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系军阀

主词条： 云南陆军讲武堂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都十分严重，清朝政府不得不以“新政”为名，实施某些改良，其中之一就是在“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口号下，组建新军。清政府决定在全国建立36镇( 师) 新军，地处祖国边疆的云南因国防需要，计划建立新军两镇，但直至辛亥革命前只编成一镇，被命名为陆军第十九镇。第十九镇以及云南全省巡防营(62个营) 官兵约3. 5万人，这在清末各省中，是一个军事力量较强的省区。辛亥革命以后，云南的新军和巡防营的结合和改编，最终演化为由云南地方实力派控制的相对独立的“滇军”。

清政府为了应付边疆的危机，在云南建立新军，开办武备学堂培养军事 人才。1907年9月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在规模、课程设置、教学质量等方面都堪称全国一流，对日后云南乃至全国的政治、军事影响甚大。有人认为：“云南讲武堂之声誉昭著，不亚于日本之士官、保定之军官学校。”滇军早期的大部分军官出自讲武堂。

1908年3月，讲武堂又告停办。1909年，当时的云南总督 锡良重办，延聘 李根源、 李烈钧、 方声涛、赵康时、 沈汪度、 唐继尧、张开儒、庾恩旸等一批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担任教官，李根源任讲武堂总办。云南讲武堂的规模较大，开设甲、乙、丙三个班。

辛亥革命前夕，讲武堂甲、乙、丙三班毕业，特别班也提前毕业一百人，分配到新军第十九镇各营担任下级军官或见习军官，成为辛亥云南起义的基本骨干力量。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云南的革命党人积极响应，随即发动云南昆明起义，建立了以蔡锷为都督的革命政权。辛亥革命以后，具有相对独立的，以云南人为主体的，地方财政支撑，并直接受命于地方实力派的这支军队， 被赋以“滇军”的称号。辛亥云南起义， 奠定了滇军的基础，也促成了滇军的形成。

1916年元旦，护国军政府发布讨袁檄文，护国军誓师后即分路出发。

护国军进行的反袁斗争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进军顺利，“滇军”一词也 逐渐形成。1916年5月，作为领导反袁独立各省联合的统一政权机关的“ 护国军军务院”成立，以滇籍唐继尧为首领，决定由滇、桂、粤军共同北伐，滇系声势大振。不久袁世凯北京毙命，但护国军认为北京政府中还有帝制余孽把持，决议北伐军仍然出发，在广西广东一带与地方军阀作战，并进占广东。云南护国第二军改编为驻粤滇军，与从云南出发时相比，滇军人数大有增加，武器质量也有较大改观。但在经费与生活方面，却不能如人意，官兵饱受饥寒交迫之苦。云南都督唐继尧也害怕负担巨额军饷，拒绝驻外滇军返滇。

由此滇军分成两支：一支离开云南长期在外，一支驻守的云南当地，彼此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滇军内部没有明显的派系之分，这是滇军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滇军内部较为统一，不存在明显的派系之分，这就构成了云南社会在民国时期较为稳定的重要原因。

1911年10月30日，滇军将领 蔡锷、唐继尧在 武昌起义胜利后，决定在昆明举行武装起义，宣布云南独立。起义部队在讲武堂师生作内应的情况下，从北校场发起攻城。蔡锷等部从东南进攻，经过一夜战斗，于次日晨完全占领全城，活捉总督李经羲，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起义成功后即成立云南都督府，蔡锷任都督。

1915年12月25日，前云南督军 蔡锷与云南将军 唐继尧等人在昆明 宣布云南独立，旋即建立云南都督府，组织约2万人的讨袁 护国军。因此，护国运动又称“云南起义”。1915年12月于北京宣布接受 帝制，滇军将领 唐继尧、 蔡锷、 李烈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并且出兵讨袁。 袁世凯的军队受挫，南方其他各省之后亦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迫后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数月后病逝。

1917年7月初，张勋拥清废帝 溥仪复辟，孙中山极为愤怒，即偕 廖仲恺、朱执信、 何香凝、 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1]。但孙中山尚未到达广州，复辟丑剧即告结束，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在 宪法研究会的鼓噪下，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1]。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1]。17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当晚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 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 滇军将领蔡锷、唐继尧、李根源等联合西南军阀，率先在全国进行了反对 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

云南宣布独立次日，12月26日，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总司令官蔡锷，参谋总长罗佩金、参谋处长殷承瓛 、秘书处长李曰垓、副官处长何鹏翔、军需处长陈之阶， 刘云峰、 赵又新、 顾品珍各为第一、二、三梯团团长，邓泰中、杨蓁、董鸿勋、 何海清、 禄国藩、朱德各为一、二、三、四、五、六支队长。

