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忠

       乔治忠,天津市人，1949年7月生。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曾在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博士点专业学术带头人。

       乔治忠1949年7月出生于徐官屯街柴官村。1981年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师从著名史学史专家杨翼骧教授，1984年南开大学史学史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职攻读史学史专业博士学位，1991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5年任南开大学教授，曾在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1996年为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史学史专业学术带头人。1993至1994年度与2004至2005年度，两次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交换研究员。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教育部社科研究基地：北师大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

　　乔治忠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与教学工作，撰有《众家编年体晋史》、《清朝官方史学研究》、《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等著述，均具备学术创新与开拓性。撰写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重要学术论文有《章学诚史学创见与修志实践的关系》、《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清代国史馆考述》等，曾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首届古典文献学奖。

　　乔治忠十分崇拜武清籍已故史学家刘坦先生的治学精神，几次回武清图书馆查阅老先生的遗作《史记纪年考》和《中国古代星岁纪年考》，并被他清朴节俭的生活作风所感染，对这位潜心史学研究、轰动史学界的大师的学术成就深感钦佩。乔治忠在治学上既做出中国史学和历史文献的严密考证，又进行了理论思维层次的论述，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多有突破成说的新见，现承担国家《清史》的编纂工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教育部社会人文研究基地研究项目多项。

       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及教学工作，撰有《众家编年体晋史》（校注）、《清朝官方史学研究》、《清文前编》、《清朝官方史学研究》、《王夫之》、《环球凉热――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历程》等著述，合作编撰《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等书。撰写《史通〉编撰问题辩正》、《章学诚史学创见与修志实践的关系》、《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清代国史馆考述》、《孙盛史学发微》、《章学诚“史德”论思想评析》、《乾隆皇帝传的世纪末审视》等学术论文八十余篇，曾获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首届古典文献学奖。近年投入全国高校古委会大型重点项目“清文海”的编辑工作， 目前正主持承担全国高校古委会“清文前编”项目。近年讲授博士研究生课程“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体系与专题研究”、“历史考据学通论”及硕士研究生课程若干门。

       1、《众家编年体晋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

       2、《王夫之》，新蕾出版社，1993年5月；

       3、《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文津出版社，1994年3月；

       4、《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姜胜利合作），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

       5、《环球凉热－－中国人认识世界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

       6、《清文前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9月；

       7、《中国学术史》（张国刚等合著），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7月；

       8、《中国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5月；

       9、《中国史学史》（21世纪史学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1、唐代士族、庶族的合流及科举制在其中的作用，《南开史学》1981年第1期

      2、司马光《史剡》中的史料学思想，《南开史学》 1983年第2期

      3、清初的“佥派剥船”，《南开学报》 1983年第6期

      4、章学诚史学思想新探，《南开史学》 1985年第1期

      5、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史学史研究》 1986年第3期

      6、《史通》编撰问题辩正，《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 华中师大出版社 1986年8月

      7、一本嘉惠后学的史学专著（署名：陆申），《历史教学》 1988年第1期

      8、论历史研究中的抽象性的认识（与刘泽华合作），《红旗》 1988年第11期

      9、章学诚的史学创见与修志实践的关系，《南开学报》 1988年第4期

      10、清代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 1989年第1期

      11、章学诚的史学总体观念，《历史教学》 1989年第7期

      12、《四库全书总目》清代官修史书提要订误，史学集刊》 1990年第1期

      13、晋起居注综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0年增刊

      14、说《康熙起居注》，《史学史研究》 1991年第1期

      15、清朝的修史制度及其特点，《南开史学》 1991年第1期

      16、清太祖和清太宗对历史知识的学习与应用，《历史教学》 1991年第12期

      17、满文老档编撰问题补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1991年增刊

      18、论清高宗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 1992年第1期

      19、清太祖一朝实录的纂修与重修，《南开学报》 1992年第6期

      20、乾隆皇帝的史地考据学成就，《社会科学辑刊》 1992年第3期

      21、“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考析，《清史研究》 1992年第3期

      22、《旧满洲档》与内国史院档关系考析，《历史档案》 1994年第1期

      23、后金满文档册的产生及其史学意义，《社会科学战线》 1994年第3期

      24、清代国史馆考述，《文史》 第39辑 1994年3月

      25、日本尊经阁文库，《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5年第1期

      26、读《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二册 （署名 陆申），《史学史研究》 1995年第2期

