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楚

　　孙楚（1890-1962）字萃崖，山西解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1914年从阎军的见习排长一直提升到1928年时的33师师长。阎锡山未经国民革命军中央委员会同意，私授孙楚等三人为上将军衔。孙楚是第一个与北方红军交手的阎军将领，在临县黄河一线阻击红军东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楚升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

　　1948年11月孙楚任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几个月后在太原战役中被俘。后来在战犯管理所渡过了12个春秋，1961年冬天获特赦，几个月后因病去世，时年72岁。

　　父亲尚武，晚清武秀才，早亡。少年孙楚立志发奋，出人头地。一个偶然的机会，孙楚被同乡举人薛士选看中，作为其子薛笃弼的伴读进了私塾，以经书之学启蒙。两年之后，孙楚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把他带入知识殿堂的私塾，进县城一家中药铺作了学徒，开始闯荡社会。

　　1906年，16岁的孙楚按照晋南地区早婚的习俗，娶妻成亲。婚后，孙楚在岳家资助下，得以负笈求学，入西安陆军小学,后转入山西陆军小学兵学班。由于对“清廷昏庸，屡辱国体，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现实非常痛恨，同时又受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孙楚在学兵班时就秘密参加了革命党的活动。1911年辛亥之秋，他受组织委托,曾“孑然一身奔走东北,联络同志,共襄义举”。1912年春，孙楚考入北京将校研究所。同年夏，转入保定军校第一期，与杨爱源同年。在两年的学习生活中，孙楚与杨爱源同窗相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孙楚聪颖机警，才思敏捷，擅长谋略；杨爱源老成稳重，善于利用他人之所长。在校期间，两人即在学习上、生活上相互接济。出任军职后，杨爱源以五台同乡关系首先得到阎锡山的器重，成为正宗嫡系。孙楚则一方面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实干精神，一方面得益于与杨爱源的关系，也跻身于嫡系之列，成为惟一一个非晋北籍的阎锡山嫡系将领，嫡系中的旁系。

　　1914年，孙楚由保定军校毕业，作为一名具有一定军事素养的近代军人，投身于晋军之中，在陆军第十二混成旅作了一名见习排长。他虽然身体瘦小，但做事麻利，勇敢刚毅，有勇有谋，屡立战功，并因此而不断升迁，到1927年晋军参加北伐时，已一步一步升到师长。

　　1926年的所谓“讨赤”之役发生时，已任团长的孙楚，奉阎锡山之命率领所属十二团先部署于大同正面，又退到雁门关防守。此役国民军败北，孙楚因所部表现突出──当双方争夺龙王堂、恒山等阵地，激战一天不见分晓时，孙团孟宪吉营在孙楚亲自指挥下，以强大火力发动进攻，一举占领主阵地，使战局发生重大转机。在这次战役中孙楚的军事才干在指挥一个战术单位的作战中得到充分的发挥，开始为阎锡山所瞩目。

　　阎、冯战争结束后，晋军主力返回太原，进行整顿，充实装备，加强训练。孙楚得到阎锡山的赏识，被任命为训练副总监，协助总监杨爱源，督促部队实施训练。在训练副总监任内，孙楚的军事才干在军事教育方面进一步表现出来。为了对军队施行正规教育，他在组织督导训练的同时，仿照日本军队的训练方法，亲自执笔编写了《步兵操典》、《防御工程》等军事教材。这些教材既浅显易懂，又有一定的规范性，成为晋军正规化教育的蓝本。

　　二次北伐时，孙楚率师东向，策划指挥，一败敌军于石家庄，再挫敌锋于定州，望都城外一场激战，方顺桥前大破敌军。此后以战胜之余威作破竹之进展而直下保定。为了率先占据北京，第三集团军在攻占保定后，以孙楚部为右纵队，以张荫梧部为左纵队，兼程向北挺进。6月7日夜，孙楚率所部卫队营和副官处，乘奉军北撤混乱之际，在夜幕掩护下，化装成奉军，分乘十数辆卡车，悄然进入北京城。孙部的突然降临，使奉军留守人员惊慌失措，纷纷逃入日租界。这样，孙楚不费一枪一弹，化装奇袭，为第三集团军抢先占有了北京。8月，蒋、阎任命孙楚为北平市警备司令。

　　1929年阎锡山暗中扩充军队，将所部扩编为十个军，孙楚升任第一军军长，兼顺（德）大（名）警备司令及平汉护路军司令，辖第一师（师长孟宪吉）、第二师（师长陶振武）、第三师（师长马延守）驻节平汉线之顺德府（邢台）。所遗北平警备司令一职由张荫梧接任。