1916年初，蔡锷率第一军经贵州毕节入川，取纳溪、泸州。

1月5日，袁世凯令 曹锟、张敬尧征滇军，入川进攻护国军，以张敬尧为统领。护国军入川顺利，接连攻占燕子坡、横江、安边。

2月2日，川军 刘存厚师在纳溪倒戈反袁，刘自任护国川军总司令，迎蔡锷军入纳溪。

2月5日，滇、川护国军会攻泸州，2月7日，张敬尧率征滇军杀至，护国军退回纳溪，北洋军穷追不已，护国军攻泸之役变为纳溪保卫战，在北起长江，南抵永宁，纵横百里的广阔战场上展开顽强抵抗，战况异常激烈。

2月28日，护国军总反攻，朱德率部直扑陶家瓦房吴佩孚司令部，打得 张敬尧落马， 吴佩孚手足无措。但由于护国军兵少弹乏，未能逆转危局，3月7日，被迫退往永宁大州驿。

3月17日，护国军再次总反攻，得熊克武、但懋辛等四川义军配合，进攻势如破竹，不数日，克纳溪、江安，围张敬尧于泸州城内。5月22日，四川将军 陈宦宣布独立。同日，蔡锷去电促张敬尧倒戈反袁，不久，亲赴泸州劝说张敬尧。张敬尧将北洋军所余军械、子弹、马匹、粮秣等悉送蔡军，离部离川。

6月13日，护国军进驻泸州。

1916年1月，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第二军总司令官为 李烈钧，参谋总长为 何国钧， 张开儒、 方声涛分任第一、二梯团团长。第二军的战略目标是东出桂、粤，转道入赣。唐继尧将准备开往湘西的第三军一部也调往桂粤方向，以增加第二军的兵力，保证攻粤计划的完成。袁世凯令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 龙济光之兄 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粤军抵南宁，准备由百色、西林进攻云南。于是，双方军队在滇桂边境的富州、广南一带展开激虞。

2月底3月初，双方互为攻守，呈僵持状态。

3月15日，广西将军 陆荣廷宣布独立，使护国军士气大振。

3月16日，方声涛部举行反攻，收复龙潭。这时，另一支护国军从贵州兴义进入广西西隆，进而抄袭龙军 黄恩锡部的后路，迫使黄恩锡率部逃遁。坐镇百色的龙觐光被 马济、陆裕光等率领的桂军包围，缴械投降，接受改编。龙军右翼军司令 李文富见状，也率部投降。此后，护国第二军进入广东活动，成为护法军政府的重要支柱。滇桂边之战粉碎了袁世凯迂回袭滇的计划，保障了护国军大后方的安全。

护国战争爆发之后，贵州、广西、浙江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在内外压力之下，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但仍想当大总统，结果又遭到各方反对。广东、陕西、四川、湖南等省又相继宣布独立。西南护国各省，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推举唐继尧为军务院抚军长，蔡锷、罗佩金等滇系将领也出任抚军。但由于唐继尧坐镇昆明，军务院实际为桂系 岑春煊、陆荣廷等把持。

6月6日，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不久，南北议和，护国军务院也于7月14日宣告撤消。

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后，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也正式形成。

护国战争结束后，以 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蔡锷就任川督不久，病势即日渐恶化，请北京政府准假养病。

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锷暂离职休养。

8月9日，蔡锷离开成都，到泸州等地休息治病。但是，蔡锷的病日趋严重，不得不于8月底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 蔡锷到日本后，仍医治无效，于11月8日在日本逝世，享年仅三十四岁。

蔡锷病逝后，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由于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因此唐继尧得以遥控入川的滇军。

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完全抛开蔡锷的“重建四川”的计划，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

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

1917年4月18日，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滇军用煤油喷射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亦以大炮、地雷进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区。双方巷战达七昼夜，死伤惨重。由于滇军增援部队赵又新部在资阳、内江地区遭到川军第二师的阻击，罗佩金孤立无援，被迫交出督印，于4月24日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在战争期间，北京政府电令免罗佩金四川督军职，调为将军府超武将军；免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调为将军府崇武将军，两人停止战争，进京供职。同时任命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罗之战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是役，成都民房被毁三千余间，民众死伤八千余人，财产损失无数。

刘罗之战后，紧接着又爆发了川军刘存厚与黔军戴戡的刘戴之战，结果黔军又被赶出成都遭歼灭，戴戡身亡。滇黔联军在与川军作战中连连失利，退入川南，四川脱离了滇系军阀的控制，使唐继尧十分恼怒和失望。 1917年7月，针对张勋复辟，段祺瑞解散国会，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唐继尧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利用护法，把滇系势力重新深入四川，于是通电响应护法。但是，唐继尧并非站在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之下，而是另树一帜，宣布“靖国”，把滇黔所部八军编成靖国军，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以 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旸 、 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 张熙、 叶荃分任八个军总司令，加上黔军 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营约四万人。

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发动了 四川靖国战争。

1920年12月，先回滇的叶荃计划袭取昆明。不料唐继尧已得知叶荃部下告密，调集重兵迎击，叶军连遭败绩，几乎全军覆没。后叶军退往玉溪方向，而唐军尾随追击。顾品珍乘唐军兵力分散，远离省城之机，于1921年2月初突然进军昆明。唐继尧措手不及，无力抵抗，于2月7日旧历除夕仓皇逃至蒙自，企图收集部队反攻。

