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斯托尔曼

理查德·斯托尔曼 - 简介

斯托尔曼的外表很普通，长乱的头发、满脸胡须、五短身材，但丝毫不会影响人们对他的评价。这位被《连线》杂志评为“最伟大的程序员”的怪家伙，在编程技术上几乎无人能及，出自他手的计算机程序数不胜数，像包含超过15000个软件包的GNU系统就是很好的证明。在对软件的态度上，他永远一个偏执狂，这样的个性让他与推崇商业软件的公司格格不入，甚至与后来的Linux拥护者们也存在着分歧。即便如此，他依然是人们心中的自由软件教父.

理查德·斯托尔曼 - 生平经历

1953年6月，斯托尔曼出生在美国曼哈顿。他第一次接触计算机是在16岁时，由于成绩优秀，他获邀成为IBM纽约科学中心实验室的一名助手，并从此与计算机结下不解之缘。1971年，正在哈佛大学学习的斯托尔曼遇到了一个机会，MIT(麻省理工学院)的AI(人工智能)实验室正在为新开发的计算机系统招募“电脑黑客”，这很对他的胃口，于是他加入MIT成为AI实验室的一名专职黑客，负责改进ITS(一种不兼容的分时系统)，从此开始了程序员生涯。当时的计算机设备十分落后，MIT使用的是PDP-10小型机和简单的汇编语言。在他的努力下，ITS不断发展，并且广受欢迎。但好景不长，随着PDP-10系列渐渐退出舞台，他苦心研究的ITS也变得毫无意义。

理查德·斯托尔曼 - 开发软件

计算机产业，黑客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当软件许可和版权成为行业规范后，程序员们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随意使用和更改他人的软件。这当然不是斯托尔曼想看到的，他决定开发一个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来对抗商业软件。他选择了当时十分流行的Unix作为范本，目标是开发出一套与Unix兼容的操作系统，并起名为GNU，意思是“GNU is Not Unix”。1985年，他宣布启动GNU计划，同年他又成立了FSF(自由软件基金会)，为GNU提供资金支持。开始时GNU工程几乎无人问津，大家都对他的行为不可理解，当人人都在用软件版权去挣钱时，他却要搞“Free Software”。很快，他编写出了Emacs软件，它是GNU重要的核心技术之一。倍受欢迎的Emacs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以每份拷贝150美元的价格对外出售Emacs，并首创“Copyleft”授权模式，允许所有用户拷贝、修改、出售Emacs软件，但所有改动后的源代码必须公开，开创了最早的自由软件经营模式。果然，这种模式不但为GNU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收入保证它得以发展下去，同时还吸引了大批同样热忠软件技术的程序员和黑客加入其中。

进入20世纪90年代，李纳斯·托瓦兹在GNU基础上编写的Linux及一系列的开源运动，把自由软件精神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5年过去了，自由软件模式终于得到了众多厂商的认可，基于GNU/Linux系统的用户已接近2千万，在竞争激烈的软件市场牢牢占有一席之地。而功成名就的斯托尔曼还是保持着不修边副、特立独行的老样子，每天还会花大量的时间完善GNU程序。

理查德·斯托尔曼 - 自由软件

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是一个致力于推广自由软件的美国民间非盈利性组织。它于1985年10月由理查德·斯托曼建立。其主要工作是执行GNU计划，开发更多的自由软件。

自由软件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计算机业与身俱来的传统。纵览计算机发展史，从1946年到60年代，从IBM蓝色巨人到ARPANET，从集成电路到PC机，从互联网到电信自由经营，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自由”的影子。

可以说自由拷贝和源代码开放是整个计算机业，包括个人电脑及互联网两大领域的天然的软件开发和传播模式。早在60年代，就有以大学为阵地，以年轻人为主题，自由地交流的风尚，并在软件开发与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如Unix、TCP/IP、Fortran、Pascal、LISP等等。

Richard Stallman当70年代，AT&T被迫退出计算机业时，丹尼斯·利奇和肯·汤普生（Dennis M. Ritchie、Ken Thompson）从贝尔实验室将Unix的源代码拿出来，结果吸引了成千上万名程序员，为其改进、修正、添加，诞生了多年来高端系统最核心的操作系统——Unix的繁荣。

70年代中期，个人电脑革命还在酝酿之中，当时的软件是鼓励自由拷贝的（那时还没有发明盗版的名目），正是这种自由拷贝、信息共享的精神上点燃了个人电脑革命，促成了软件业的发展。甚至连盖茨起家的Basic也是依靠这种自由软件才流行起来，才为事实标准。其实，后来的许多软件都是依靠共享方式才取得成功。

