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男
民族：汉族
出生：1919年8月生
籍贯：北京市人
王光英 - 简历
王光英生于“五四运动”爆发那年--1919年的农历7月17日。他的父亲王治昌是民初北京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政治上属于革新派，因不能忍受北洋军阀丧权辱国，于北伐战争前一年息影京门，不再做官；抗战中，他不顾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利诱，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节，并支持他的夫人掩护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受到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赞许。王光英的母亲董洁如早在五四运动前就要求妇女从封建压迫和束缚下解放出来，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最早的学生。她曾有三位亲友与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烈士一起在军阀的绞刑架上就义。她养育的十一个子女中，有六个在解放前就加入了共产党，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其他几个也都是进步的高级知识分子。1919年8月生，北京市人，民建成员，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大学文化。
1938年至1942年在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学习。
1942年至1943年任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助教。
1943年至1949年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
1949年至1956年任天津近代化学厂厂长（1954年公私合营），天津利生针织厂厂长，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
1956年至1980年任天津针织品织造公司经理，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中华全国青联副主席，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河北省主委、天津市副主委，全国工商联常委、河北省副主委、天津市主委。
1979至1982年任天津市副市长。
1980年后任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天津市副市长，第三届民建中央副主席、天津市委主委。1982年调北京任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
1983年组建光大公司，并任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光大实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名誉董事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名誉会长、会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副主席。
1988年4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98年１２月当选为第六届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副主席。
1989年离开光大公司。1990年12月当选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93年3月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3年10月被推选为全国工商联第七届执委会名誉主席。
1995年10月起任中国国际科学和平促进会会长。
1995年11月起任首届中华慈善总会名誉会长。
1995年12月被推选为第六届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
1996年3月任首届中国田汉基金会名誉副理事长。
1997年5月当选为中华海外联谊会第一届理事会名誉会长。
1997年11月当选为全国工商联第八届名誉主席。
1998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99年7月当选为第六届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1999年10月被聘为中国红十字会第七届名誉副会长。
1986年在香港获比利时国王授予的皇冠勋章，同年获美国马里兰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王光英 - 家庭出身