      27、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思想体系（杨翼骧合作），《南开学报》 1995年第5期

      28、孙盛史学发微，《史学史研究》 1995年第4期

      29、清代前期诸帝维护绝对君权的政治思想（载 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

      30、夜半钟声（及其“说明”），《近代史资料》 总90号 1997年2期

      31、《大清一统志》的初修与方志学的兴起，《齐鲁学刊》 1997年第1期

      32、章学诚史德论思想评析，（载《中国历史与史学》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年8月）

      33、纪传体史书中人物列传的纂修，（台）《历史月刊》 1997年第8期

      34、清代官修史书与《大清会典事例》（王鸿雁合作），《史学史研究》 1997年第3期

      35、乾隆皇帝传的世纪末的审视（署名：陆申）－－－兼及传记史学的方法问题，《清史研究》 1997年第3期

      36、清初史家吴任臣及其《十国春秋》，载《南开大学历史系建系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 （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

      37、《四库全书》本《明史》对论赞的修改（杨艳秋合作），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

      38、孙盛《魏阳秋异同》考析 （宋志英合作），载《文史论集》（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编）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9年10月

      39、《四库全书》本《明史》考析 （杨艳秋合作），《清史研究》 1999年 第四期

      40、《〈御批通鉴辑览〉考析》 ，载《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 2000年6月）

      41、《清世祖实录》的纂修及康熙初期的政治斗争 （侯德仁合作），《清史研究》 2000年第4期

      42、陈垣先生的历史考据学 （刘馨合作） 载《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 （龚书铎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11月

      43、《十八史略》及其在日本的影响 《南开学报》2001年第1期

      44、《毛大将军海上情形》与中日两国的学者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

      45、日本现藏孤本《新锲纂辑皇明一统纪要》及其反映的明代社会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 中华书局 2001年6月

      46、中国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 载《文史论集》二集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9月

      47、系地于史、史地融汇―――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光明日报》2001年11月13 日（理论周刊）

      48、清廷“敬天法祖”政治原则及其社会影响（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清史论丛》2002年号，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7月。

      49、明代史学发展的普及性潮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 商务印书馆2002年10月

      50、史学的发展应当强化学术性 （《新世纪中国的历史学发展趋向》笔谈），《南开学报》2002年第6期

      51、中国史学发展前景之我见 （《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问题》笔谈），《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53、清太宗朝汉文档案文献考析，《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54、 乔治忠：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5期第137～144页

       【作者】乔治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既是一场关涉现实政治的理论交锋，也是一场对中国历史的研讨和论辩，具有社会政治和史学学术的双重意义，值得深入细致地反思。作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弄清基本史实是予以评析的前提，而深入的评析也有助于史实的清理，两相结合，乃为研究复杂问题的要略。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这场论战背景的分析，探索一些尚未明晰的史实。

       一

       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在国内外早已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历年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述不可胜计。在诸多论著中，虽然对论战过程都作了大体上的梳理，但还是有些史实细节尚不清晰，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和历史评析的真确。

       第一，关于论战的起因问题，许多论著有所涉及。早在1937年，何干之就撰成《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小册子，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苏联学术界对中国历史问题的不同见解，并指出苏联的争论传播到了中国，但他强调的仍是大革命的失败导致了人们对中国社会性质探讨①。美国学者德里克更注重当时中国国内社会文化条件和革命思想的积淀②。而李勇则强调苏联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对于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意见分歧和争论发展为政治斗争，从而引发了中国的社会史论战，“本来是共产国际内部的争论，后来变成中国政界的纷争”，“中国学者的分歧，完全是对共产国际内部争论的响应”。不过，他又补充道：“这场在学术上没有根由的论战，却有着丰厚的现实土壤，或者说是社会变革需要有一场理论层面上的交锋。”③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论战起因的论述几乎涉及历史背景的各种因素，但问题在于：哪一种因素是最根本的不同派别之参加论战是否有共同的起因