　　北伐胜利后，闫、冯和蒋介石之间矛盾日趋尖锐，1930年4月终于爆发了以闫锡山为首的大规模的倒蒋战争。孙楚之第一军及杨效欧之第二军、关福安之第七军划归冯玉祥、鹿钟麟节制，由徐永昌、杨爱源分任总、副指挥，由孙楚任前敌总指挥，担任陇海路东段之作战任务。

　　战前孙楚即令第七军郭宗汾师作为先遣部队进驻兰封以东之红庙村，利用地形构筑大正面圆形阵地，以此为基地进行警戒，并深入敌方搜集情报，掩护其余各部转移。

　　5月上旬反蒋各军集结完毕，孙楚指挥的三个军亦在陇海线正面占领了阵地，与左翼之石友三、刘春荣部，右翼之万选才、刘茂恩部构成一条南北阵线，作攻势防御。战斗开始，按照统一部署，孙楚指挥所部向东进攻。先头部队进至曹县一线后战况发生变化，遂变进攻为防守，向后集结兵力。不料右翼之刘茂恩因与万选才为争夺河南省主席一职发生芥蒂，乘反蒋联军变更作战部署之际，诱捕了万选才，兼并了万之队伍，投蒋而去，使反蒋联军出师未捷，先遭挫折。

　　面对上述情况，孙楚一面电阎请调第六军杨效欧部前往增援；一面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指挥郭宗汾师担任铁路正面防御任务。从而使原阵地得以迅速恢复。5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刘峙、顾祝同、陈继承、陈诚、张治中等中央军精锐部队，向陇海线正面的晋军强攻，蒋介石亲自到前线督战。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孙楚力排众议，提出针对敌方之人海战术，采取近战及抵近射击的打法，将各种火器依性能及地形适当配置，组成密集之火网。具体部署是：先以炮火形成第一道防线，专待敌集团方队进入射程；再以重机枪构成第二道防线，扫射距阵地五百米之敌；最后以冲锋枪、手榴弹轮番发射，消灭更近距离的敌人。由于指挥得当，曾多次打退对方之进攻。与此同时不断以小部队进行逆袭，野鸡岗一役一举打垮蒋军之王牌军──教导师。

　　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十余天，战斗中蒋军的伤亡大大超过了反蒋联军。反蒋联军的前期战果虽显而易见，但却因各怀异志，号令不一，在蒋方军事进攻和瓦解利诱下，不断分化。以8月攻势为标志，战局开始逆转。9月张学良通电入关，全局大败。孙楚是聪明人，还在8月攻势失利之初就已预感到反蒋联军必败无疑。为全身而退，他先期将所属第一军各部撤到安全地带。败局形成后，再由道清铁路进入薄壁口，经七十二盘退回晋东南地区。为晋军、也为自己保存了一部分实力。嗣后，晋军整编，孙楚所部改编为正太护路军，下辖三旅（师改旅），原师长孟宪吉、陶振武、马延守分任旅长。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孙楚再次得到阎锡山的重用，奉命以“陕北剿匪前敌总指挥”的名义，进驻离石 柳林镇（今柳林县城），指挥所辖第一、二、三旅及陈长捷、方克猷旅，协助张学良部“围剿”红军。到任后，他以第三旅马延守部随总部驻扎柳林，作为机动部队，随时过河策应；以其余四旅由军渡过河，分别驻防于陕北吴堡一线。过河部队几次与红军接战均损兵折将，不能取胜，不得不转攻为守，改取碉堡战术——东以黄河为依托，沿吴（堡）、米（脂）、绥（德）、佳（县）一线，依地势之起伏构筑土城，冲要地段增设碉堡。碉堡线前配以一至三米宽、深约三米之外壕。交通要隘之处则架设铁丝网、鹿砦，以增强抵抗力。两堡相距以火力得以相互交叉为准，堡内构筑掩体与多层射击设备，顶端筑有瞭望台。加上充足的弹药、粮食贮备，试图以静制动。

　　然而坚如壁垒的碉堡阵并没有把红军挡在河西。1936年2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突击队由距山西中阳县属三交镇二十里之黄河对岸的王家坪渡口东渡，突破孙楚苦心经营的碉堡封锁线，直插三交镇。其时孙楚正在南京参加军事会议，阎锡山急电返防，遂乘专机星夜回省。随即奉命以“剿共”副总指挥名义，代总指挥杨爱源担负前线指挥全责，统一指挥原所属五个旅及第六十六师杨效欧部、第七十二师李生达部、第六十八师李服膺部之李俊功旅、第六十九师杨澄源部。