2月8日，顾品珍率部进入昆明。顾品珍一面派民意代表“劝”唐继尧出国游历，一面派兵进逼。唐继尧不得已委任李友勋为第二卫戍区司令，龙云为近卫团长，同驻蒙自地区，作为日后东山再起的力量，然后率少量亲信护卫乘 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顾品珍即以滇军总司令名义总揽军民政务。倒唐之战的结果，使顾品珍取代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地位。

顾品珍执掌云南军政大权后，起用了一些滇军旧将。如罗佩金，在1917年刘罗之战失败后回滇闲居，顾品珍委任他为迤南巡阅使。但是，顾品珍也与某些将领不和，如叶荃（云南云州人），后来出走广州，在孙中山大本营中，任参军长。又如杨蓁（云南昆明人），原任第三卫戍司令，也与顾意见不合，被逐入粤。对唐继尧旧部亲信，顾品珍更是处处防范并加以打击。

唐继尧到达香港后，积极筹划，准备返回云南夺权，返滇之战随即打响。

1921年秋，唐继尧亲信 李友勋、龙云等部借响应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名义，进兵广西，攻下柳州。这时，唐继尧即令所有在两广的滇军，迅速脱离北伐大本营，开往柳州，与李友勋、龙云部汇合。

1922年2月，唐继尧将集中在柳州的四千余人编为第一、二、三、四军。李友勋任第一军军长、龙云任第一军的前敌司令，率部返滇攻打顾品珍部。在回滇途中，李友勋被广西自治军击毙，龙云即代理第一军军长，继续向顾品珍部进攻。顾品珍率部在滇东抵抗。3月，顾品珍战死于路南天生关鹅毛寨，余部溃散。第八旅旅长 范石生、第一梯团长 杨希闵部到广东投孙中山。罗佩金则逃亡迤西，5月3日，被土匪普小洪捕杀于苴却。

1922年3月，唐继尧返回昆明，重新控制云南军政大权。唐继尧将所部滇军扩编为“建国军”，自任川、滇、黔、鄂、豫、陕七省“建国联军总司令”。

四镇守使乱云南

滇军从广西退回云南后，云南各界反唐继尧的呼声日高。当时，全国革命的激流汹涌澎湃，国民政府于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举行 北伐战争，横扫两湖和浙赣， 北洋军阀的统治已近末日。云南人民对唐继尧穷兵黩武，勾结北洋军阀的行为十分愤恨。此外，自第一次滇桂战争后，唐继尧乘机撤销各军番号，加强亲信近卫部队，宠信亲族，排斥异己，也引起了不省滇军将领强烈的不满。

1927年2月6日，蒙自镇守使 胡若愚、昆明镇守使 龙云、昭通镇守使 张汝骥、大理镇守使 李选廷共同发动了云南二·六政变（也称云南四镇守使倒唐事件）。2月6日，四镇守使发出联名通电，要求唐继尧驱逐肖小唐继虞、陈维庚、 李伯勋、白之瀚、李秉扬、李子由等。同时，胡若愚、张汝骥两军即向昆明进发。唐继尧在各军的军事压力下，被迫同意了这些要求，令唐继虞等人出走，同意改组省政府。

云南二·六四镇守使倒唐事件，名曰“兵谏”，实质政变，唐继尧成了有名无实的“总裁”，他对云南十四年之久的统治亦宣告结束。四镇守使尤其是胡若愚、龙云，都是唐继尧一手提拔的部将，这次倒戈相向，令他气愤交加。两月后，即5月23日，唐继尧病死，享年不过四十四岁。唐继尧死后，旧滇系军阀亦告结束。

二·六政变之后，蒋介石委任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云南的实际大权操纵在胡若愚、龙云之手。张汝骥倒向胡若愚一边；而李选廷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只求自保，不敢参与相争。唐继尧死后，胡若愚、龙云、张汝骥各怀野心，为争夺云南的统治权，矛盾日益尖锐，不久即发生了六·一四政变，龙云被囚禁。

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联合张汝骥，突然派兵袭击龙云在昆明翠湖东路的住宅及第三十八军军部。一颗小型炮弹在龙云住宅的花园爆炸，击毁了门窗。龙云的一只眼睛被玻璃片砸伤，顿时鲜血淋漓，束手就擒，因为害怕他的武功高强，龙云被胡若愚并在铁笼子里。龙云的眼睛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后来成为终生残疾。这就云南六·一四政变。

在六·一四政变生时，龙云部主要将卢汉、朱旭、高荫槐、周文人等趁混乱之机逃到滇西，邀请滇军元老 胡瑛代理第三十领先军军长，指挥部队反击昆明，在祥云、禄丰等地展开激战，击溃胡若愚军，乘胜进逼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持龙云撤离，并将省主席的印信交给 周钟岳，请周转告第三十八军切勿追击，他将保证龙云的人身安全。

7月25日，胡瑛率第三十八军进入昆明，胡若愚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恐怕第三十八军追击，于是便向龙云表示和解，双方达成了“板桥协议”，商定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若愚、张汝骥即行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