理查德·斯托尔曼 - 黑客传统

Steven Levy的名著《黑客：电脑时代的英雄》论述了个人计算机兴起的历史。该书最后一章讲述了理查德`斯托尔曼的故事。题目就是：“最后一个真正黑客”。这是对他最恰当的评价。连他的反对者也说：“如果不存在斯托尔曼，人类也应该把他创造出来。”

1971年，年轻、聪明绝顶的程序员斯托尔曼进入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工作，成为软件共享社区的重要成员。其实这个社区已存在多年。当然，软件共享也只不过局限于这个特定的社区中。它与计算机的历史一样悠久。就象配料共享与烹饪一样古老。计算机业的传统就是：一切为人人所共享。私有让人嘲笑，专用受人鄙视。当时，人工智能实验室使用一个ITS（不兼容分时系统）分时操作系统。黑客们（不是大众媒体所谈的安全破坏分子，而是指酷爱编程的人）是用汇编语言为DEC的PDP-10设计和编写的。PDP-10是当时最著名的计算机之一。作为社区成员和实验室的系统黑客，斯托尔曼的工作就是改进系统。

当时没有人称它为自由软件，因为这个词还不存在。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无论是某个公司成员或另一所大学想获得它，大家都会非常高兴地把源程序给他。如果你看到别人使用一种你没见过且有意思的程序，你可以坦然地向他索要程序，这样你就可以读它、改它，或拆卸部分用于新的程序。进入80年代，这种自由发生急剧变化，DEC的PDP-10系列发生中断了。它的自由体系架构，在60年代显得强劲、先进。但到80年代就捉襟见肘，没有足够多的地址空间。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为ITS编写的程序都作废了。黑客社区也崩溃了。

然而，到80年代后，计算机的商业化和软件专有化席卷整个产业，黑客们的黄金时代结束了。一个又一个有才能的MIT编程员离开了校园，投入了市场的怀抱。尤其是Symbolics公司的成立，挖走了社区中的许多黑客，大大伤了MIT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元气。斯托尔曼感到：一个时代结束了。

斯托尔曼说:“那时，人工智能实验室已没法再支持下去，我是最后一个还想让它活起来的呆瓜。但后来我也没办法了，因为一个人根本发挥不了作用。”开始，他觉得这样与现实抗争没有什么意义。但他终于看出，他真正的敌人不是Symbolics，而是整个不开放源代码的商业软件业。

1981年，当人工智能实验室购买了新的PDP-10时，领导决定用DEC专有的分时系统来代替ITS。当时的计算机，无论是VAX或68020都有他们自己的操作系统。但没有一个是自由软件：你要获得一份可执行的拷贝必须签署一份不准向外公开的协议。

这就意味着使用计算机就得承诺：不能帮助你的邻居和朋友。这是软软件业迈出的可怕的第一步。一个相互协作、彼此交流的社区就这样被禁止了。由专有软件所有者所制订的规则：“如果你与你的邻居共享，你就是盗版者。如果你想作点改动，那你得乞求我们来做。”

理查德·斯托尔曼 - 一个人的战争

1984年1月，斯托尔曼辞去了MIT的工作，他担心MIT会要求产品的所有权，会给产品强加入自己的销售条件，最终又会成为专有软件。一开始，GNU计划只有他一个人。他发现自己原来在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办公室，还没有分给其他人用时，他就每天晚上溜进去工作。久而久之，白天他也跑去用实验室里的电脑。当时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Patrick H. Winston并不干涉。因为Winston始终不把斯托尔曼的辞职当真，只要斯托尔曼能创造些好东西给大家用，实在没有必要把这位共事13年的老同事打发走路。因此他爽快地邀请斯托尔曼可以继续使用实验室的设备。从此，斯托尔曼就成了特殊的一员。

工程启动后，斯托尔曼听到有一个自由大学编译器套件（VUCK）。他去信询问能否用入GNU。答复是嘲弄式的，说对大学是自由的，但软件本身不行。于是，决定他为GUN编写的第一个软件就是一个多语言、多平台的编译器。他想利用Pastel编译器的源代码，但最终放弃。从头编写了新的编译器，名为GCC。

1984年9月，斯托尔曼开始GUN Emacs，1985年初，它开始可以工作。这使它可以用Unix系统进行编辑。此时，人们开始想使用Emacs。因此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何传播它？当然，他将其放到了MIT计算机的匿名服务器上。但那时互联网 还未普及，人们很难通过FTP获得拷贝。而失业的斯托尔曼也需要收入。于是，他宣布任何人都可以用150美元的价格获得程序。自由软件的分销商业模式就此诞生。如今，整个基于Linux的GUN系统都是如此。