王光英出生于北京西城区绒线胡同，不久全家就搬到西城旧刑部街32号。当时，旧刑部街是清末民初权贵显宦的聚居区；在这条街上，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作霖等人的邸宅。王光英的父亲王治昌时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在政治上属于革新派，因不能忍受北洋军阀的腐朽，后来不再做官。王光英的母亲董洁如虽然出身于资产阶级封建家庭；但早在五四运动前，就要求妇女解放，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最早的学生。抗战中，董洁如曾多次掩护北平的地下工作者，受到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的赞许。董洁如老夫人亲生的有8个子女。他们的名字都是父亲王治昌所取，分别是：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王光中、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王光英的夫人为应伊利。妹夫为中共领导人、原国家主席刘少奇。
王光英 - 名字的由来
1918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后，王槐青入阁任农商部工商司长，继而代理过农商总长。
谈王槐青，不能不谈他的外交生涯。这不仅关系到他的生平，他的政治态度，而且还关系到他的家庭、子女，尤其是关系到几十年后王光英和王光美的政治命运。
也许由于王槐青是日本留学生，后来又主管中国的经济，因而在北京政府时期，他曾以公使衔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另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列强海军军缩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人们很难设想，王光英、王光美这对兄妹的名字，竟会与那两次会议有关。
有一次，王光美同人谈到她和王光英兄妹二人名字的由来。她说：光英是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亲适在伦敦，接到家中发去的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他触景生情，就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
做父亲的无论如何难以料想到那两次触景生情，日后会给这对儿女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十年浩劫，造反派把这两个名字说成一个是光照英国，一个是光照美国，而英美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做父亲的梦想子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巴黎和会是在1919年1月举行的，王光英的生日是该年农历7月。时隔半年多，为什么王槐青还滞留在伦敦呢？
原来，当时北京政府迫于民愤，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继续交涉山东问题。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和顾维钧、王正廷。王槐青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其职衔是特命全权公使。由于当时中国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所以巴黎和会所触发的五四运动，爱国反帝的民众所愤怒声讨的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人都是亲日派，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前者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长，后两人先后任驻日公使)，而不是上述三位全权代表。
王光英 - 人生路上需要家人扶持前行
1952年，王光英妻子参加“土改”回来就进了天津市民建工作，这是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王光英和家人也非常支持，遇到问题时，王光英会帮我出主意，有时也会提意见。“文革”期间，王光英被关在秦城监狱，妻子从当时全家仅有的12元的生活费中省出一点钱，给他买点好吃的，而在每次探监的时候，我们都会相互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我探监也成了光英生存下去的某种力量，而这也正是我和孩子们活下去的希望。1975年，王光英走出秦城监狱，没有立时恢复工作，在家里当起了专职炊事员，这一干就是3年，直到恢复工作。当时我在天津政协做文史资料整理，事情非常繁琐，光英心甘情愿地担当起照顾家庭的重任。他说：“小应给我做了一辈子的饭，我这3年算是一点回报吧！”这3年间，他的烹饪技术大有长进。当时，正逢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为了防震，大家都住在街上临时搭建的地震棚里，做饭也都在街边，用一块竹帘子充当门的功能。于是，经常有人掀开我家门帘，笑着说：“国舅又做饭呢！”在生活中，我们经常说“连天气都会有阴晴，更何况人生呢”！所以，只要相信党、相信“早晚都会好的”，家人能在一起，前景就是光明的。王光英 - 钻石婚60年三大秘诀