       第二，关于论战的发展阶段和主要内容，学术界的研究与描述大致相同，即论战的全过程经历了关于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这样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各有特点，又互相关联。一般讲“社会史大论战”，乃单指第二阶段专门对中国历史内容的论辩，但三个阶段都贯穿着政治性的宗旨。从历史学的角度，人们则主要关注中国社会史论战，其主要内容学术界已经作出归纳，主要包括三个焦点问题：第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以及历史发展是否有一定顺序；第二，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第三，中国封建社会的起讫时间、特点，以及接续其后的社会性质，即是否有“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当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各阶段的论战各有怎样的政治效应和文化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清理资料，阐微探实。

       第三，关于参与社会史论战的群体，许多论著对其中三个派别作了描述，但称谓并不一致：有称之为“新思潮派”“动力派”“新生命派”者，这是根据论战最初的三个刊物划分的；有的称之为中共干部派、托洛茨基派、国民党改组派，这是根据参与者的政治身份而划分的；还有一些变称，如将中共干部派称为“共产国际派”“斯大林派”，等等。按照当时的历史状况，何种称谓最为贴切三派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参与者这些都是应当厘清的历史问题。

       第四，关于社会史论战的结局及其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研究者多有论述。这个问题带有评价的成分，但论战的结局和影响究竟如何，说到底仍然是个史实的问题。较早通行的看法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论战的胜利，同时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力图从“学术”上定位这场论战，认为“社会史论战确为民国史学的一大转折”④，结局和影响是将“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扭转过来。而德里克则认为，随着“论战的消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向了“学院化”⑤，说不上影响了整个民国史学的发展。

       总之，虽然研讨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著述层出不穷，评论的角度多种多样，但历史真相并未完全显露，求真探实的工作仍需进行，这是作出准确历史评论的根基。

       二

       整个论战首先从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开始，其起因应该是相当明晰的。分析社会性质以确立革命的目标和策略，这是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导革命运动的重要特点。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确实可能促使受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的学者及政界人物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革命的出路。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原因，这种思考大多会是零散的或隐性的，不大可能很快形成颇具声势的论战。因此，苏联上层领导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公开的争论与斗争，确是引发中国发生论战的最重要因素。

       在苏联，对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方针的争议由来已久。斯大林和布哈林主张当时的中国仍是封建势力占据优势的社会，因而应当进行民主革命；而托洛茨基与拉狄克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封建势力仅剩残余，无关宏旨，革命目标应该是推翻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两派的理论争辩针锋相对，但斯大林的主张依靠政权的力量，成为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1921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以大屠杀的方式“清共”、反共，导致托洛茨基在会议上当众激烈地指责斯大林的方针葬送了中国革命。斯大林当时认为在武汉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乃是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尚可维持，而托洛茨基则预言汪精卫也很快会与共产党决裂，结果被托洛茨基言中。这一事实致使一些中国共产党人和留学人士同情和信服托洛茨基，被称为政治主张上的“托派”。斯大林和第三国际将托洛茨基分子当作最不能容忍的仇敌，实施十分残酷的打击。在苏联的中国“托派”人员回国后，中共也将之清除出党，予以排斥，其中包括思想文化上的斗争。1930年间在中共推动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组建，并创办《新思潮》杂志，首要目的就是批判“托派”。而“托派”创办《动力》杂志，也具有申其政治主张的目的。因此中共干部派与“托派”的论战，无疑是苏联政治斗争的延伸。 

       以陶希圣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人士，在汪精卫“分共”后与蒋介石势力合流，但仍然受到排挤和打压，因而颇多失落情绪。他们发起和参加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同样受到苏联政治争论的激发。1928年，陶希圣在上海劳动大学劳工学院讲演，提出：

       布哈林说，中国是封建制度的社会，所以中国革命，必须打破封建制度。而托洛斯(茨)基则说，中国是资本主义发达中的社会，急待解决的是关税自主问题。我们要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本不要人家替我们做。我们必须自己打开中国历史来看，究竟中国有没有封建制度是不是封建社会⑥