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造云南省政府。

龙云重新掌权后，并不遵守“板桥协议”，命卢汉、朱旭等部将胡若愚、张汝骥部包围于曲靖，准备加以消灭。但此时，逃亡大理的唐继虞趁昆明城防空虚，发兵进逼昆明，昆明危 在旦夕。龙云一面指挥部队固守，一面派代表向胡、张疏通，表示不再为难，维护“板桥协议”。说成后，即将朱旭部调回昆明，将唐继虞部击退。

胡若愚、张汝骥被解围后，也不执行“板桥协议”，却与贵州 周西成相勾结，联合黔军向昆明反击。龙云任命胡瑛为第三十八军前敌总指挥，双方在曲靖、宣威一带反复混战，龙云部将周西成之黔军击退，进而将胡、张部赶至川、滇、黔边境。

1928年1月，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从而在云南的地位逐渐巩固。龙云最后消灭了对手，统一了云南，确立了他在云南的统治地位，当上了“云南王”，云南从此也进入新滇系军阀的统治时期。

1937年，“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发表了对日寇“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方针，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和军队团结起来，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面抗战。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形势下， 8月9日，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龙云在南京国防会议上，主动请缨抗战， 蒋介石立即授予“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六十军”番号。

龙云回滇后，用28天时间，将手中的地方正规军6个旅及有关的武装迅速组建了一支出征抗战部队--第六十军，交由军长 卢汉（云南 昭阳区炎山人）率领，出滇抗日。六十军下辖3个师，即182师、183师和184师，3个师下辖6个旅12个团，官兵总数有4万余人。

龙云组建陆军第 60军，以卢汉（彝族）为军长， 安恩溥（彝族）、 高荫槐、张冲（彝族）分别为182师、183师、184师师长，出滇抗日。60军共有4万将士，其中彝族将士2.4万人，占总士兵的60%。 卢汉 军长在昆明巫家坝誓师大会上宣誓：“以牺牲的决心，作破釜沉舟的抗战！”1937年10月12日，60军以安恩溥的182师为先头部队，开始向贵州进发。他们走过崇山峻岭，历经40余日的艰苦跋涉，步行到湖南长沙。

日本制造“ 九·一八事变”后，龙云就着手加强滇军的武器装备，滇军中的排、班长大多是受训3年以上老兵来担任，他们都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而连以上军官则大多出身于 云南陆军讲武堂，均为资历较深、能力较强的军人，而且打过多年仗，具有一定的作战指挥能力。因此，在抗战前，云南的地方军队已有6个旅，而且武器装备精良，在军容军纪上，也比国军部队胜出一筹，其整体素质为 “国军之冠”。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龙云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昆明行营主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他在云南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支援全国抗战，并编成三万人的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安恩溥、 高荫槐、张冲为师长，开赴抗日前线。之后，又新编成第五十八军和新三军，与第六十军合组成第三十军团。之后，第三十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和第一方面军。

从1937年开始，先后出兵42万(伤亡在10万人以上)，组成第六十军、五十八军、新三军和老三军、九十三军等部队 ，滇军在抗日战争中，参与了 中条山之战、 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等，为国家民族作出重大贡献，60军血战台儿庄，更是家喻户晓。

出身于滇军的第三军中将军长 唐淮源、第三军第十二师（追赠）中将师长 寸性奇、第七十九军（追赠）中将军长 王甲本、第四十八军第一七一师少将副师长 周元等，都是为抗战而牺牲的烈士。

1942年5月，日寇从缅甸入侵滇西， 龙云领导云南军民奋起抗战，于1945年1月收复 滇西。由于滇西抗战及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国民党 蒋介石的嫡系 杜聿明、 宋希濂、 关麟征等部乘势进入云南，打破了由滇系军阀统治的云南这个独立王国。

老滇军 朱培德系第三军，曾参与 中条山会战，军长唐淮源中将自戕，12师师长寸性奇中将战死。新滇军龙云系包括先后组建的60军，58军，新3军。

台儿庄战役，60军转战台儿庄，为台儿庄大捷立下汗马功劳，旅长陈钟书少将战死。

徐州会战，60军担当70万大军的后卫部队，撤往武汉时伤亡过半。其后60军，58军、新3军组成第一集团军 参加 武汉会战，战功卓著。自武汉会战后， 滇军在前线接着参加了三次长沙会战之鄂南九岭之战、大云山之战、湘北影珠山之战、高安上高之战、赣东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赣北作战、奉高反扫荡战、湘鄂赣边区作战、赣江及湘赣公路追击战，尤其是以滇军为主攻军的收复常德之战和长衡会战战功卓著。

