。临时灵堂设在主席府正厅，这是胡志明主席生前接受使节国书、进行重大国务活动的场所。这个灵堂是专为中国代表团设置的，后来的正式吊唁灵堂设在巴亭会堂。周恩来进入灵堂时，以黎笋为首的越南劳动党政治局成员依次和周恩来拥抱。随即，周恩来转送了中共中央致越南劳动党中央的唁电。中国代表团在胡志明主席遗像前献了花圈。默哀后，周恩来总理在吊唁簿上留言，代表团成员依次签字。

1969年9月4日晚7时，越方秘密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胡志明主席的遗容，他们站在胡志明的遗像前肃立默哀，深切怀念这位异国朋友。这也是唯一看到胡志明遗体的外国代表团。当晚8时，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离开河内回国。

1969年9月8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第二个中国党政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副团长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德生，团员是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

当晚，越南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阮维桢到宾馆会见中国党政代表团。次日，中国代表团与其他31个外国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胡志明主席国葬仪式。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挽留胡志明主席的生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在胡志明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国政府先后派出4个医疗组到越南全力救治。在胡志明主席逝世后，中国又连续派出两个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第一次，在国际上也属罕见。当时外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外交行动是“异乎寻常的”，“是对处于最困难时刻的越南人民的支持”。

越南专家赴苏联学习保存遗体技术，为了躲避美军轰炸水晶棺，几经辗转，胡志明逝世两个多月后，越南党中央于1969年11月29日公布了保存其遗体的决定。其实，早在几年前，鉴于胡志明的健康每况愈下，越南领导人就已在考虑将来如何保存他的遗体问题。但是，越南当时经济不发达，科技条件落后，又处在抗美战争的环境中，无力解决这样的高科技问题。为此，越南于1967年9月14日悄悄地向苏联派出了一个特殊技术专家小组。在苏联列宁陵墓研究院专家的热情帮助下，越南专家经过7个月的学习、培训，掌握了在一个人呼吸停止后最初15至20小时内的遗体保管问题，至于下一步如何进行，苏联专家答应届时到河内帮助解决。

这个越南专家小组回国后，立即根据越南的气候特点，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具体环境中去。1968年6月，越南正式秘密成立了一个特别技术小组，其任务就是深入研究如何在热带环境中保存人的遗体问题。当时，越南领导人指示说，如果胡志明主席逝世时，其陵墓尚未建成，这个特别技术小组的工作间就将成为保存胡志明遗体的地方。这就对该工作间提出了非常高的技术标准要求：必须保持摄氏16度的恒温，上下误差不得超过0.2度；必须保持绝对无菌；必须将湿度稳定保持在75%。当时，苏联领导人表示愿意长期负责保存胡志明的遗体，但越南专家相信，他们比苏联专家更了解越南的环境特点，一定能把苏联专家传授的知识和技能全部学到手，出色地保存好自己领袖的遗体。

为了躲避美国飞机的狂轰滥炸，越南方面最初在距离河内30公里的一个热带丛林中修建了一个临时陵墓，并把胡志明的水晶棺藏在地下。不久后，越南发现美军在距陵墓2公里的地方投下伞兵，以寻找被越南空军击落的飞行员，于是决定迅速将陵墓转移到一个山洞里，并为此专门修了一条山路。为了确保转移工作的绝对安全，越南方面每修完一段山路，就让运送水晶棺的装甲车走过一段，然后立即将这段山路毁掉，再修下一段。就这样，水晶棺被秘密保存在这个山洞里，1975年8月29日，胡志明陵墓落成，水晶棺才被正式移入陵墓。胡志明病危期间，苏共中央派出由捷勃夫率领的专家小组及时赶到河内。胡志明逝世后，越方立即把他的遗体移交给了苏联专家。鉴于越南正处于战争环境，苏联专家建议将胡志明的遗体运到莫斯科进行防腐处理，但是越南领导人不同意这一方案。于是，苏联便将有关仪器、设备空运到越南。

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前后，由于形势混乱，苏联有相当长的时间不能按计划派专家到河内指导胡志明遗体的保护。面对这一情况，越南专家克服困难，想方设法同苏联专家取得直接联系，继续争取他们的帮助。至今，越南已培养出一批专业人才，不仅熟练掌握了苏联专家传授的知识和技术，而且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可以说，越南专家已经能独自胜任保存胡志明遗体的任务。