秘诀一是夫妻之间的相互支持。王光英夫妇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历经了许多波折，但不管什么时候，她们都会彼此支持，相互鼓励。王光英在监狱时，妻子牵挂他；王光英在香港创业时，妻子鼓励他、支持他。妻子带着孩子独自生活时，王光英心疼妻子。妻子上班时，王光英帮助她。他们是人生最好的伴侣。秘诀二是有共同的爱好。王光英的兴趣非常广泛，从京戏到滑冰，由静到动，统统喜欢。夫妻共同爱好多了，话也就多。到现在，他们们老了，仍会一起看戏，甚至是电视剧也都追着看。
秘诀三是生活习惯相同。妻子和王光英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连吃饭的口味都相同。现在王光英仍喜欢吃妻子做的饭。尤其是她最拿手的酥鱼。
除了上面三点，王光英夫妇他们还有的秘诀就是要用快乐、宽容、温暖的心去对待自己身边的人。
王光英 - 创业及成长的过程
王光英从小爱好激烈的运动——冰球和橄榄球。冰球就其速度和性而言，被称之为“勇敢者的运动”。1938年至1943年，他是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留校当过一年助教。他的同学中有许多工商业家的子弟，有的家庭开了多家工厂。王光英在校成绩优秀，因而就有工厂请他以技术入股作为股东，而不需投资。于是，他成了王家诸多兄妹中唯一的以技术起家的资本家。1944年，王光英与友人合伙在天津创办近代化学厂。这是一家中小型工厂。正值抗日战争的最后两年，形势非常酷烈，他冒着很大的风险，越过敌人的重重封锁，把一批批军需物资、医疗用品运到平津周围的解放区。在这些军需物资中，也包括了他的化学厂生产的可用来制造导火索的高纯度硫化氰。因为爱国，他后来还被当作“共产党嫌疑”坐过日本宪兵队的牢。
在新中国诞生前后，在稳定和发展工商业方面，王光英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当时，许多工商业者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害怕共产党会像对待地主一样斗争清算资本家，纷纷关厂关店或者外逃；也有一些工人要瓜分工厂瓜分商店搞“共产”；再加上有的干部也有“左”倾思想，致使一个天津就有几十万人失业，连同他们的家属就有近百万人生活无着落。1949年春节，王光英趁王光美偕刘少奇第一次回家省亲的机会，向刘少奇反映了工商业的状况和工商界人士的疑虑。刘少奇很重视这一情况，他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于当年4月来到天津，接连对工人、机关干部、内外贸干部和工商业者作了十多次讲话，向大家讲明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私营工商业还有它的积极作用，可以在国计民生与和平建设方面作出很多贡献，因此两个阶级之间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共同语言。这就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天津讲话”。这个讲话发表之后，天津市面，人心顿时安定下来，许多工厂重新开工，商店重新营业。1955年末，中国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该年10月29日，毛泽东邀请当时正在开会的全国工商联全体执行委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座谈改造问题。时任天津市工商联秘书长的王光英身体力行，积极带头投入这场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经过这场热潮，他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他也从原来的资本家变成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半公家人”。
1957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罗夫访问中国，王光英和几位工商界人士陪同周恩来总理在天津接待贵宾。宴会上，王光英在周总理的示意下向伏罗希罗夫敬酒，伏罗希罗夫高兴地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中国经过长期的流血革命，现在创出了一条不用流血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周恩来在旁风趣地说：“您拥抱的是一位红色资本家。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便由此得来。十年动乱中，由于与刘少奇的亲属关系，王光英被捕入狱达八年之久，受尽磨难。