       很明显，陶希圣熟知苏联发生的争论，而且正是因苏联的争论才引发我们自己要公开地探索这一问题。

       论辩中国社会性质因而追溯中国社会发展史，是深化认识中国社会所必需的、合乎逻辑的结果，陶希圣早在1929年就出版了《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将研讨延伸至中国社会史领域。中共干部派对社会史的问题也很注重，清楚地认识到厘清中国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有助于论定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从而构成中国历史发展整体链条的描述，以强化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就是因应时需而出版。陶希圣与郭沫若的这些著述推动了社会史论战的兴起，而1931年王礼锡创办《读书杂志》这一平台，将论战推向高潮，在声势上超越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如前所述，对于参加论战的群体和派别，向来有不同的分类和称谓，究竟哪种说法比较允当呢笔者认为，应当以参加者所属组织状况作为划分派别的标准，论战中的论点、主张仅仅具有参考性，因为论战一开始，主要参与者均有政治的和组织的背景。以杂志、刊物命名论战派别，尤其表层、肤浅，《新生命》、《新思潮》、《动力》等杂志，无一不具备政治组织性。《新思潮》1930年内即已停刊，《动力》杂志仅出两期即停。《新生命》杂志所发表的文章观点不一，周谷城、朱其华都曾在此杂志发表论文，无论政治观点还是历史观点，都与主办刊物的国民党改组派不同。所以用这些刊物的名称来代指一个派别，是不确切的。何干之等人的早期论著使用这种划分派别的方法，乃是在有所隐讳而难于表述状态下的权宜之计。按照组织性的特征划分论战的派别，特别符合论战的缘起，反映其政治性背景，有利于准确地研究和评议。在三个阶段的论战中，有四个群体参与，可依次称为中共“干部派”、“托派”、“改组派”；此外，还有大量不具备组织系统的个人参与者。

       在论战中，中共“干部派”有很严格组织性，在论点上必须符合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政治方针，必须遵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经五种社会形态的历史规律学说，组织内的个人一般不能自由参加论战。“托派”的参与论战者虽有其政治组织的身份背景，但发表议论的自由度较大。该派后期组织溃败，人员星散，但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仍恪守托洛茨基的理论，即主张中国已是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由此也影响他们对中国社会史的见解；除这一共同点之外，其他历史见解各有不同。“改组派”是国民党内的一个失意的派系，思想上受到马克思主义不同程度的影响，见解驳杂，而在政治上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在社会史论战中，此派内部一开始就存在意见分歧，其共同点在于排斥阶级斗争学说，对中国社会性质与社会史的见解绝不同于中共“干部派”，却有不少人近乎“托派”的观点。

       论战的独立参与者成分复杂，有从未加入任何政党的学者，如王亚南；有从政治组织脱离出来的人员，如朱其华⑦；也有很早就重视中国社会史问题的熊得山⑧。此外，还有虽然身为某个政党成员，却仍采取独立参与论战的立场，《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就是典型，他虽为国民党员，但不是“改组派”成员，所以被学者称为“左倾自由主义者”⑨。诸多独立参与社会史论战者的积极作为，搅乱了论战初起时的格局，冲淡了论战背后的政治意图，给人以历史学学术论辩的印象。一部分原来的“托派”、“改组派”人士，随着其组织性的消沉，或向着独立参与的身份滑移，或退出论战，这是社会史论战群体动态变化的基本趋势。

       三

       在参与30年代论战的各个派别中，中共干部派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与支持，无疑是最有组织性和最为自信的马克思主义团体。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之后，中共不仅组织各地的起义、暴动和重建武装，同时也展开思想文化方面的攻势。1928年，一些归国的“创造社”青年成员，在上海创办《文化批判》《流沙》《思想》等杂志，按照郭沫若的建议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弘扬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攻击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观点十分激进。这些刊物的主要撰稿人和编辑者李一氓⑩、朱镜我、彭康、李初梨、冯乃超等，后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职。此时，《新生命》杂志正在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陶希圣的论著已经颇有影响力，其《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二书于1929年相继由新生命书局、南强书局出版。“托派”不满共产国际与斯大林对中国问题的强行裁定，也在发表抗争言论。显然，1929年底筹办的《新思潮》杂志，1929年策划而1930年出版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5月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都是中共中央在思想理论方面应对时局的重要举措。《新思潮》杂志是中共中央专为批判“托派”和“改组派”思想而创办的理论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中共中央控制下，其组织纲领就是要“严厉的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11)。可见无论是“改组派”的论述，还是“托派”的文章，当时都被中共干部派列为应该痛斥的敌对思想。