为了使胡志明遗体保存得尽善尽美，越南专家们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整容方面，他们对遗体的每根胡须、每根头发，都精心保护，精心梳理；在做皮下注射前，对每一针从哪个方向刺入，他们都要进行仔细斟酌，务求达到最佳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越南在遗体保存方面对中国的帮助——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不幸逝世。毛主席在生前曾表示身后不留遗体，但在他逝世3天后，当时的中央决定保留他的遗体，并临时派专家组到越南考察，学习保存胡志明遗体的经验。越南无私地向中国专家传授了这一技术，为保存毛泽东的遗体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对于越南人民的情谊，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胡志明不仅是越南人民衷心爱戴的伟大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十分敬重的老朋友。他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多次到过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我国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周总理高度赞扬了胡志明光辉的一生。

周总理说：“胡主席不幸逝世，中国党、政府、军队和全体中国人民感到十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奋斗，不仅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功勋，而且为国际无产阶级也做出了很大贡献……胡主席同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于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周总理重申了中国党和政府的一贯立场，表示只要越南坚持打下去，中国就一定坚决支援到底。的关系尤为密切……胡主席的共产主义品质、对劳动人民的关心、革命意志、同敌人斗争到底的精神、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几十年如一日，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学习。”

监狱期间胡志明写下了133首汉文诗，包括七绝、七律、五绝和杂体诗。胡志明将它们抄在土纸上，合订成一个小册子，在封面上写下了“狱中日记”四个字。这些诗用朴实无华的语言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犯人遭受的非人待遇，表达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反映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必胜信念和宽阔胸怀。其中第一首这样写道：身体在狱中，精神在狱外，欲成大事业，精神更要大。

在特殊的年代，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在中国留下了唏嘘一生的革命情缘。

1930年中国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胡志明来到广州。为了掩护胡志明在广东、香港开展工作，广东省委安排中共女党员林依兰假扮胡志明的妻子。林依兰无微不至地照料胡志明的生活起居，令其感激不尽，但他始终不敢表达爱意。不久，胡志明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临别时，他取出珍藏的日记本交给林依兰说：“我把心留下来陪你，收下吧!”3天后，胡志明被营救出来。他给林依兰送去兰花，两人的恋爱终于开始。

新中国成立后，胡志明回国继续他未竟的革命事业。离开林依兰之后，胡志明的思念与日俱增。他应邀访问中国时，请求毛泽东安排他和广东老友叙旧。毛泽东立即致电广东省委及陶铸、林依兰等人，到北京与胡志明会面。就在胡志明即将登机回国时，他看见了林依兰向他走来。两个人久久凝视对方，都流下了眼泪。

1958年，胡志明郑重地对陶铸表达了想把林依兰接到河内秘密举行婚礼的夙愿。陶铸回北京后，向党中央、毛主席转达了胡志明的意思。毛主席沉吟片刻，说：“我个人支持胡志明主席的请求，不过，事关中越两党两国的关系，不能掉以轻心。”周恩来也说：“应该跟越南共产党的同志们协商一下，假如他们赞同，我们决不做

绊脚石。”

然而，北越中央政治局会议室里，一位越共领导人（黎笋）心平气和地对胡志明说：“你曾说过越南不解放就终身不娶，这句话影响很大，一旦你违背诺言，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解放南方的神圣事业，这不仅有损你的国父形象，连越南共产党也将从此名声扫地。所以，我宁可被你指责、憎恨，也不能让越南老百姓唾骂我们是千古罪人!”

胡志明闻听心灰意冷，他苦苦一笑，离座而去……身处广州市立医院的林依兰望眼欲穿，盼到的却是胡志明的一封短信：“亲爱的依兰，咱们无缘再会。你听说过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吗？就让我们彼此的心灵永远融为一体吧！” 林依兰把信笺放在窗台上，让清风将它带走。她望着风中飘舞的信笺，低声饮泣。 胡志明与林依兰的恋情，对林依兰的精神打击太大了，她的病情开始恶化，1968年，她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还没有忘记把胡志明赠给她的那本“爱情日记”托人交还给他，并嘱咐他节哀顺变。 胡志明惊闻恋人去世，痛不欲生，泪如雨下……时隔一年，也就是1969年9月2日，胡志明也溘然去世。弥留之际，他还念叨着林依兰的名字……