拨乱反正之后，他曾经从政，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在天津，他还担任过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改革开放中，王光英被国家委以重任，担任中国光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国内第一家驻港公司，王光英以他丰富的经验，领导光大公司用中外合资的方式搞了很多大型的建设项目，如磨刀门工程、围海造田工程、江门桥工程等等。光大公司还在国内参股建了5家大楼和酒店，其中较大的是53层的京广大厦。光大（集团）公司有成百家企业，王光英自己并没有钱，这些企业、工程、大楼，可以说都是“借劲使力”，白手起家的。王光英说：“如果只凭王光英三个字，那是不值几文钱的。我不是魔术师，我所以能这样，是因为我背后靠着万里长城--12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光大公司在国际上很有声誉，拥有很多朋友，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前副总统蒙代尔、前国务卿基辛格、前财政部长康纳利和米勒，奥地利王子克里斯蒂安·德·巴尔，比利时王子阿尔伯符，泰国副总理披猜等等。竹下登出任日本首相时，会见的第一位外国客人便是王光英。竹下登对当时的日本驻华大使中岛说：“中国有个王光英。问一问我们日本人，能不能在什么事情上为他效劳？”后来，三菱信托银行来华投资，其中对光大公司的投资为中国第一。
王光英 - 出任国家领导人
1993年，75岁的王光英再一次离开经济领域，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了研究制定各项法律，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王光英投入了极大精力。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经济建设纳入法制化的道路，使国家经济得到长足稳定的发展。他用了很多时间视察各项法律的执行状况，足迹遍及全国。他还尽自己的最大可能，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界开展各种有益于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有益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有益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动。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各种研讨会、博览会上，使各界人士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年事愈高，王光英的工作愈忙。据统计，他曾经在一个月里，就参加了19次外事活动，会见了14个国家的18个代表团和个人。这正如他所说的：“我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已经有几个‘轮回’，每个‘轮回’都开拓了我的视野，增加了许许多多老朋友、新朋友，因而每经过一个‘轮回’我的工作范围也比以前更大……”
王光英 - 收藏-笔筒
王光英爱收藏艺术品。他的住宅布置得像座微型艺术馆。连花园或过厅的一隅之地也不放过，客人总能看到某个角落里放着一尊石像或鹰的木雕，好像天生应该放在这里才相配。有位记者曾为此做过专访，称之为富有人情味和传奇色彩，能引起人们创作灵感的收藏品，一只花180元买的香炉，能使一位70多岁的老人得到孩童般的快乐。汉代的雄浑，唐代的华丽，是中国艺术史的双璧，两者在王光英的收藏中都有。有尊石雕力士坐像，汉朝的，把巨大的方石用双手举在自己的头顶，表情凝重，显示其钢筋铁骨，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压力能压倒他。1997年12月，王光英夫妇把一方龙虎画像石捐献给国家历史博物馆。记者闻讯云集。这类画像石源于东汉，用在王公重臣墓穴的门楣上。据专门研究龙虎画像石的学者说，过去发现的都是龙虎斗，惟独这一块是龙虎在亲吻。这位专家认为，按古史阴阳志，天降奇石，是国家的祥瑞。
在王光英的收藏品中，有一只造型古朴、名贵的汝窑笔筒。这是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托人送给王光英的，同样的另一只送给了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有人懂其涵义：笔筒者，必通也，表示了海峡两岸必相通。这以前，王光英与辜振甫彼此知道但未见过面。由王光英担任会长的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组织的少儿京剧团赴台湾演出，小演员们的精湛表演轰动了台湾。演出圆满结束后，辜振甫特意将这只笔筒请演出团团长捎来赠送给王光英。
王光英 - 延年益寿之道
1994年4月，《中国体育报》有一位记者访问王光英。记者对这位75岁的红色资本家强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敏捷的思维，尤其是对他的乐观、豁达、幽默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那位记者进门时，见到王光英在逗弄廊檐下架上的鹦鹉。王光英对鹦鹉说：快叫您好、爷爷好、大家好，鹦鹉活泼地叫起来。走廊里放着一座日本相扑大力士横纲的雕塑，用玻璃罩罩着。王光英说，横纲是日本的国宝，大相扑那块几米方的赛台，在日本人心中庄严得像神坛。