1943年11月初，日军第三、十三、三十九、六十八、一一六等师团10余万众，向常德我军发起进攻。常德乃洞庭湖西岸战略重镇，日军由鄂南江陵与洞庭湖北之华容、石首分头进犯，3日陷南县，4日陷公安，5日陷松滋，15日陷石门，16日陷津市，24日猛攻常德。余程万师鏖战半月，全师牺牲殆尽，常德被陷。蒋介石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派兵收复常德。五十八军奉令于11月28日由 欧震副总司令率领，与第四军、二十军援攻常德。五十八军从江西分宜、宜春驻地，于12月2日星夜驰抵常德南之石门地区。3日，第四军到达桃源，二十军到达汉寿。五十八军为主攻军，第四军为左翼军，二十军为预备军，于5日凌晨，向沅江南岸之敌展开猛烈进攻。

敌军陆空配合，凶顽抵抗。血战至10日午夜，我军攻势愈猛，前仆后继，杀声震野，敌军主力开始渡沅江北退，我军以步炮密集火力，乘敌渡江猛烈扫射，敌死伤甚众，沅江水为之变红。友军配合扫荡沅水南岸之敌。五十八军以全部炮兵及友军配合之炮兵，掩护侯镇邦之新十师，萧本元之新十一师，于11日拂晓，由德山市强渡沅江，猛扑常德，与其外围之敌战至11时。我军将士奋勇突入常德市区，与顽抗之守敌展开巷战，白刃相接，反复格斗，至12时，敌终以伤亡惨重而狼狈向北溃逃。侯镇邦师当即占领常德阵地，萧本元师全力追歼北溃之敌。午后，常德完全收复。五十八军收复常德，功劳至大。捷报传出，远近欢腾。各界民众和团体组织慰劳团，政府人员以及美、英、苏等盟国武官、中外新闻记者涌至常德慰劳滇军将士，参观战俘及战利品。常德收复后，逃难归来的居民达四五十万，衣食住急待解决，五十八军将士节食三周，将节省军粮10万斤及所有存冬衣数万件分屯四处，布告安民，按口领用；并派军医和全军将士，深入市郊乡村抚慰居民，建筑临时住房；同时电请有关部门迅速救济居民，恢复地方行政工作，受到常德人民的热烈拥护。1944年5月末，日军七个师团分兵三路，由湘北、湘西、鄂南向我军进攻直指长沙、衡阳地区，发动了极其凶猛的长衡进攻战。我军奋起迎击，再创日军。这是敌我最后一次在华中之会战。6月3日，五十八军集结浏阳河南岸地区，军长鲁道源奉令指挥二十一军及一六二师 和九十九师，共同进攻浏阳河南岸之敌军第十三师团。五十八军为主攻军，二十一军为左翼，九十九师为右翼，一六二师为机动师。4日拂晓，五十八军向跃龙市、浏阳主攻，二十一军向江背、小女市之敌激战，将敌压迫退守浏阳河北岸，双方据河炮战。7日，滇军新三军余建勋之一八三师由赣北奉调浏阳归五十八军指挥参战。敌十三师团主力乘大雾弥漫之际偷渡浏阳河，潜窜上栗市趋萍乡。五十八军和新三军一八三师追击南窜敌军主力，一路激战，猛追猛打，敌我伤亡俱大。9日，五十八军派到一八三师的督促官张天举阵亡，一八三师师长余建勋负伤。五十八军新十师连长杨振华在亭安岭以一个连孤军阻敌，身陷重围而不退。另一个连长杨盖凡，在横涧桥被一敌军砍伤左手，仍坚持用右手扼杀该敌。五十八军新十一师的连长普振国、排长张辉与士兵在五里坡身受重伤，仍坚持战斗至阵亡。我军官兵临危不惧，舍身卫国的正气，使敌军魂飞魄丧，为之震慑。五十八军与敌军激战至10月末，入侵敌军先后北遁，五十八军追踪南歼至郴州、乐昌、残敌逃入韶关，被我友军全歼。11月初，五十八军屯驻郴州、资兴、湖口地区整补，长衡大会战胜利结束，军长鲁道源，师长箫本元、余建勋各纪大功一次。

邳县阻击战，滇军27天歼灭万余日军。军长： 卢汉。滇军在禹王山作战的滇军将士们（照片现存于云南省昭通市博物馆）。徐州是苏鲁豫皖四省要冲之地，津浦、陇海铁路之枢纽，1937年底，南京、济南沦陷后，

日军集结24万兵力南北夹击我60万重兵把守的徐州。整场战役历时近半年，史称“徐州会战”，著名的台儿庄大战就发生在徐州会战中。

日军在经历台儿庄的惨败后，于1938年4月下旬重新调整部署，转而进攻邳县地区。在这里，他们遭到抗日名将卢汉指挥的4万滇军将士的顽强阻击。

初战不利，4万滇军千里驰援今天的 邳州市，就是当年的邳县，它位于徐州主城的东北方向，紧邻山东。1938年4月18日，日军第10集团军兵分三路从山东南下。4月20日，日军第10集团军坂本支队主力已向邳县四户镇、大岗子方向攻击推进。22日，依靠飞机轰炸、火炮掩护、坦克开路的惯用战法，日军突破张庄阵地，进入泥滩地区，中国守军主力退守邳县北郊的东黄石山、艾山、连防山之线。