       至于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出版，迄今学者皆将其视为个人的著述行为，有的文章甚至认为郭沫若此书的出版与国内的政治斗争、理论争辩无关，“据现存各种记载，这时的郭沫若与党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如果说郭沫若介入了社会史论战和批判u2018托派u2019言论，那是以后的事”(12)。这种看法有失偏颇。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卷首的《解题》第七条(末条)说：

       本书之出版，全靠李一氓兄之督促斡旋，各种参考书籍的搜集也多靠他，我特别向他感谢。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很明显，身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李一氓介入了此书写作和出版的过程，难道李一氓帮助和督促居于日本的郭沫若写作和出版此书，也是一项闲来无事的个人行为吗合理的推断应当是一项组织决定了的举措。李一氓是郭沫若入党介绍人之一，最适宜出面做策动郭沫若的工作。

       不仅如此，《新思潮》第二、三期合刊发表了署名“杜荃”的文章(13)，批判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此“杜荃”其实就是郭沫若的笔名。同期另一篇署名“杜荃”的文章，因攻击、谩骂鲁迅，成为污点，故而后来郭沫若推托说忘记了是否用过“杜荃”笔名。但深知底里的李一氓则确认“杜荃”就是郭沫若，指出：“关于u2018杜荃u2019的问题，我想应该是郭老，他生前未承认……说杜荃不是郭老反而不好。说杜即郭，是实事求是。”(14)《新思潮》是由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稿的期刊，按杜荃批判陶希圣之文发表的时间推断，征求和推荐此稿者，也应是李一氓，因为这正是在他督促郭沫若撰辑和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时段之内。

       由于郭沫若旅居日本，且有着特殊名望，研究和写作确有很大的自主性，但他也积极配合国内中共的文化思想工作。在日本期间，郭沫若还曾会见中共的其他来访者，接受征文写作题目，“表示愿意来做党的喇叭”(15)，可知即使避居日本，郭沫若也与中共保持着联系。中共文化工作委员会选取郭沫若已经写成的文章，并且督促他补充其他内容，合成一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上海出版，以应对陶希圣等人的著述，夺取研讨中国社会史的制高点，这在当时既属必要，也是急需。因为要压制陶希圣的势头，郭沫若名声足备，又有学术根基，简直是不二人选，而这样仓促出书，则未必合于郭沫若本意。

       1931年之后，王礼锡《读书杂志》将中国社会史的论战推向高潮，中共干部派对这场混战采取静观态度，直至《读书杂志》1933年9月被迫停刊，也未参加论战。即使郭沫若之书受到李季、陈邦国、李麦麦等多人的抨击，中共干部派学者仍无一人回应，郭沫若本人也未作争辩，这大不合于常态，应当是有组织性地避开论战。其间有刘梦云(张闻天)、刘苏华等人的文章发表于《读书杂志》，批驳“托派”严灵峰、任曙关于中国当前社会性质问题的观点，表明中共干部派此时最关心的还是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因为这是直接打击托洛茨基派的斗争，也符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意旨。而对于中国社会史的几大具体问题，中共干部派一时未从史料和理论上做好深入研究的准备，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存在很多讹误，不能再仓促地发表不大成熟的论断。同时，苏联学术界对几大论题还未得出官方认可的观点，干部派需要等待。1934年之后，状况才开始有所改变，苏联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史的主流观点渐次形成(16)，中共领导下的学者也相继推出与之大致相近的研究成果。但这时已经不具备各派论战的气氛，在中共干部派内部，关于鸦片战争之前、之后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绝无分歧，不同见解仅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起始时间，这在当时无关大局，纯属学术上的难题而已。

       四

       对于社会史论战的结局与影响，历来论者颇多，国内史学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从“革命意义”的角度作出评述的，认为“这场持续多年的大论战，绝不是一般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学术争论”。论战的结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通过这场大论战，进步知识分子捍卫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科学理论，向全国人民揭示了真实的中国国情，从而直接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现实的基础”(17)。