在客厅里，王光英对那位记者说：我感到一个人的专职与他的业余爱好离得越远越好。我是做生意的，成天与钱打交道，如果我的业余爱好是赌牌或赌马，还得与钱打交道，那么我的脑袋里就只有钱了。成天为钱紧张，怎么能健康快乐地生活？我在大学学化学，化学是我的专科，但我又是个美式足球和冰球运动员。读书时我拼命读书，打球时我拼命打球，我是冰球比赛的守门员。有时要拼命，我连面罩都摘了。看日本人跳交谊舞，探戈像探戈，桑巴像桑巴。我们中国人也跳交谊舞。但我看有许多人没有认真学过标准的交谊舞就上场了。政协礼堂楼上过去每周六开舞会，有些年轻人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嘻嘻哈哈打圈圈。毛主席说要“认真”，而这些人没有学过跳舞就跳舞了，连玩都不认真，能认真工作吗？
那位记者是来向王光英采访养生之道的。王光英回答他说：人的爱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我年轻时喜爱激烈运动，年老了爱书法。我国的书法讲究虚实并举，形神兼备，意随笔行，笔顺意转。我老了爱好书法，说明我年龄越大越对我们民族传统文明的珍贵有所认识。“文革”之前，我已步入中年，再打美式足球，跑不快了。于是我把兴趣转向气功，行话叫“功法”。天津有个气功世家，祖传的，有个功法叫“滚球”。运功时浑身经络仿佛有个小球在各个穴位上滚过，功毕通体舒畅。“文革”中我被关了八年，我在狱中坚持练“滚球”。坐着睡着都练，这种功法真有用，我靠它得以活着出狱。
所谓养生，王光英认为健康分两种：身体的、心理的，两者相辅相成。一个人活着总会碰到难事，也会命交华盖，但不论碰到什么厄运，都要坦然相对，决不灰心丧气。达观、开朗、朝气蓬勃，乐天知命，不装苦样子，至老而如常，乃延年益寿之道。
王光英 - “红色资本家”王光英的“红色”情结
王光英出生于民国初年的一个带有明显资本主义色彩的官宦家庭，祖上一辈与民初的达官显贵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等都有交往，父亲王槐青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做过北洋政府的代理农商总长，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中国政府的特命全权公使出席了巴黎和会。北洋政府覆灭前夕，王槐青辞官隐居。母亲董洁如虽为富家小姐，但思想上追求进步，其亲属中有3人在1928年与李大钊等一起被奉系军阀杀害。晚年的王槐青夫妇一直在掩护子女从事进步革命活动。王光英共有兄妹11人（其中包括同父异母兄弟3人），他排行第6，正好居中。有趣的是，以王光英为界，前面5人皆为兄长，后面5人则都是妹妹。在11人中，除长兄王光德去世较早、四哥王光复追随国民党前往台湾外，其余都与共产党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其中还有4人直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王光英早年就读于辅仁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毕业后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到天津的民族资本家的企业中谋生，祈求通过“借鸡生蛋”的方式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不久，他独自创办属于自己的企业，命名为“近代化学厂”，因为在英文中，“近代”和“现代”是一个词。与当时众多厂家所起的“振华”、“兴华”、“强华”等一样，意在使中国经济尽快实现现代化，使国家强大起来。未曾想到，此举使王光英成了王氏众兄妹中唯一的资本家，并且被日后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称为“红色资本家”。
1957年4月，在为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而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示意出席作陪的王光英向苏联贵客敬酒。王光英斟了满满一杯酒，走到伏罗希洛夫面前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我们唯一正确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当时随行的记者在写的新闻报道中一般都称之为伏老），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
当翻译将这段话译成俄语后，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使劲地为这位同志的话鼓掌啊！”既而又对王光英说道：“你也讲给大家听听，哦，不行，得由我自己讲，这不是平常的事情。中国经过长时期的流血革命，现在创造出了一条不用流血而和平改造资本家的经验，这是有世界意义的。”伏罗希洛夫又说：“资本家向劳动者过渡，是非常艰苦的。但你们不要怕。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造，你们一定会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那时，人民一定会忘记你们曾经是资本家了。”说完这段话后，伏罗希洛夫主动与王光英热烈拥抱。此后，伏罗希洛夫又多次称中国和平改造资本家是一个世界性的创举。