再往后退，徐州东北防线就要出现缺口，将不可收拾。军情紧急，滇军第60军4万余将士，从武汉昼夜兼程火速赶赴邳县战场，在邢家楼、蒲汪、东庄地区集结，作为第二线部队待命，准备随时替换前线疲惫守军，立即投入战场。

滇军第60军下辖3个师，4万余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时任第5军军长的杜聿明曾说：“抗日战争时我曾遇到云南部队，觉得u2018中央军u2019同这支u2018云南军u2019比较起来，军容上似有逊色。”军长卢汉到达邳县探得前线真实情况后，心情有些复杂，既担心又坚定。担心的是在日军机械化、立体化战斗模式下，这些年轻后生能否扛得住、顶得住；坚定的是为国而战是他们的信仰。

惨烈遭遇战，背着兄弟骨灰与日寇白刃

4月22日，一个短暂宁静的清晨，4万滇军将士急行军向前线集结。在这安静得让人不安的清晨隐伏着巨大杀机。由于前线其他部队继续后撤，本来作为预备队的滇军，面前已经形成真空，随时可能与敌人不期而遇。与此同时，日军第10军团以步兵两个联队约5000人，炮30余门、坦克20余辆从滇军正面冲来。即将发生的遭遇战注定惨烈。

战斗打响了，滇军第183师与日军遭遇于陈瓦房、邢家楼、五圣堂一带，183师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多将士还没反应过来，日军的坦克已经冲了过来，狭路相逢勇者胜，滇军没有被吓倒，稳住之后立即与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反复冲杀，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该师1081团2营营长尹国华在陈瓦房率领全营官兵与日军展开白刃搏杀，全营500多人，最后仅生还1人。542旅旅长陈钟书在邢家楼和五圣堂率领全旅冲入敌阵，挥刀砍杀，最后被日军骑兵射中头部，壮烈牺牲。1084团死伤过半，1连连长赵克阵亡后，其堂兄6连连长赵继昌将弟弟骨灰装在布袋里背在身上，继续作战，最后身负重伤。

与此同时，滇军第182师坚守蒲汪、辛庄，23日，日军开始进攻，炮火猛轰，坦克配合步兵冲锋，并在久攻不下后投掷燃烧弹、毒气弹，日军数度冲锋均被打退，阵地前遗尸累累，生还无几。1079团一个重机枪阵地到傍晚只剩下一个机枪手，团长 杨炳麟负伤后，继任团长又英勇殉国。1080团团长龙云阶夜间率队增援，与日军相遇，短兵相接，黑暗中被日军刺死。经过六个昼夜激战，182师歼灭大量日军，全师伤亡过半。

坚守禹王山，钳制日寇近一个月禹王山位于邳县戴庄境内，是整个邳县地区制高点，并与台儿庄遥相呼应，战略位置十分重要。27日，滇军184师师长张冲率部扼守禹王山阵地。张冲师长把师指挥所设在禹王山西南坡上，表示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日军对禹王山志在必得，飞机轰炸，炮击，坦克、步兵联合进攻，包抄迂回，一股被击败了，另一股又继续进犯。第184师官兵奋力反击，工事随毁随修，不断向山顶投入预备队，补充的新兵连，前后总兵力450人，伤亡310人。184师坚守禹王山阵地直至5月18日。战前的禹王山主峰原来高126米，战斗中被炮火削减到124米。184师就阵亡官兵3568人、伤1152人。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成功阻击了日军两个甲等机械化师团及伪军共5万多人的进攻，将其紧紧地拴在了禹王山下。

在整个邳县阻击战中，滇军伤亡13000多人，共歼灭日军12000多人，同时，滇军保存了主力，撤出战斗到运河南休整。

据统计，8年抗战，滇军经历各重大战役20余个，伤亡官兵共计10余万人。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共向国内输送兵力约40万，伤亡人数1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民众伤亡的数字。此外，征送中央军及其他杂项部队之兵，又约5万人。这对当时仅有900多万人口的云南省来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且军队的给养完全自筹。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任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卢汉为中国战区越南方面受降主官，令其率第一方面军开往越南。当滇军开拔后，蒋介石即坐镇西昌，亲自指挥昆明防守司令官 杜聿明，于10月3日凌晨突然占领昆明市各要害地区，包围龙云的住宅。龙云在仓皇中逃上 五华山。清晨，杜聿明派人给龙云送去蒋介石的命令，免去他军委会昆明行辕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及所兼各职；任命他为军委会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由杜聿明接收云南地方部队。龙云拒绝离开昆明去重庆任职。蒋介石先后派 何应钦、 宋子文来劝驾，又以武力相威逼。龙云无奈，只得于10月6日乘飞机到重庆任职。蒋介石这次“小偷式政变”（龙云语），从此结束了龙云在云南的十年统治。

此后，龙云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等闲职，实质遭到蒋介石软禁。1948年秋，龙云得到消息，蒋介石要劫持他到台湾，因而决心出走。在行政院救济部署空运大队队长、美国人 陈纳德的帮助下，12月8日，龙云乘飞机秘密离开南京，经上海转广州，于9月乘轮船到达香港。龙云到香港后，即从事反蒋民主活动，加入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

