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 生平简介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1933年夏天出生于芝加哥，当时美国正处于大萧条谷底，他父母都失去了工作。当时也正是凯恩斯主义形成的时期，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含义：通过政府干预来拯救经济萧条也成为最流行的做法。
1951年菲尔普斯进入安默斯特学院读大学。在大学第一年里，他迷恋上了柏拉图、休谟等人，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在学经济出身的父亲和学家政管理出身的母亲的影响下，他第二年开始接触经济学课程。在大学的经济学学习中，菲尔普斯逐渐显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才智。作为刚刚开始入门的初学者，他敏锐地感受到了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二者之间的鸿沟，并对二者如何相互沟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引导他把微观经济学引入了凯恩斯创立的宏观经济学，并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领军人物。
由于当时的耶鲁大学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日益崛起，而且可以提供有吸引力的奖学金，于是菲尔普斯选择了那里。在那儿，菲尔普斯师从自己仰慕已久的詹姆斯·托宾（JamesTobin）。
在这段时期，托宾、托马斯·斯凯林(Thomas Schelling)、阿瑟·奥肯(ArthruOkun)等著名学者的杰出智慧和不倦教诲，使菲尔普斯受益颇多。一些中欧经济学家也对菲尔普斯产生了影响，他对这些经济学家所重视的预期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在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的文学和哲学博士学位之后，菲尔普斯1959年6月来到洛杉矶,在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on）开始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但菲尔普斯不久就感觉到，那里的环境并不符合他做学问的愿望。恰在此时，耶鲁大学的考勒斯基金会（CowlesFoundation）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学术职位，于是1960年菲尔普斯重返耶鲁。
在这段时间，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分割律”，被视为对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开创的增长路径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在这一时期中，作为对其研究工作的一个回报，菲尔普斯还受到了麻省理工学院（MIT）1962~1963年对其进行访问的邀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菲尔普斯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经济学家。
菲尔普斯1966年离开耶鲁大学，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翻开他学术生涯新的一页。60年代后期是他学术成果非常丰硕的时期。根据菲尔普斯的回忆，在那段属于职业生涯开始起步的几年中，他就像一个不断溢出思想的容器。就是在这一时期，菲尔普斯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模型，对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批评和发展。菲尔普斯最早从理论上对菲利普斯曲线发生兴趣，是在1966年夏天和他同年秋季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后的最初几个月。他的著名论文《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预期和随时间变动的最优就业》，就是在该年冬天完成的，该文于次年发表并引起广泛瞩目。
伴随他第一次婚姻的破裂和个人生活的不断干扰，他的学术生涯也随之步入了一个低谷。1971年秋天，菲尔普斯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这是他一生中第三次通过变更工作，也重新开启一个新的阶段。他在那里一呆就是8年。
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维维安娜·蒙特多（VivianaMontdor），两人1974年举行了婚礼。在个人生活重新安定下来之后，菲尔普斯又开始进入了一个学术多产的时期。
这一时期他在经济公平问题、劳动市场结构刚性、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非一致工资或价格制定、非对称信息下的隐性合同以及理性预期本身等问题都进行了非常广泛的研究。
80年代，菲尔普斯开始想用一本导论性教科书把自己认为重大的经济学问题记录下来。1985年春天，他的《政治经济学：入门教材》面世。1990年,菲尔普斯把多年积累的、自己对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现状和进展的理解整理成册，出版了《宏观经济思想七流派》一书，这也被视为他学术研究阶段性成果的一个总结。
在刚刚步入60岁的时候，菲尔普斯撰写了自传，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一次清算和检讨。回顾过往成就令他欣慰，而看到这些成就能对他人产生影响更是一种满足。他感到自己的事业已进入了一个平和的阶段。
在他看来，学术影响并不是他个人成就的一个主要部分，其他方面的回报、特别是从工作本身中得到的回报，才是最重要的评判标准。由于了解这一点，他才能根据自己的爱好、而非外界眼光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 研究课题
菲尔普斯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代际公平、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经济增长问题，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菲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他继罗伯特·索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最优化路径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增长黄金律”，从而正式确立了经济增长理论。
菲尔普斯在上世纪60年代对当时盛行的“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提出了挑战。根据当时的这一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此消彼长的关系。菲尔普斯指出，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从而提出了“菲尔普斯曲线”。他还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们一起研究并建立了工资与价格定价的非协同模型，运用不完全信息等理论来研究自然失业率、隐含工资合同、滞后效应与失业等重要问题。他的研究对经济学理论和宏观经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菲尔普斯指出，今天的经济政策是制定未来经济稳定发展政策的前提，这已成为当今许多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菲尔普斯的理论在上世纪首先被运用在美国和西方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制定中。在今天新的全球经济背景下，菲尔普斯的经济理论也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 成就贡献