胡志明是越南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逝世于1969年9月2日，享年79岁。 为了纪念胡志明主席，越南党和政府决定在巴亭广场修建胡志明陵，永久保存胡志明的遗体，以供后人瞻仰。

胡志明陵由前苏联专家设计，其建筑风格是列宁陵和越南民族风格的揉合，外墙装饰使用了越南名贵花岗岩和大理石，内部结构使用越南多种最名贵的木材。

胡志明陵位于河内的天安门广场主体位置，天安门广场两侧是展开的巨大境内观礼台，两侧伸展开巨大的观礼台。半个世纪前，胡志明在这里宣读了“独立宣言”，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夜色中的胡志明陵与白日所见迥然不同：前者肃穆、宁静；后者博大、宽广。走进陵墓，胡志明的遗体安放在水晶棺中，保存完好。

胡志明陵附近已于1991年建成了胡志明博物馆，这里气势恢宏，图片、实物极其丰富，装饰也颇具现代化，这里展示了胡志明自出国寻求报国之路到他给越南人民写下具有历史意义的遗嘱的各个时期的活动。胡志明的遗体安放在水晶棺中，保存完好，夜色中的胡志明更是庄严肃穆。

1969年9月，越南战争打得正酣之时，越南领袖胡志明不幸去世，越南政府决定保存他的遗体供后人瞻仰。如今，30多年过去了，胡志明的遗体一直被保存在水晶棺内，每天都有成千上万名越南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望他们的领袖。人们都说，在迄今仍保存遗体的已故领导人当中，胡志明的遗体是保存得最为完好、最为理想的一个。躺在水晶棺中，胡志明面色红润，仪态安详，银须清晰可见，就像经过一天辛勤的工作后正在安睡。然而，越南当年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下为保存领袖遗体所付出的心血，却鲜为人知。

胡志明故居位于巴亭广场旁的主席府内。主席府的主体建筑是一栋由德国人建的法式别墅，颇为豪华，但如果以为这就是你要参观的胡志明故居可就大错特错了，生活极为简朴的胡志明其实一直住在别墅旁的电工宿舍里，称为“54号平房”。

“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胡志明的生活正是对《陋室铭》（《陋室铭》，唐代文学家刘禹锡著，文章表现了作者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表达了作者高洁傲岸的节操，流露出作者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铭”是古代刻在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或者称述功德的文字叫做“铭”。）现代版、越南版的诠释。故居花园则是幽静典雅，还种植着有趣而罕见的菩萨树，它的根部会往上长，形成一尊尊天然雕像。

“胡志明小道”这个名字当年是由西方媒体叫出来的，越南称之为“中央走廊”，听起来给人一种神秘感。人们只知道它是越、老边界和越、柬边界崇山密林中的一条运输线。这条小道的起始、长度以及具体路线，外界谁也说不清。当年美国人曾花了很大代价寻找这条小道的具体位置，妄图卡住北越对南越的人员、物资供应，但直到他们以失败告终，从越南撤出，始终未能弄清这条小道的真实面貌和奥秘之处。

“胡志明小道”的起点就在横跨越南、老挝两国纵贯南北全境的崇山峻岭中。

这里，长山山脉大部为热带森林覆盖。在崇山掩蔽中12号公路从老挝进入越南中部，9号公路通过老挝的班东进入越南中部广治省的辽保，从辽保向东深入，就是当年美军海军陆战队的重要基地溪山。

1965年10月，中国支援部队进入越南北方之后，越军就腾出手把大批作战部队输送到南方，并且组织数十万民工扩展“胡志明小道”和执行支援南方的运输任务。逐步把开始只能人背肩扛的羊肠小道建成可以通过重武器的战略交通网。

对侵越美军乃至国际上的许多军事专家，这条补给线是一个无法用正常观念解释的“战场之谜”。

五角大楼曾经用计算机系统研究了整个胡志明小道的网交叉路口和溪谷，他们使用了当时所有可以使用的高科技手段：空投特种部队，向美军基地提供交通运输情况，指示轰炸目标；在交通线上设置地雷，还有人迹嗅探器、声音传感器；为了毁灭丛林植被，还大量地喷洒化学脱叶剂；又用B-52型轰炸机对这些小道进行了长达一年多共36次轰炸。B-52的坐标控制轰炸，可以在30秒钟内投出100多枚750磅的炸弹，在丛林中切出一英里长，1/4英里宽的林间空地，但是“胡志明小道”不但照样畅通无阻，运输量还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