       近年来，史学界出现淡化社会史论战之政治性的论点，主张对此作“学术视野中的重新审视”，部分学者得出了几个值得注意的结论：(1)认为参与论战者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术语，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辩论。(2)认为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空前壮大，为了证明这一观点，论者将陶希圣“食货派”的经济史资料清理工作以及后来的史学“跨学科”研究，都归结于社会史论战的推动。(3)认为社会史论战造成民国时期史学的“一大转折”，“这批论战者在学术领域的一番冲杀，为中国史学开启了u2018新汉学u2019之外的一条新路，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带入一个新的领域……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18)。笔者以为上述观点，造成了对史实的曲解。

       第一，论战者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和某些方法，是否一定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的论辩，不能从表层现象来轻易判定。任何学者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政客都可能片断地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概念和某些方法，这在马克思生前和逝世不久就已出现，故恩格斯曾用谚语“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对此类人等予以讽刺(19)。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是全面、系统接受其思想体系，不能杂糅多种其他理论，不能依己意随便曲解。而陶希圣和其他“改组派”人士将国家主义及形形色色的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杂糅在一起，往往得出十分怪异的历史见解；“托派”和独立参与论战者也多将个人的意见掺杂其中。因此，不应把参加论战的人们都无区别地视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向来将意识形态、政治方向与学理认识联结一起，反对割裂。论战中各派相互攻击，背后多有不同的政治主张，并非纯学术辩论，无视政治背景而单单谈论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性，远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研究社会史论战，当然需要将其置于“学术视野”中考察，所谓“学术视野”，就是要以学术研究的眼光客观地审视研究对象。如果研究对象属于或带有政治性质，就需要仔细探讨其中的政治背景、政治主张、政治后果以及政治因素所占据的权重，绝不能借口“学术视野”而抹杀和摒弃史事内本来具有的政治性。否则，从出发点就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哪里还有什么学术视野

       社会史论战起源于政治立场的分野和政治斗争，论战中具体见解虽然多种多样，但在关键问题上均由政治见解主导历史观点。例如“托派”人士之间，虽然相互攻击甚至谩骂，但涉及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历史，都主张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即皆遵从托洛茨基的观点；“改组派”的历史见解多变，但共同的特点是否定中国需要进行阶级斗争。独立参与论战者成员复杂，动机不一，熊得山比较恪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不乏独立思考，如他曾否认中国有过奴隶制社会。朱其华则面目多变，多抄袭中共党内文件且加以拼凑，动机乃是专为谋取稿酬和哗众取宠，当时就被论战者揭发和鄙视(20)。王礼锡、胡秋原等亲近国民党的独立参战者，则在关键的历史观点上反对中共干部派。胡秋原后来追忆当初参与社会史论战的动机时称：“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其实是“与第三国际和中共对立”、是“非共反共”(21)。总之，社会史论战的政治性十分明显，在探讨中国历史时虽然也具有学术研究的成分，但学术观点始终从属于政治见解，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从学术角度审视这场社会史论战，其中各种主张，包括“托派”、“改组派”人士对中国社会史的一些推断，即使没有史实依据，毕竟也以理论思维方式作了各个角度的探讨，有思路多样的特征，其中荒谬的思路，正可引以为戒。而这种引以为戒，是通过批判达到的学术效果，并非其原有的价值。因此，不能笼统地把当时的论战各方都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能认为各种观念都具有学术作用。