而 卢汉，于是1945年9月20日率领总部人员直飞河内，9月28日在河内总部主持了日军受降仪式。当几乎全部滇军进入越南以后，蒋介石发动了10月3日“小偷式政变”，以武力解除龙云职务，改组云南省政府。

10月4日， 何应钦以中国陆军总司令身份飞往河内，名为视察，实则监视卢汉行动。接着，空军副司令 王叔铭飞往河内，向卢汉宣布蒋介石的命令，任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未接任前，由亲蒋的新任民政厅长 李宗黄（云南鹤庆人）代理。对此事变，卢汉也无可奈何。

蒋介石原想以李宗黄取代卢汉，但李宗黄与警备司令关麟征镇压昆明民主运动，遭到云南各界的强烈不满。就在昆明“一二·一惨案”（殴打、杀害爱国请愿的师生）的当天，卢汉回到昆明就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但蒋介石要把滇军调往东北参加内战，卢汉此时受到控制，被迫同意。他将滇军两个军即 曾泽生的第六十军和 卢浚泉的第九十三军交由 孙渡指挥，合编为第六兵团，孙渡任兵团司令，于1946年春开赴东北参加内战，孙渡还兼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但是，不到两月，即5月31日，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就在师长 潘朔端的率领下在 海城起义。

1948年10月，第六十军二万余人在军长曾泽生率领下在长春起义。而第九十三军则被东北解放军消灭于锦州，军长兼第六兵团司令官卢浚泉被俘虏，派到东北的滇军就这样瓦解了。

由于滇军被调往东北打内战，卢汉在统治云南的几年间，为了掌握自己的武装，不断建立和扩充新型的以保安团队为牌号的滇军。

1949年，已扩编有十七个保安团，组成了以 余建勋为军长的第七十四军和以 龙泽汇为军长的第九十三军。

6月，迫于形势，蒋介石撤销了由国民党中央接近指挥的设在昆明的云南警备司令部，成立云南绥靖公署，卢汉以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正式合法地总揽了全省的军政大权。

龙云从南京逃到香港以后，积极参与反蒋民主活动，成为民革中央的负责人之一。他多次派人回云南与卢汉联系，策动云南起义。卢汉也看到人民解放军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崩溃在即，也不愿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暗中也在作起义的准备。他一面与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联络，一面派人与 西康省政府主席 刘文辉以及西南军政副长官 邓锡侯、 潘文华相约，在适当的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因而，他在云南开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运动，放松了新闻限制，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军师长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8月15日，龙云与 黄绍竑 等四十四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的声明，表示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归向人民，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欢迎。这事，史称“香港起义”。同一天，香港报纸登出“云南在龙云的策动下，已准备成熟，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国民党行政院长 阎锡山获悉后，主张即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也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蒋介石恐怕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由台湾飞往重庆，连续发电报召卢汉赴渝。

卢汉顾虑重重，怕被扣留，称病不去，一拖再拖。蒋介石派俞济时到昆明催促，卢汉无奈，只好派民政厅长 杨文清、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代表他前往。但蒋介石一定要卢汉亲自去面商，同时派出中央军 余程万第二十六军、 李弥第八军、 刘伯龙第八十九军分路向云南进逼，形成对昆明的包围之势。另外，西南军政长官 张群多次来电催促，表示愿意担保安全。卢汉迫于形势，不得已于9月6日飞往重庆。临行前，卢汉对 安恩溥、龙泽汇等人说：“我这次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就插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他指定军事由龙泽汇负责，政务由安恩溥负责。

卢汉到重庆后，即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当时，蒋介石要利用云南作为反共基地，需要稳住这块大后方的秩序，因而他不仅没有扣留卢汉，反而表示交给卢汉全权处理云南问题，并拨军费银元一百万元以及武器、弹药装备补充云南两个军，但是，要卢汉逮捕黑名单上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卢汉表面上同意，于9月8日下午即飞回昆明，立即通知了黑名单上的一些共产党员迅速转移。

9月9日下午，云南的特务在军统西南特区区长 徐远举等的率领下进行大搜捕，共逮捕近五百人之多。这就是“九·九整肃”事件。经过残酷的审讯后，准备枪决的有一百多人，其余的也大多判了刑。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企图借刀杀人，嫁祸卢汉，将处理人员的名单送交卢汉，要他立即批准。卢汉采取复审拖延的办法，直到11月初，李宗仁逃往香港路过昆明，经卢汉请求，李宗仁同意从宽处理这批人员，卢汉即下令一律释放。

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已迫近云南，卢汉将其第七十四军和第九十三军调往昆明及其附近地区，作好起义的准备工作。

12月1日，卢汉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加强治安管理，维持社会秩序。

卢汉准备起义这一情报，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站站长 沈醉已经掌握，他电告 毛人凤，请求指示。由于时局紧张，怕杀了卢汉会导致云南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毛人凤迟迟没有下达命令，只命令沈醉严密地监视卢汉。