见此情景，周恩来在一旁风趣地对伏罗希洛夫说道：“您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
周恩来称王光英为“红色资本家”，不仅是因为他在从事实业期间，通过商业途径给共产党帮过大忙，而且在政治上，王光英一贯追求进步，对凡是中共中央做出的重要决定，他都始终无条件积极带头执行。
王光英 - 在香港会见“国舅”王光英
查生设宴招待王光英
1986年秋天的一天，查先生宴请王光英夫妇，好像是在中环的上海总会，也请我一起参加，在座的还有刚被任命总编辑不久的王世瑜先生、查太太阿MAY和查先生多年好友关医生。
王光英是中共政协委员会的副主席，1983年受命从北京到香港开辟第一间以中资为背景的光大公司，王便是光大公司的第一届董事长。大陆虽说一直都有新华社这样的政府机构常驻香港，但大张旗鼓地用国家的钱来开公司做生意的，光大公司还是第一间。
查先生当时已经是基本法草委成员，对于王光英这样的“红色资本家”当然很有兴趣。我跟王光英先生素未谋面，但北京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王光美的大名的，她是王光英的妹妹，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妻子，刘少奇在文革当中受到残酷迫害致死，王光美则受其牵连，从“文革”开始便挨斗无数。王光英“文革”时被红卫兵称作“国舅”，也受到牵连，还在监狱里度过数年。
查先生很关心的是，王光英的公司究竟想在香港做什么规模的生意，王也很坦诚，提到与新加坡合资的投资项目，那是靠近蛇口的南投石油开发公司，很快就有十几个码头开工，其中两个码头可以泊三万以上吨位的轮船。还有一个三百万吨的炼油厂，正在谈判中。
后来又谈到光大公司在香港的运作问题，王光英立刻表示出他的担忧：“我们本来在公司成立时计划香港人大陆人的比例是八比一，后来情况变了，我们这儿出了鸡孵出鸭子的事，就是说，我们培养的人本来都不错，结果当了官就变质了，搞关系学，走后门。中央就问我：怎么老出事啊，我说这儿太肥了。”
王说到兴头上，更把光大的内部问题索性都谈出来：“我并不隐瞒我们这儿有两次企图篡班夺权，不仅是我们这小范围，而是带有普遍性。这是事实，我不怕说出来。就算是见中央领导，我也是这样说。”
那一年，正是“文革”二十年，想当年，查先生在“文革”期间几乎每天撰写社评，批评种种倒行逆施的政治运动，揭露“文革”的真面目，更由于《明报》记者对“文革”的详细报道，香港读者当年若想了解大陆情况就必买《明报》，因此，令《明报》的日发行量大增，成为香港不可忽视的一份大报。这情形一直维持到今天。
当时在座的人里面，除了我对王光英有一点了解之外，应该说查先生对“文革”也是有相当深度了解的。于是，我们又聊起了“文革”。
王光英说：“在秦城监狱关了那么多人，我们家就占了五口，我、光美、光其、光杰和我母亲，我被关了八年，光美关了十三年。”
我提了一个问题：“您觉得现在大搞经济建设，是否可以有效地阻止‘文革’重演？”
王回答：“过去我们闭关自守，妄自尊大，开放以后接触了新事物，使我们的建设快了一点，这是一方面。但是光有物质文明还不够，还要有精神文明，就是有了物质文明以后的升华，要有一个正确的政策才不会令‘文革’再次发生。”
亲自过问采访稿
那天，那顿饭吃了很久，也聊了很久，我又问了王光美几个子女的情况。查先生显得非常开心，临走的时候，特别走到我身边说：“你去给王光英先生作个访问，我们会登在名廊版上。”
我那时的工作是检查报纸，写报告给查先生，我跟查说，名廊版有他们的记者作采访，我做这个访问不太合适吧？查老板却说：“你讲一口北京话，访问起来比较方便，还是由你来访问吧。”
就这样，“抗命不如从命”，我只有“领旨”，写了“王光英的一家”，并为王家拍了合照。稿写完了之后我交给查先生过目，他很满意，写了一张条子给我———
欧阳小姐：
访问写得很好，可用于名廊。请将删改稿抄一遍，原文太花，字房看不清，容易出错。请抄好后交王先生（世瑜）发，（连我的信）。
查
后来，这篇访问稿在名廊版上刊出，时间大约是1987年年初，用了整一版，并以彩色印刷，煞是漂亮，可惜我没有留下来。
一般来说，查老板是不会干预编辑部采访的事的，只要不违反他的原则，怎么写都可以。访问王光英却是个例外，可能也是他觉得我的北京话讲得好，又有在北京的文革经历，对采访比较有利吧。
不久，查先生又写了条子来，叫我去做外勤，就是在外面采访：你的两大才能（文笔流畅，常识丰富），再加上普通话说得好，活动能力强，做外勤比之做内勤更有成就。我相信你做这新的工作，一定会大有贡献。
报馆那时“阴云密布”，人人自危，我“撞来撞去”不得要领，结果“辜负”了查老板的厚望，未能做成“外勤”。
王光英 - 相关词条
陈香梅、曾宪梓、苏丽凰、庄世平、古宣辉、曾繁兴、李逢梧、林训明、孙启诚、王绍基、王霄鹏、蔡建国
王光英 - 参考资料
http://women.sohu.com/20050219/n224322533.shtml
http://www.people.com.cn/zgrdxw/zlk/newfiles/c1091.html
http://www.douban.com/subject/2012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