       第二，社会史的论战确实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但这是在论战基本消退后，何干之、吕振羽、翦伯赞等在总结、评议和重新研究过程中实现的。这不该算作论战本身的效果。至于对《读书杂志》高潮期的大论战，经历者与随后的总结者似乎都评价不高。翦伯赞说：“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发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22)何干之则认为这场论战的参加者“对于历史方法论的了解，大多数是在水平线之下……问题提了出来，又不能好好的讨论下去，常常陷入混乱的状态中”(23)。陶希圣对此也不太积极，他反感论战中“证据不足之处，以谩骂补足”(24)的倾向，因此筹划《食货》半月刊，准备大力整理中国经济史资料。何兹全指出：“中国社会史论战陷入理论之争，参加争论的人中国书读得不多，争论半天也争不出个结果……《食货》半月刊的出现，是在社会史论战大潮之后，对大潮的反思。”(25)胡秋原则认为，论战中的许多文章“可说很少发表价值”(26)。特别积极参加论战的“托派”人士李季，对社会史论战也予以贬低。他说：“参战的人平日对于社会科学和中国问题没有多大研究，所以在论文中处处露出捉襟见肘的样子”，“就论战中针锋相对的一点看，不独赶不上古史辨的论战，并且赶不上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是一种羞辱”(27)。可知当时各派的亲历者、总结者，都不看好社会史论战。

       陶希圣从论战的开始就没有遵从唯物史观，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罗列了“士大夫阶级”、“官僚制度”、“知识阶级”、“宗法势力”、“男系制度”等概念，把中国社会描述成一幅官僚士大夫与外国资本相结合、大封建系统崩坏而小军事封建系统林立、宗法制度崩溃而宗法势力仍然存在的杂乱景象。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的学说，很难联系在一起。而且其立场是遵从孙中山的主张的，“决不是共产党的理论”，陶希圣声明“我们决不取u2018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u2019的一阶级论”(28)。这样的立场，使用再多的唯物史观话语也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论战后期，陶希圣在经营《食货》杂志期间更加疏离了历史唯物论，故将《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纳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围和归入社会史论战的成果，极不妥当。至于历史的跨学科研究，主要是受西方鲁滨逊“新史学”以及年鉴学派的影响，将之记在社会史论战的功劳簿上，实在过于勉强。

       第三，民国时期西方各种历史理论纷纷传入中国，从来没有“考据派独霸史坛的局面”。其中，进化论历史观长盛不衰，传统史学理念根深蒂固，各类史学流派难以尽数。即使以考据见长的史家如陈寅恪、钱穆、顾颉刚等，何曾缺少宏观史识与理论思维更不用说萧一山、柳诒徵、何炳松、蒋廷黻等各色历史著作家各有思想宗旨，还有朱谦之、常乃悳等专事构建历史体系的学人，可谓五光十色、多种取向，此乃民国时期学术文化的基本特点。虽则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定然会导出社会史论战，但《读书杂志》的出现和社会史论战达到高潮，则多少具有偶然性，其结果和影响固然存在，但评估不宜过高。

       就民国史学而言，社会史论战根本未能触动整体的史学格局，董作宾考释甲骨文的工作依旧，顾颉刚编纂《古史辨》与考察历史地理依旧，梁思成调查研究古建筑史依旧，陈垣考订历史文献与宗教史依旧……哪里显示出考据史学衰退的迹象陶希圣开展经济史资料的搜集、考订，乃是向历史考据风格靠近，就连郭沫若后来也把主要精力放到金文、甲骨文资料的整编和考释上。有一种学术观点，将民国时期的史学描述为“史观派”与“新考据派”(或称“史料派”)的对立，恐怕乃是主观虚构，依据不足。事实上，不同历史观之间的矛盾、对上古史之疑古与信古的矛盾，远远大于不同治史方法之间的区别。把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庸俗进化论历史观、人种论历史观、文化形态史观、社会生物历史观等混同而称为“史观派”史学，认为其共同的对立面是“历史考据派”，此见解昏聩糊涂，难以成立。同样，将相互激烈论辩的信古派与疑古派史家，一股脑儿算作“新考据派”，认为他们都压制“史观派”，也是很武断的说法。这种观点是把复杂、多元的近代史学简单化、公式化，严重违背史实，应当重新审视和思考。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对社会史论战的清理、总结和重新研究，有助于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长，吕振羽就是这样的典型。但同时由于论战的背后是政治斗争，也使一批原先信奉唯物史观的“托派”人员，离开和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史论战对于史学的直接影响，是强化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学术与政治的紧密联结，促进了“革命”史学体系的建立。至于整个论战的政治作用，前引吴泽先生的论述：“直接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进一步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现实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吴泽先生是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合在一起论述的，所以这个结论大体不错，但取得这样成果，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是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延伸而来的，与社会史的论战关系不大。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29)一书就是将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合在一起、作为同一问题论述的。对于中国的社会性质，核心问题是如何估量现存封建势力的大小，评析封建生产关系占据什么地位。当时“托派”、“改组派”人员大都主张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残余势力已很微弱，而城市的状况似乎支持其说法。中共干部派要维护共产国际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必须在农村社会问题上取得突破。德国留学归来的陈翰笙(30)，1929年被蔡元培聘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借机组织起一个左派的研究队伍，其中有钱俊瑞、吴觉农、孙冶方、薛暮桥等后来的经济学才俊。他们利用中央研究院的便利条件，开展农村调查，特别关注农村生产关系问题，积累了丰富的资料。1933年，他们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次年创办《中国农村》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论证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被称为“中国农村派”。