理查德·斯托尔曼 - 市场里出政权

EMACS这样的程序最难的是开头。一旦第一版本推出之后，就有一大堆人去玩它，然后精益求精，越改越好。目前已有几百种EMACS的副程序，可用在50多种电脑上，从微电脑到Cray的超级电脑都可用EMACS。

由于EMACS的成功，斯托尔曼设立了个新的基金会: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捐助FSF和GNU计划的厂商，也可享有减税的优待。单单1989年，FSF就收到267782美元的捐助，基金会也因出售GNU程序手册和电脑磁带，而赚了330377美元。此外，斯托尔曼也不再天天溜回人工智能实验室“借”用电脑，因为许多厂家已为FSF提供一大堆的高性能工作站等硬件设备，包括HP、Thinking Machine、Sony，甚至UNIX的娘家---贝尔实验室，也贡献了不少设备。也有一些厂商捐赠现金，并把技术人员送到FSF来向斯托尔曼学习，而且支付斯托尔曼的员工薪水。

 FSF就用这些钱来养起14位基金会成员: 9位程序设计师，3位负责技术资料撰写。虽然斯托尔曼自己不支薪，但他不能期望他的同仁也和他一样看得开，而饿着肚子为理想拼斗。FSF的程序设计师一年也只有2万5千美元的薪水，这是一般厂商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斯托尔曼之所以以低薪待人，原因就是可多请几位志同道合的黑客，为理想而工作。

斯托尔曼认为，在Copyleft时代，软件公司可以靠服务和训练赚钱。如果你公司没有人会用源代码，你就得请位程序员，帮你修改由FSF得来的Copyleft程序；你不必怕你出钱所改的程序会流传到另一家公司，因为那家公司也许会为这软件改头换面，帮它抓虫，或修改，或添加些新功能。而在任意拷贝的情况下，你也因而受惠。

所以程序员绝对饿不死，仍会像现在高价软件的时代一样，有许多“服务”的大钱可赚，只不过不可能象盖茨这样积聚起世界第一的巨额财富。而GNU的软件也能使写程序的人更具生产力，因为他不必凡事都从零做起，可根据已有的软件来改进。所以斯托尔曼希望，有一天软件业者不是靠目前的“Copyright”版权法，迫使客户花费巨额资金购买软件，而是依仗提供服务(如技术支援、训练)来获取应得的报酬，这种报酬可能会比一般人高，但是绝对不可能为一个小公司培养出几百个百万富翁。简而言之，未来软件业的基本准则就是“资源免费，服务收费”。

理查德·斯托尔曼 - 争议性人物

随着自由软件迅速崛起，影响力大增。斯托尔曼毫不妥协的个性和思想使其在自由软件内部也越来越成为争议人物。随着Apache Web服务器和GNU/Linux操作系统的日渐流行，新一代黑客们受到鼓舞，纷纷投入商业领域，越来越多的人加盟自由软件，他们是一类全新的黑客：一方面呼应自由软件的精神，一方面又积极拥抱商业世界。他们鼓吹自己能够创建比专有软件更稳定更灵活更少“臭虫”的软件产品，同时又积极捕捉每一个商机。

于是，“持不同政见者”将自由软件的标签改成了“开源软件”。看起来好像两者兼容，但斯托尔曼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将自由精神放在首位。但是对商人来说，自由（free）与免费（free）是同一个词。与斯托尔曼布道“自由精神”不同，他们更愿意谈论实际问题。为了避免纷涌而来的投资者被斯托尔曼“吓跑”，他们还得联起手来，将斯托尔曼屏蔽起来。

斯托尔曼不喜欢实用主义的辩词，他宣称即使一个自由软件不是他最佳的解决方案，他也愿意作为首选。对斯托尔曼来说，自由是基本的道德美德：所有的计算机用户都应该享有相互协作、共享，以及拷贝和交换源代码的自由。
他的态度使一些“开放源代码”社区派系的人感到不安。实际上，他们标出“开放源代码”新旗号的目的就是要与激进分子斯托尔曼划清界线。不可否认，正是斯托尔曼领导了自由软件运动，正是他自己开发的千万行程序代码使如今的“Linux”成为一个整体，并走向成功。但对于新一代的人，斯托尔曼是一种困窘，是一种障碍，更是一个捣乱分子。

理查德·斯托尔曼 - 与微软直接交锋

进入2001年，Linux日渐红火，最害怕的当然是垄断者微软。他们不得不发动一轮轮公关战，并把目标放在布什政府身上，展开政治游说。统筹Windows的微软高级副总裁Jim Allchin发表公开言论，指责GNU GPL会对软件知识产权构成威胁，他甚至指责放源码软件违背美国精神(un-American)。一言以蔽之，微软是要游说美国政府不要使用及支持GPL软件。Allchin给GPL抹黑的说法，即时掀起开放源码社团的激烈争辩，誓要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与微软和关注软件发展的人士，作一次公开的辩论。

