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林苑（汉代）

“苑”是古代帝王游玩、打猎的风景园林。上林苑是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苑囿之一，位于汉都长安郊外（今西安附近）。此地旧有秦代苑囿，西汉初，高祖刘邦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以及当时面临的经济凋敝的现状，于汉王二年（公元前205）冬十一月，将故秦苑囿园池还作民田。秦汉时期，非常注重兴建规模雄伟的皇家园林，其中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汉武帝扩建后的上林苑。

上林苑最初是秦代修建的。汉武帝即位后进行了扩建，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扩建后的上林苑，规模大得惊人。筑台登高，极目远眺，到处都是大尺度、远视距、保持原貌的自然景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就描述了上林苑的美丽景色和汉武帝出猎的宏大场面。据载，上林苑周长100余公里，里面有离宫70所，地跨长安区、鄠邑区、咸阳、周至县、蓝田县五区县境，可以容纳千乘万骑。苑中包罗了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条河流，就是后人所说的“八水绕长安”。

上林苑范围所属，东起蓝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沿终南山而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濒渭水而东折，其地广达三百余里。苑中冈峦起伏笼众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差，八条河流流注苑内，更有灵昆、积草、牛首、荆池、东、西破池等诸多天然和人工开凿的池沼，自然地貌极富变化，恢宏而壮丽。由于苑内山水咸备、林木繁茂，其间孕育了无数各类禽兽鱼鳖，形成了理想的狩猎场所。当年曾有不少文人为之作赋，描绘苑囿胜概，叙述田猎盛况。

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终始灞浐、出入泾渭。沣镐涝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是依据水系为上林苑划定范围。灞、浐二水自始至终不出上林苑；泾、渭二水从苑外流入又从苑内流出；沣、镐、涝、潏四水纡回曲折，周旋于苑中。

上林苑内容，据《汉书·旧仪》载：“苑中养百兽，天子春秋射猎苑中，取兽无数。其中离宫七十所，容千骑万乘。”可见仍保存着射猎游乐的传统，但主要内容已是宫室建筑和园池。据《关中记》载，上林苑中有36苑、12宫、21观。36苑中有供游憩的宜春苑，供御人止宿的御宿苑，为太子设置招宾客的思贤苑、博望苑等。上林苑中有大型宫城建章宫，还有一些各有用途的宫、观建筑。如演奏音乐和唱曲的宣曲宫；观看赛狗、赛马和观赏鱼鸟的犬台宫、走狗观、走马观、鱼鸟观；饲养和观赏大象、白鹿的观象观、白鹿观；引种西域葡萄的葡萄宫和养南方奇花异木如菖蒲、山姜、桂、龙眼、荔枝、槟榔、橄榄、柑桔之类的扶荔宫；角抵表演场所平乐观；养蚕的茧观；还有承光宫、储元宫、阳禄观、阳德观、鼎郊观、三爵观等。

上林苑中还有许多池沼，见于记载的有昆明池、镐池、祀池、麋池、牛首池、蒯池、积草池、东陂池、当路池、太液池、郎池等。其中昆明池是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所凿，在长安西南，周长40里，列观环之，又造楼船高十余丈，上插旗帜，十分壮观。据《史记·平准书》和《关中记》，修昆明池是用来训练水军。据《三辅故事》：“昆明池三百二十五顷，池中有豫章台及石鲸，刻石为鲸鱼，长三丈。”又载：“昆明池中有龙首船，常令宫女泛舟池中，张凤盖，建华旗，作濯歌，杂以鼓吹。”在池的东西两岸立牵牛、织女的石像。上林苑中不仅天然植被丰富，初修时群臣还从远方各献名果异树2000余种。

秦汉的上林苑，用太液池所挖土堆成岛,象征东海神山，开创了人为造山的先例。

上林苑始建于秦始皇时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徙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十年后（秦始皇三十五年），“乃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这些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上林苑在咸阳渭河之南和阿房宫在上林苑中这两个依据。此后，史籍中便再无新说。

一直到了宋代，程大昌在他的《雍录》一书中，才对上林苑作了颇有见地的表述：“秦之上林，其边际所抵，难以详究矣！《水经》于宜春观曰：此秦上林故地也。《史记》载上林所起曰：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则宜春、阿房皆秦苑故地也。”

按照程大昌的定位，宜春宫和阿房宫都在秦上林苑中。阿房宫位置清楚，而宜春观却在何处？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渭水》条下有记：“（涝）水出南山涝谷，北迳汉宜春观，又东北迳鄠县故城西。涝水际城北出，合渼陂水。（渼陂）水出宜春观北，东北流注涝水，北流入于渭，即上林故地也。”这里所说的宜春观，指的是位于鄠邑区城西、渼陂湖水南的一处台观。而在秦上林苑以东的曲江池，却还另有一处苑囿，即宜春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即指此苑；唐颜师古在注说此苑时，也讲“即今曲江池”之地。因该苑中又建有宜春宫，故后人往往将曲江池的宜春宫与鄠邑渼陂湖的宜春观混为一谈。对此，颜师古在注《汉书·东方朔传》时已经作了澄清：“宜春宫也，在长安城东南。……在鄠者，自是宜春观耳，在长安城西。”显然，虽“宜春”同名，却宫、观异地。