       1935年初，王宜昌撰文批驳“农村派”的观点，引发了一场论战(31)。王宜昌的论文得到王毓铨、张志敏、王景波(尹宽)等人的支持，他们主要以中国经济研究会和《中国经济》杂志为阵地，被称为“中国经济派”。在这场论战中，中国农村派的参战主将有钱俊瑞(陶直夫、周彬)、薛暮桥(余霖)、孙冶方、赵槑僧等(32)，其理论、资料和阵容都远超论敌，长期调查积累的农村资料成为最有力的证据。钱俊瑞、薛暮桥等遵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论证了中国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占主要地位，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侵入并没有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土地问题是农村的核心问题。由此自然地得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论，给中共土地革命的斗争方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其所取得的业绩都是社会史论战无法比拟的。史学界理应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予以更细致的研讨，给以更高的评价。

       五

       总而言之，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的研究，应当以求真探实为根基，任何评论都不能违背历史的真相，避免主观性、片面性。社会史论战的真实状况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具体情节，需要进一步考察，但有几个要点绝不应当忽略：

       第一，社会史的论战既然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延续，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质，各派的不同历史见解都受其政治观念的主导和制约。因为探讨的是历史问题，而且多有无组织的独立参与者加入论战，其中包含不少学术探索的因素，但独立参与者也各有不同的政治观点，同样具备很强的政治特征。因此，不能剥离和脱开政治性来研讨论战的史学影响。

       第二，参与社会史论战者可归纳为四个群体，即“中共干部派”、“改组派”、“托派”、独立参加者。中共干部派早期参加者以郭沫若为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读〈中国封建社会史〉》一文，都是有组织性的作为。在论战高潮过后，何干之、翦伯赞等对论战作了总结性研究，吕振羽等对中国社会史重新作出了较深入的研究。

       第三，王礼锡创办《读书杂志》掀起论战的高潮，多少具有偶然性。中共干部派有组织性地没有参加论战，“改组派”代表人物陶希圣也未积极对待。《读书杂志》社会史论战的专辑，实际上主要成为“托派”和独立参与者的舞台。

       第四，社会史论战的政治作用和史学影响都很有限，不宜夸大。在史学影响方面，基本限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而且是经过后期的总结和重新研究才得以凸显，不是社会史论战本身的作用。真正起到重要政治作用，为中共土地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针提供充实理论依据的，乃是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

       以上的观点并非属于对社会史论战的评论，而是立足于对当时历史状况的求真探实。

       2015年10月14日—16日，应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梅春教授邀请，辽宁大学历史学院孙立祥教授，南开大学乔治忠教授、孙卫国教授来校进行学术交流。

　　10月16日上午，乔治忠教授在本部观云楼813室作了题为《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的宏观影响》的学术讲座。讲座中，乔治忠教授介绍了有关这一话题的研究成果，梳理了中国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继而认为中国和日本虽然隔海相望，不相接壤，但一衣带水，仍系结着密切的文化交流，中国传统史学之传入日本并对日本产生影响是其中的重要方面。乔治忠教授着重阐述了在中国传统史学影响下的日本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指出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历史编纂体例、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等均对日本史学发生了重大影响。他指出，中国传统史学对日本的影响以及中日史学的比较研究仅仅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希望广大青年学子做好知识储备共创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学术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