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先通

战友情

邱先通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在人民军队的大学校培养下，他的情感得到了升华，对上级、对下级、对同级都能友爱相处，团结共事。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他舍生忘死救过多少战友的命，谁也说不清。但是，原江西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象晃，这位断了一条腿的老红军，谈起邱先通，总人一往情深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是在长征路上发生的一次战斗中，谢象晃被敌人的枪弹打伤了，血流如注，人事不省。偏在这时老天爷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刚结束一场鏖战，队伍都陆续离开。在这茫茫荒野里，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即使不被豺狼吃掉，也会饿死或流血致死。躺在水沟里的谢象晃听着“沙沙”的雨声，心想：“这一下完了，革命算是到头了。”忽然间听得一阵马叫声，他又感到有希望了，便吃力地撑起身子拼命喊叫。正在巡视战场的邱先通被这模糊不清的声音牵动着每一根神经。他赶紧策马循声走去，见是谢象晃倒在血泊里。“老谢，你负伤了？不要动，等我来。”他撕下自己的衣服，赶紧给谢包扎伤口。然后把他托上马背，拉回营地救治。事后，邱先通还多次去看望谢象晃，每次都要带上点好吃的东西。谢象晃总是要说番感激的话，邱先通连连摆手说：“你受伤那天，我刚好打扫战场，当时还有其他同志来了，即使我没有看见你，别的同志也会发现你的。”

曾任南昌军分区司令员的林忠照，过去是邱先通的部下，邱先通与他交往笃深。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林忠照遭到造反派的冲击。造反派还到辽宁砸了林忠照送给邱先通的一对樟木箱，强制邱先通揭发林忠照的所谓“罪行”。邱先通这位老革命决不肯随风倒，对造反派给予义正词严的驳斥：“即使你们把我打成林忠照的黑保护伞，我也决不会落井下石、陷害同志。我坚持实事求是，死不改悔。”后来他才知道，为林忠照的事遭到冲击原是祸起萧墙，是他身边一个警卫员告的黑状。因为这个警卫员曾要求给他办违背原则的私事，邱先通没有满足其要求，同时还批评了他，因此借机报复。以后平反冤假错案，清理“文革”期间“三种人”时，有人要邱先通对那个警卫员惩治一番，邱先通却说：“他年轻无知，只要他认错改了就好。徇私报复不是我们共产党员的品质。”

父子情

邱先通有六个孩子，二男四女。他对孩子严格要求，经常教育他们生活上要低标准，学习和工作上要高标准。他这几个子女没有辜负他的期望，长大以后都有出息，分别在海陆空部队工作。这些子女的提拔，没有一个是通过他的关系“走后门”的。

邱先通是独子。他参加革命后，一直和家中失去联系。因此，他的一个堂弟过继给他父亲为子。这个堂弟有个儿子长大后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七十年代在吉安军分区当兵。1973年，邱先通回乡路过吉安时，特地要这个侄儿陪他上井冈山。一路上对他进行革命传统教育，鼓励他为人民多做贡献。并要求他不要把将军伯父看做向组织要求照顾的背景和靠山。他的侄子遵照他的教导，退伍以后还乡务农。

故乡情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家乡人民的乳汁哺育了邱先通的成长。参加革命后浪迹天涯，他一直没有忘记家乡父老对他的期望、关怀和爱护，没有忘记家乡的山和水。他在东北工作时，曾多次写信回乡，询问家乡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家乡的变化，关心家乡的建设事业。1973年他返回家乡，县政府考虑到他家的房子破旧，住宿条件差，准备接他到县招待所住，他不同意。说要在家乡住上几晚。乡里的干部要安排他在乡政府住，他也婉言谢绝，非要住在他出生的老房子里不可。他说：“住上我的老房子，回味往事，会加深我对家乡、对人民的感情。”他用了当时一句时髦的话，诙谐地说：“我这也是‘接受再教育’么。毛泽东同志常常对我们这些老同志说：‘你们进了城，生活条件好了，不要忘了当年我们革命的老根据地，要回到那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了解那里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这是有好处的。’”

这次回来，他到村里几十户人家走了一遍，给每户人家送了20元的见面礼。他说：“你们不要认为我当大官发了财。我是共产党的干部，你们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在家时，你们对我很爱护，我走了以后，你们对我的父母诸多照顾。现在我代表我的父母聊表谢意。钱很少，这是我的心意，你们收下我就高兴。”当他了解到家乡的小学教室漏雨，学校没钱维修时，就掏出自己身上的生活费180元，给学校买瓦。学校领导人说：“老首长，你自己的钱不要拿，请你出个面，给县教育局打个招呼，拨点款给我们就是了，”邱先通严肃地说：“这样不好，教育局的钱是国家的钱，全县还有很多教室是危房，要体谅他们的难处，我们要尽量给国家省钱。”当时生产队没有柴油机，碾米和饲料加工都要跑十几里路。邱先通回到部队后又给家乡寄了200元钱买柴油机。群众都说：“老将军的心意我们记在心里。”

这次在家乡，他还发现村里左邻右舍的婴儿特别多。当他了解到他的堂弟也有超生现象时，当即找到村干部，通知召开群众大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村的田就这么多，如果家家都超生，这怎么得了。我们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啊。”他严厉地批评了自己堂弟“多子多福气”的封建思想。那时计划生育政策并不很严，但他反复提出要大家实行计划生育，减轻国家的负担。他把超生带来的恶果分条分缕地分析得很透彻，说得大家羞愧地低下了头。从此，村里的年轻人都主动实行计划生育。

邱先通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更谈不上营养补品，工作起来又是个“拼命三郎”，不注意休息，所以身体一直不好，六十年代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的。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家乡的亲人。他在临终时嘱咐自己的家人：“我死之后，我们不要忘了祖宗，不要忘了我的出生地，我不是要你们去搞封建迷信的那一套，而是要你们像我在世那样，跟家乡保持密切联系，关心家乡人民的生活和家乡建设，尽力支援他们。”

邱先通 - 人物品格

邱先通不仅自己能正确对待职衔级别，他对家属子女要求也很严格，不准有特殊化，防止有优越感。邱先通有六个子女，孩子小的时候，上学放学，他不让司机接送，孩子参军后回家，他也不让警卫员接送。

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年代，环境艰苦工作劳累，邱先通体弱多病，几乎每隔几年就要大病一场。1955年邱先通发高烧，虽多方医治烧却不退。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工作，有时主持会议，实在挺不住了，就打一针照样坚持下去。1956年在党委扩大会上，个别同志不顾事实，错误地批评邱先通生活腐化，工作主观，作风浮夸，邱先通带病仍然坚持听取意见。当时，有人为邱先通打抱不平，而他却说：“毛主席说要经得起委屈，宰相肚里能撑船，能忍则忍。”

后来邱先通病情加重，到北京经血液专家邓家栋确诊为红斑狼疮。这个病，当时可以说是绝症，但邱先通不悲观失望，他在同病魔斗争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高尚情操。在整个治病过程中，邱先通一贯尊敬医务人员，服从治疗，配合治疗，从来没有提出过特殊要求和意见。为了治病，做埋药、埋针疗法，要经常注射，每打一针十分痛苦，但他从不叫苦，也不呻吟，也不抱怨，硬是咬牙坚持。

邱先通的病情是很严重的，但他从不轻易要别人照顾，坚持自己生活，坚持锻炼身体。只要能走动，便坚持到公园去锻炼，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从不间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