12月6日，沈醉亲自去见卢汉，对他进行试探，提出要在昆明进行一次大搜捕和大破坏，但卢汉摇摇头说：“目前时局紧张，不能这样做，免得人心混乱。”以此来应付沈醉。同一天，西南军政长官张群飞到昆明，监视卢汉，要把云南建成反共的基地。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驻滇各军军长 余程万、 李弥等开会。卢汉即利用余程万、李弥离开昆明的时机抓紧布置，并决定于12月9日夜举行起义。

9日下午， 张群、余程万、李弥等又回到昆明。卢汉突然派兵把张群软禁在自己家中，然后把张群的图章抄走，并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九时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结果，当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 石补天、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 沈延世、宪兵副司令 李楚藩、军统云南站站长 沈醉等依时到达后，亦遭到软禁。晚上十时正，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了“云南起义”的命令。同时向全国发出起义的通电，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人民临时军事委员会，作为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

12月10日，卢汉迫使李弥、余程万、沈醉等发布手令，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及军统特务停止一切的活动，服从卢汉的指挥。但是，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并没有执行手令，从12月16日起，三面包围昆明，全面发起攻势。卢汉指挥昆明军民，开始了艰苦的昆明保卫战。由于战况危急，卢汉不得已将李弥、余程万、 石补天释放。他们出去之前都满口答应，归队后，一定制止部队攻打昆明。但是，他们归队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进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国民党军一度进占昆明飞机场，推进到昆明城边，但仍被昆明人民和起义部队击退。

12月21日，敌军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抵昆明，纷纷撤退，坚持了一周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不久，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滇南、滇东，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全部军事力量。

1950年2月20日， 陈赓、 宋任穷率领解放大军进入昆明。

3月，云南省成立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任。

云南起义，标志着滇系军阀的最终结束。新滇系军阀的首领龙云和卢汉，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选择了和平起义。

滇军，从军阀混战到护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历经曲曲折折。总的来说，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云南共向国内输送兵力约40万，伤亡人数10万以上，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民众伤亡的数字。此外，征送中央军及其他杂项部队之兵，又约5万人。这对当时仅有900多万人口的云南省来说， 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且军队的给养完全由地方自筹，云南对整个中国的抗战做出了她最大的贡献。

滇军，也以它悲壮的牺牲和辉煌的胜利而载入20世纪中国抗日战争的史册。抗战中，滇军中出现了 卢汉、 孙渡、 张冲、 鲁道源、 范石生这样的抗日名将；也出现了唐维源、 寸性奇、陈仲书这样的抗日烈士，却没有出过投降的将军，更没有出现过伪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种崇高的民族情操，是滇军的骄傲，也是云南人民的光荣，这就是“滇军精神”，也是“云南精神”。

抗战胜利后，三支滇军劲旅国民革命军第60军、新编第3军、第58军，分别代表国家、战区司令长官，在越南、九江、南昌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洗雪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被侵略、侮辱的耻辱。滇军历史之功不容忘记和磨灭。

曾任滇军团长、少将旅长，中将警察厅长勋二位的朱德，因亲身经历了护国战争的胜利和军阀混战的失败，知道了信仰的力量，一只没有信仰的军队无论如何英勇，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消失的无影无踪，为了找到这个维护战斗力的信仰灵魂，弃官离职，赴德国留学，经过 周恩来的老师 张申府介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后成了红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他在滇军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他的游击战开创者和大兵团指挥经验，后来统统在年期一代的红军将领和整个红军身上得到移植和再现。即使是毛，在兵法上也不过是他的学生。这在 井冈山就是公认的。建国后，无可争辩的成为共和国第一元帅、从这个意义上讲，狭义的滇军不存在了，广义的滇军护国精神却没有消失。

当黄埔军校于1924年成立的时候，云南陆军讲武堂已有15年的历史了。那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已招收了18期学员，它的优秀师生在1911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的“重九起义”和护国、护法战争中，功勋卓著，使得学校声名远扬，鼓舞了决心从军的中国青年，一些外国学子也慕名而来。当广州 黄埔军校成立时，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应邀前往援助建校。据记载，在黄埔军校成立时的7人领导小组中，就有讲武堂教官 王柏龄、 何应钦、 林振雄，他们分别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教务总长、总教官和管理部主任，成了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的左膀右臂。当时，由讲武堂派出的教官，几乎占了黄埔军校的“半壁江山”。讲武堂的这些教官和毕业生把云南的成功教学经验带到了黄埔军校，甚至还把蔡锷为讲武堂编写的军事教材《 曾胡治兵语录》带入黄埔军校，作为人手一册的教科书。后来人们说，黄埔军校是培养将军的摇篮，而 云南陆军讲武堂则是黄埔军校的摇篮。

黄埔军校初建的时候，从云南讲武堂广州分校借去了全套讲义和大部教师，其中就有 叶剑英，当时就有人说黄埔不过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黄埔分校。 　

滇军60军长春起义后，改编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在朝鲜战争第一个攻入 汉城，这也是自1840年以来我军第一个打进别国首都，守卫西藏的陆军52旅就是这只军队的浓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