Richard Stallman当然首当其冲。他指出当年他们制订GNU GPL条款，是参考了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倡导的自由、社团及自发合作的崇高理想。他没有为复杂的知识产权定义作更多讨论，他只提出，当人权和产权发生冲突时，人权应被优先考虑，而GNU GPL是了确保大家有自由研究、修改及再分发程式，任何人也不能把这些自由取去。

Richard Stallman指出微软强于模仿多于创新，目标不是令用户获得更好的电脑运算，只是要打倒竞争对手，即所谓的“拥抱和扩展（Embrace & Extend）战略：只要把一些别人使用的技术放入自己的产品中，再加上一些秘密的程式，令别人无从模仿，那么用户必须使用微软产品才能和其他微软产品沟通，若别人想用非微软产品的话，便会遇上重大障碍，充份发挥微软的市场影响力。GNU GPL软件条款不是摧毁知识产权的工具，而是保障人权及自由的工具，是软件自由的最后防线，一旦我们弃守，微软更可藉不同手段把各式软件收为己用、加入各种秘密元素，以此支配全球电脑工业的发展。

另一名业界领袖Tim O’Reilly亦发表讲话，对Allchin的说话感到失望，因为他对自由软件运动及开放源码运动的理念显得极为无知，以Richard Stallman为例，GNU GPL的终极目标不在于知识产权之上，他们只是利用知识产权这个系统，制作一种有利公众又可自由分发的产权。GPL是为确保知识产权能更有效地被利用，推动软件创新。他指出，若不是当年IBM把个人电脑硬件规格公开（即把设计公开），微软根本不可能把其专属软件王国建基在这个开放标准之上。自90年代后期，微软的产品收入大部分和互联网功能有关，而有关的软件标准大部分是来自开放源码社团，其升级的需求不是来自微软本身的创新，现在Jim Allchin反咬开放源码妨碍软件创新，就真是舍本忘典了！

Red Hat首席执行官Matthew Szulik也不示弱，以往公司一向不会太政治化，但今次微软打政治牌，他们会在国会上向议员讲话，解释为何政府不应该怯于使用开放源码软件，反而应更多拥护，趁势向国民传递这宝贵信息。事实上，美国政府机关已有使用Linux，其中国家保安局更在试验加强保安的Linux，Matthew Szulik指出今次微软想故技重施，透过FUD手段（Fear、Uncertainty及Doubt）令人们不敢使用Linux。第二，微软首席执行官斯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指Linux威胁微软的核心业务，但目前Linux只是在服务器市场上威胁微软的核心业务，而更危险的，是开放源码软件的商业模式，挑战微软的霸权、垄断、完全的控制、对消费者选择的限制，而历史证明那些极权者最后都会失败。第三，微软说开放源码会摧毁知识产权及扼杀创新，真相是透过GPL，用户本身才受到保障，因为在开放源码的世界，用户真正拥有软件，并能加以改善和共享，相反微软的做法是把软件的知识产权专有化，唯有垄断行为才会妨碍创新。

理查德·斯托尔曼 - 个人荣誉

斯托尔曼已经是人们无法忽视的人物，因他在1970年左右开发的第一代Emacs编辑器，1991年，斯托尔曼获得了由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颁发的Grace Hopper 奖。1990年，他获得了Mac Arthur基金会颁发的奖金。1996年，成为瑞典皇家技术学院（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荣誉博士。1998年，他与Linus Torvalds一同获得了由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颁发的先锋奖。

理查德·斯托尔曼 - 相关评价

斯托尔曼依旧没钱、没势，连原先的许多信徒都被分化而去。这场运动给他带来的唯一收获可能就是：无论斯托尔曼走到哪里，都会有人乐意借给他计算机，使他能及时查看电子邮件。他还是那样不修边幅，无所顾忌。但是与当年执着相比，他的精神状态开始呈现一种新的焦虑和紊乱，而这一切正是他创造的自由软件的成功，施加给他的。而且可以肯定，斯托尔曼必将越来越被自由软件成功的浪潮所淹没。

“我们越是能够意识到自由软件是自由的事业，我们就越是愿意投身于这个事业中去。”

“然而，我们的自由是不能永久得到保证的。世界并不平静，我们并不能因为今天我们拥有自由，便指望可以在未来的五年继续拥有它。自由软件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和危机。我们必须要以坚定的努力来保存我们的自由，就象我们刚开始努力获得自由那样。同时，操作系统仅仅是个开端，现在我们需要增加更多自由开放的应用程序使人们可以真正做他们想做的一切。”

未来难以预测，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斯托尔曼自己引燃的这场革命已经完全超越了他的驾驭范围。这也是许多思想家共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