　　2月25日，孙楚飞抵陕西 绥德，与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等商谈“合剿”办法。旋督饬马延守、孟宪吉各旅向石楼、中阳等地进发，实行堵截。同时以第六十六师杨效欧部、第七十二师李生达部（缺陈长捷旅和第四一八团）附第六十八师李服膺部之李启功旅集结孝义、汾阳一带；以第六十九师杨澄源部集结临汾一带。同年3月5日，孙楚以“剿共”总指挥名义下达总攻击命令，6日拂晓向红军发起全面总攻。为便利指挥计，孙楚几易指挥部所在地，由柳林而离石，再中阳、南大井。3月10日，孙楚指挥所部向集结在中阳、关上之红军主力进攻，当日中午占领关上(兑九峪战斗)。在此之前，孙楚指挥所部多次与红军交战，多遭败绩，这对在历年作战中常常胜券在握的孙楚来说是个不小的震动。

　　红军回师后，阎锡山晋军改编为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三个军，分别以孙楚、杨爱源、傅作义为军长。其他两军均各辖三个师，惟有孙楚的第三十三军属下无建制部队。从此，孙楚由高级将领变成为阎锡山的高级军事幕僚。

　　全面抗战爆发后，晋军编为第六、第七两个集团军，孙楚升任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十三军军长。张家口、南口失守后，日军主力从察南进犯山西要隘平型关，直抄雁门关后方。阎锡山不得不放弃“大同会战”，进行平型关会战。孙楚受命以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名义代理总司令杨爱源全权指挥平型关方面的作战。

　　根据日军的运动迹象，原定作战计划是：诱敌深入到沙河以西地区，从恒山、五台山两方面发动钳击，截断平型关要隘，歼敌于滹沱河上游盆地。孙楚则认为，从蔚县进攻广灵之敌只不过是一支游动牵制的偏师而已。日军的主力部队仍将利用铁路交通之便向大同输送，南攻雁门关。于是，建议改变作战部署──将高桂滋军与八路军一一五师分别置于平型关左右两翼；晋军之郭宗汾、刘奉滨、陈长捷、金宪章等四个师及章拯宇、孟宪吉等几个旅置于正面；刘茂恩军置于凌云口、恒山一带。整个会战投入兵力六七万。

　　9月下旬，平型关、小石口、阳方口均发生激烈战事。9月24日，高桂滋部擅自放弃阵地，战局发生逆转。之后，阎锡山为避免与日军决战，决定放弃平型关。9月30日，孙楚代表长官部下达总撤退命令，各部队先后撤到五台、定襄、忻县一带，平型关会战草草收场。平型关会战虽未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它迟滞了日军行动，为忻口会战赢得了时间。平型关会战是孙楚直接指挥的最后一次大战。此后，他基本上再没有亲临前线参战。

　　1937年11月，娘子关失守，忻口撤防。随即，太原失守。孙楚随二战区长官部转移临汾。其时孙楚虽领第六集团军司令衔，但并不实际指挥部队，赋闲无事。同志会成立不久，孙楚被增补为同志会十三高干之一，成为同志会驻会高干。因他素以正统军人自居，不愿介入纷繁的政治派系斗争。故在同志会内部一直被称为“公正人”。

　　1939年3月召开的秋林会议后，孙楚被任命为第三行署（晋东南）主任。与此同时，晋军扩编，孙楚兼任新成立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是年冬，孙楚奉长官部命令，率领第三行署全套人马及大约四五百人的警卫团，由秋林出发，绕道河南，从渑池渡河进入山西（当时山西交通主干线为日军占领），到达阳城县 岩山村，走马上任。不久“十二月事变”发生，孙楚带着十余人脖子上挂着手榴弹冲进决死队三纵队总部，扣押了全部共产党员，瓦解了这一部队。后因推行省钞（即晋西印制之新山西票）受到驻地中央军的抵制，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发生龃龉，于1941年2月，奉调二战区长官部。