由此可见，秦上林苑的故地，应在今鄠邑区城西渼陂湖向东至沣东新城阿房宫遗址一带；而今咸阳渭河以南的广大地域，正处于秦上林苑的中心地区。

上林苑的扩建，始于汉武帝时期。据《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命太中大夫吾丘寿王在今三桥镇以南、终南山以北、周至以东、曲江池以西的范围内，开始扩建上林苑，并有偿征收这个范围内民间的全部耕地和草地，用以修建苑内的各种景观。后来，上林苑又进一步向东部和北部扩展：北部扩至渭河北，东部扩至浐、灞以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如此巨大的皇家园林，在建设之初就受到了常侍郎东方朔“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的谏阻。历经昭、宣二帝之后，到元帝时，因朝廷不堪重负而裁撤了管理上林苑的官员，同时把宜春苑所占的池、田发还给了贫民使用。成帝时，又将“三垂”（东、南、西三边）的苑地划给了平民。西汉末，王莽于地皇元年（公元20年）拆毁了上林苑中的十余处宫馆，取其材瓦，营造了九处宗庙；接踵而来的又是王莽政权与赤眉义军争夺都城的战火，使上林苑遭受了毁灭性的劫难。

《西都赋》讲到：“徒观迹于旧墟，闻之乎故老”，说明东汉初期班固在写《西都赋》时，上林苑已是一片废墟了。 上林苑自秦至西汉，在中国历史上大约存在了240多年。

“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这里是依据水系为上林苑划定的范围。大意是说，灞、浐二水自始至终不出上林苑；泾、渭二水从苑外流入，又从苑内流出；涝、沣、镐、潏四水纡回曲折，周旋于苑中。

这段文字勾画出的上林苑范围是：灞、浐为东界，泾、渭为北界，沣、涝为西界，镐、潏为南界。这八条河流的水流方向不同，且以各自的形态，环绕或交错于上林苑之中。

《羽猎赋》：“武帝广开上林，东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长杨、五柞；北绕黄山，滨渭而东。周袤数百里。”这里是依据周边宫观的位置为上林苑划的界限，而且范围的界定比《上林赋》中的表述更明晰。究其原因主要是：司马相如与汉武帝虽是同代人，但比武帝年长23岁，在武帝执政中期（公元前118年）就已谢世；他写《上林赋》时，上林苑正处在扩展时期，因此依据水系界定自有道理。而扬雄处于西汉晚期，他的《羽猎赋》比《上林赋》要晚大约100年，而且是在随从汉成帝游猎上林苑、身临其境的情况下写成的，这时上林苑规模早已定型，因而赋中所划界限便更为具体。

按照《羽猎赋》划定的界线，上林苑的南部是由今蓝田的焦岱镇（鼎湖宫）开始，北部是由兴平的渭河北岸（黄山宫），沿渭河之滨向东。《羽猎赋》对上林苑的划界虽比《上林赋》明晰，但却存在两个疑点：一是“北绕黄山，滨渭而东”，东到何处，指向不明；二是“周袤数百里”，数百里是多少，长度不清。所幸的是，这两个疑点却在后来班固的《西都赋》和张衡的《西京赋》里得到了回答。

班固的《西都赋》上说：上林苑“缭以周墙，四百余里”；张衡的《西京赋》上说：“上林禁苑，跨谷弥阜。东至鼎湖，邪界细柳。掩长杨而联五柞，绕黄山而款牛首。缭垣绵联，四百余里。”这两段记述，正好解决了上述两个疑点：第一，用“邪（斜）界细柳"四个字，划出了黄山宫以东的上林苑的界线，也就是从细柳（今咸阳市区）沿汉长安城南，向东南至鼎湖（今蓝田焦岱镇）所划定的一条斜线。第二，所谓“四百余里”，相对于《羽猎赋》来说，上林苑的范围有了一个量的概数，无疑也是一大贡献。

综上所述，上林苑的规模，以现今的区域度量。东起蓝田焦岱镇，西到周至东南19公里的五柞宫遗址，横跨长安、鄠邑、咸阳、蓝田、周至直线长约100公里；南起五柞宫，北到兴平境内的黄山宫，直线长约25公里；总面积约2500平方公里。减去40平方公里的汉长安城面积之后，上林苑的实际面积约为2460平方公里。

设苑门十二座。上林苑外围以终南山北坡和九崤山南坡、关中八条大河及附近天然湖泊为背景，重要池苑有昆明池、影娥池、琳池，太液池四处。昆明池位于汉长安城西南，约一百余公顷，具有训练水军、水上游览、渔业生产、模拟天象，蓄水生活等功能。池中置动物石雕，附近亦开发自然风景，建置观、台建筑。影娥池和琳池为汉武帝赏月玩水的观景之处。太液池则在建章宫中，池中筑三岛模拟东海三山。

上林苑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有极为丰富的天然植被和人工载植的树木。近旁豢养百兽，放逐各处。还设大量台观建筑及供应皇室所需的手工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