解释"凯恩斯难题"
在整个上世纪60年代后期，菲尔普斯都试图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架起沟通桥梁。
上世纪60年代末，菲尔普斯将基于预期的微观经济学引入就业和工资决定动态当中。凯恩斯在上世纪30年代发展的凯恩斯理论留下了两个问题未解：一是为何经济状况良好的时候仍存在非自愿性失业；二是“有效需求”的减少为何引发失业率的上升，也即为何货币工资和价格不能马上下降以阻止就业减少？挑战就在于如何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下解释这些问题。在菲尔普斯的“微观-宏观”模型中，实现市场均衡（也就是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与其行动相一致）并不能消除失业，甚至不能消除非自愿性失业。他在1968年的论文中建立了劳动力转换模型（t h e l a b o r t u r n o v e r m o d e l），强调劳动力的工作转换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因此工资必须是能够减少员工转换工作频率而努力工作的“效率工资”，这个数字要比均衡时的工资高，由此解释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1969年的论文中菲尔普斯又建立了“岛屿模型”，阐释了即使工人不满足于自己所在“岛屿”的工资水平，在他们离开自己的岛屿到工资更高的“岛屿”去的过程中也处于失业状态。
这些模型的重要发现就是非均衡的存在，以及非均衡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对工资和价格水平的错误预期会影响失业率。比如在“岛屿模型”中，如果工人预期的平均工资低于真实的平均工资，那么部分工人就可能接受低于真实平均工资的工作从而停止寻找，这样的话失业率会下降。
对凯恩斯难题的一个解释渐渐浮出水面：“有效需求”未被察觉的增加推高了货币工资水平和价格水平，而企业并没有预期到这种增加，那么就业就会减少。也就是说，如果真实价格和工资水平的上升超过了预期水平，那么“有效需求”的增加就会提高失业率。这实际上涉及到了一个处于不完全和不完美信息下的世界。1969年1月的一个周末，菲尔普斯在宾夕法尼亚召集了一个非正式会议讨论这一正在冒险探索的领域。参加会议的经济学家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会后出版的名为“失业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微观基础”的论文集，掀起了对这个新的宏观经济学分支的第一轮研究热潮。
修正“菲利普斯曲线”
这些模型还包含着对传统经济学的另一个背离。这些模型通常假定失业率的均衡只取决于非货币因素，因此与通货膨胀率无关。对货币和通胀保持“中性”极大地简化了经济分析。这意味着一旦预期随着经济政策的改变而改变，那么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就不能影响失业率。因此，通货膨胀不会对长期失业率产生影响。
这在逻辑推理上并不稀奇，但是却挑战了凯恩斯主义和菲利普斯曲线。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所谓的“菲利普斯曲线”。这一理论认为，降低失业率将付出使通货膨胀上升的代价。菲尔普斯最早从理论上对菲利普斯曲线发生兴趣，是在1966年夏天和他同年秋季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后的最初几个月。对菲利普斯曲线的批评和发展也是菲尔普斯最广为人知的学术贡献。菲尔普斯通过建立一系列的模型并不断对它们进行修正，从理论上给出了政策建议：今天的低通胀导致对未来低通胀的预期，因此有助于未来的决策制订。
20世纪70年代中的大部分时间，菲尔普斯都在研究如何从理论上证明，如果每个经济人都能够进行理性预期，那么对均衡的偏离就只能是货币性的。他认为如果工资和价格的确定是非同步的，那么即使理性预期情况下，对均衡的背离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消失。这方面的研究推动了所谓“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兴起。
上世纪80年代菲尔普斯进一步发展了对非均衡的分析，提出如果每个经济参与者不采用相同的模型和方法对就业、价格等经济变量形成预期，那么非均衡状态的存在时间会进一步延长。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 - 关注中国
这位经济学大师对中国经济也并不陌生，他曾多次访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广泛了解和研究。2004年5月，菲尔普斯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论坛上作了一个与中国经济有关的演讲。在2005年5月的“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称：“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也是复杂的。”
菲尔普斯对中国经济很感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每次讨论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关系时，他总是非常兴奋。他曾在演讲中称，中国经济的表现非常好，这得益于中国在过去20年来选择了非常正确的经济政策。他就中国经济特别谈了三个问题：结构性因素对就业与增长的影响、外国经济景气状况对中国的影响、经济过热与投资过热问题。今天看来，他的见解仍显示出这位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深刻洞察。
在谈到结构性因素对中国就业与增长的影响时，他认为，中国必须改变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也就是说，为了追赶上美国和欧洲已经掌握的更高技术水平，中国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国内政策与措施，来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以成功地过渡到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科技发展的阶段。而为了适应激励不同层次商业人士的创新计划，并从中挑选出更有商业前景的创新计划，中国将需要发展一种新型的金融机构，以向这些有商业前景的企业提供融资帮助。这些话，现在听来也很有价值。
对于中国国内一直在谈论的经济过热与投资过热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持续的过度投资导致了资本存量的逐渐增长，最终会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对中国政府而言，所有经济活动的过热，或者由过度投资引起的经济过热问题，只是一个短期问题。中国需要解决投资决策中的低效率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动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加强金融结构的调整。
对于国外经济景气状况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菲尔普斯认为，欧洲经济及美国当时出现的小规模衰退，对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过，他并不建议运用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来估计最近几年出现的持续衰退的影响。他认为，美国和欧洲通行的低利率，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的投资膨胀。随着投资活动的增长，工资水平将上升，投资增长也会伴随着新的就业机会增加。结果，就业人数就增加了，吸引了更多来自农村地区的工人。但是当美国和欧洲经济开始复苏时，将会导致世界实际利率上升。所以，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