　　孙楚回到长官部后遂被任为部“主持委员会”主持三委员之一，负责主持军事。自此到抗战结束，他便主要致力于军队建设──主持训练班、开设军事课程等。孙楚自从军以来经历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而每次变幻都与他的升降荣辱息息相关。久而久之养成了随时搜集资料，注意观察研究形势的习惯。一台收音机随人而走，收听时事新闻常年不辍，从而使他对国际情势了若指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即预言“美日绝对不免一战，而战败必属日本”。不数月太平洋战起，迄至日本投降，一如所预测，对其先见之明所知之人无不佩服。所以，长官部每周一次的形势报告多由他承担，每每座无虚席。

　　孙楚自入晋军，不断升迁，由下级军官而高级将领，但一直未得阎锡山之彻底信任，被视为嫡系中的“杂牌”，颇似卫立煌在中央军的地位。他之于阎实际上只是一种利用关系，有战事时任为总司令、总指挥，委以重任；一旦事毕，则调办政务，而夺其军权。尽管如此，他却只念阎栽培奖掖的知遇之恩，始终对阎忠心耿耿。辛亥以来，晋军中的晋南籍将领多背阎而去。也曾有人策动他拥兵自重，自立投蒋；蒋介石知悉他是个军事人材，亦曾几次拉拢，试图网罗，但孙楚均不为所动，他常与人言，“阎先生是我的老长官，我是阎先生一手提拔栽培起来的，不能中途变节。今后阎跳崖我跳崖，阎滚沟我滚沟。”

　　抗战结束后，孙楚任民族革命同志会临时执行部高干责任会议委员、建军高干，负责军队的训练教育。还在抗战结束前，他就受阎委托，负责策划“接收”。对此他主张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即先派两个师为第一梯队，打头阵返回太原；随后由第六十一军和第三十四军护送阎锡山返并。稍事安定后，先以重兵打通北同蒲，夺取大同；进而由北向南再下南同蒲。接着，一面与陕北胡宗南取得联系，一面会同傅作义打通正太路，再相机向上党地区推进。对于急于夺取上党的意见孙楚不肯苟同，他认为：其一，共产党、八路军在上党地区有着深厚的基础；其二，同时伸出两个拳头打人乃兵家大忌，在自己脚跟未站稳之前贸然进攻上党，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小的。阎锡山听不进不同意见，又急于在晋东南地区插上一足，发动了上党战役，结局为孙楚不幸言中，自然是失败的记录。

　　阎锡山返并后，为了巩固太原城防，决定扩建工事、增筑碉堡、强化防务。孙楚在阻拦红军时的碉堡战术很得阎之赞许，故授权他负责监造城防工事。孙楚虽少时只读过两年私塾，但从军后于军事技术均能触类旁通，且兴趣广泛，声光电化无不涉猎。他不仅着眼于武器弹药的改进──曾自己设计手榴弹，使杀伤力提高十倍，而且对筑城学颇有研究。自奉命监造城防工事后，从图纸设计到具体施工无不过问，还多次到东山牛驼寨、淖马等要隘视察。据有关方面评价，其时修造的东山要塞工事，确实有一定的军事价值。

　　晋中战役后，孙楚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代理杨爱源所遗之缺。阎锡山赴南京前，又被指定为五人小组成员。在北京和平解放后，太原成为华北大地少数还由国民党控制的城市，解放军调三个兵团的重兵发起解放太原战役，两大元帅彭德怀、徐向前共同负责此次战役。在扫清外围后，解放军派出被俘晋军将领欲进入太原劝和，被拒绝。后又两次发布文告，建议和平解决太原事宜，也被孙楚、王靖国等拒绝。解放军乃在1949年4月24日清晨开始对太原城发起总攻击。仅两个小时，12路解放军攻城部队就进入太原城。当解放军进入太原绥靖公署大院内时，孙楚、王靖国和晋绥署中将第10总队总队长今村、少将炮兵顾问岩田等日本人一起走出地下室，做了解放军的俘虏。因在太原之役中施放毒气、破坏工厂、民房等财物，拒绝十数次宽大劝告、警告与通牒，孙楚等四名守城主官经中共中央同意被宣布为战犯。

　　孙楚从被俘到1956年期间一直关押在由原省立第一监狱改建的战犯管理所里。

　　1956年1月，北京战犯管理处宣布全国国民党战犯大集中。是年春，孙楚与沈阳、济南、抚顺、昆明、重庆、西安、武汉、天津、保定等地的二百多名被俘国民党高级将领一起走进设在功德林的北京战犯管理处，继续他的改造生活。

　　1961年12月25日,孙楚与廖耀湘、杜建时等68人作为特赦的第三批国民党战犯获释，恢复自由。

　　1962年1月28日，孙楚病逝于太原，终年七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