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明朝）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原本是一个落地秀才，略通经书，在一家私塾里教书，后来又做了教官，但是中举人、考进士这条荣身之路对他而言是太难了些被迫无奈于是他便自阉入宫了。他没有什么背景，十年寒窗也没考上功名，心灰意冷。不过也正是因为他来自底层，所以能看到许多人没有看到的事。永乐末年，王振入宫当了太监，史书上没说明是什么原因；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王振入宫后宣宗皇帝也很喜欢他，便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当时宫中也有很多宦官，论奸佞、论狡黠他也未必便是超群的但是能保全自己，如宣宗宠爱太监金英等人，王振并没能夺去金英在宣宗心目中的地位。而他一遇到英宗，便如鱼得到水一样，谁也离不开谁了。

侍奉皇子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病死，英宗即位，次年改元正统。这时，英宗年仅9岁，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太皇太后张氏（英宗祖母）垂帘听政。张太后虽然秉政，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处理，这也是明朝的一个好传统，只有明朝没有太后专权外戚乱政的事。英宗即位后，很自然要重用自己喜爱的人，王振便越过原司礼太监金英等人，出任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这倒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一朝天子一朝臣，宦官也不例外。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由于此职事关机要，历来都由皇帝心腹宦官担任。后来，随着“票拟”制度的形成，皇帝最后的裁决意见，要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用红笔批写在奏章上，称为“批红”。奏章经过“批红”以后，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宦官掌握了“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这些宦官成天在皇帝旁边，善于察言观色以迎合皇帝，又常常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假传谕旨或歪曲篡改谕旨，以售其奸。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但是张太后垂拱而治，三杨忠心秉政。由于他们都是前朝元老，威望很高，王振自知难与匹敌，还不敢放肆，只好采取两面派手法，等待时机，再行窃权。为此，他对张太后和三杨百般殷勤，毕恭毕敬，极尽谄媚之能事，以讨得他（她）们的好感。一次，英宗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第二天，王振故意当着三杨等人的面，向英宗跪奏说：“先皇帝为了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踵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装出一副忠心耿耿、十分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样子。三杨听了，深受感动，慨叹地说：“宦官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啊！”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达皇帝的旨意，都装得十分恭敬和小心的样子，总是站在门外，不入阁内，深深感动了三杨，后来，王振再来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三杨中杨荣谋略最高，他知道自己三人已老，便和杨溥、杨士奇商量，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自己三人退位，这些人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这一步想到的晚了一些。

王振表面上讨好三杨，事事顺从，装成不干预政事的样子，但内心仍然按耐不住攫取权利的欲火，一有机会，就想法抓权，干一些干预朝政的勾当。他常趁无人在英宗旁边时，劝英宗用重典制御臣下，反对开“经筵”、倡导文治，建议英宗发展军事、以武治理国家等等。因此，英宗曾让他带领朝中文武大臣到朝阳门外阅兵，王振则利用这个机会，压制真正有才能的人，把他的私党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报为骑射第一，一下子提升为都督佥事。

太皇太后张氏贤明有德，她见王振逐渐有抓权、逐渐朝政的迹象，心中十分不安。她害怕前朝宦官专政的历史重演而断送大明江山，决心进一步提醒英宗严防宦官专政，并准备严惩王振，以打消王振妄图干预朝政的念头。一天，张太后让宫中女官穿上戎装，佩好刀剑，守卫在便殿旁边，肃穆凛然。接着，太后把英宗和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尚书胡焕等召到便殿。英宗和五大臣见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英宗急忙按规定站立东边，五大臣站立西边。太后看了看五大臣，又看了看英宗，然后指着五大臣对英宗说：“这五位大臣是先朝元老，受先皇之命辅佐你治理国家，你有什么事情，必须与他们商量，如果他们不赞成，切不可去做。”接着张太后又把王振找来，喝令跪在地上，声色俱厉地说：“太祖以来就立下了规矩，宦官不得干预政事，违犯者定斩不饶。现在，你侍奉皇帝不守规矩，按照我大明法律，应当赐你一死。”太后的话刚一说完，事先安排好的几个女官应声而上，把刀搁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浑身直打哆嗦。英宗见状也大吃一惊，急忙跪下替王振求情。五大臣也跪下请求太后免王振一死。张太后见状，怒气稍息，改变颜色说：“皇帝年幼，岂知此等宦官自古祸人家国，我看在你们的面上，饶了王振，但是此后不许他干预国政，如有违犯，定斩不饶。”王振听后，连连点头称“是”，不断磕头谢恩。此后，张太后每隔几天就派人到内阁去查问王振办了什么事情，有没有未通过内阁而由王振自己决定的事情。王振受此教训，还真的老实了一段时间。王振不惜低声下气，小心谨慎地侍奉宫中的皇亲国戚，好不 容易当上了司礼太监，在一个时期内，他心花怒放，不知所已。哪知，“三杨”等元老重臣德高望重，张太后对他管制又特别严格，他想控制朝政的愿望难以实现，心中着实不快。但也毫无办法，只好在干预朝政的道路上停一下脚步，采取以屈求伸的办法，等待时机，以求一逞。王振知道，要达到自己的目的，紧紧抓住英宗和培植党羽十分重要。为此，他改变策略，先不去干那些直接干预朝政的事，而去进一步讨好英宗，并在暗地里广交朋友，大量培植私党，为以后专权培养基础。很快就取得了一些大臣的赞誉，也进一步得到了英宗的宠信。

正统六年（1441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重建竣工，英宗在皇宫大摆筵宴，进行庆贺。按照明朝宫中制度规定，宦官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参加宫宴。可这时的王振已深得英宗宠信，英宗在宴会上见不到王振，就象少了点什么似的，急忙派人前去看望。王振见了来人，自比周公，大发牢骚说：“周公辅助成王，为什么惟独我不可以到宴会上去坐一坐呢？”使者将王振的话报告了英宗，英宗不但不怪罪，反倒觉得王振受了委屈，下令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进入宫中参加宴会。王振刚刚来到门外，宫中百官即向他罗拜，表示欢迎。这件事充分说明，王振虽然受到张太后和三杨的限制，但他势力仍然逐步强大起来。

大权独揽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人。而此时三杨中杨荣在正统五年病死，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而引咎辞职，只有杨溥在朝，而杨溥也老了，心计又没有杨荣多，而杨荣引入内阁的大学士马愉、曹鼐资历太浅，威望不够，王振擅权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英宗是一个常常发昏的皇帝，他并不是贪求淫乐不理朝政，而是过于相信王振，凡是王振说的，他马上就相信，而且认为是最好听、最正确的。而在他后来复位后，他重用大学士李贤，朝政也是井井有条。是一个有时昏、有时明的皇帝。

王振见阻拦自己掌权的所有障碍都已经被自然规律扫除了，当然轻而易举的就尽揽明王朝的政权。他早就看明太祖挂在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不顺眼，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块牌子摘下来。随后又在京城内大兴土木，为自己修建府邸。他还修建智化寺，为自己求福。

王振曾经劝英宗以重典治御臣下，他自己更是如此。谁若顺从和巴结他，就会立即得到提拔和晋升；谁若违背了他，立即受到处罚和贬黜。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纷纷前来巴结贿赂，以求高升。有位工部郎中，名叫王佑，最会阿谀逢迎。一天，王振问王佑说：“王侍郎你为什么没有胡子？”王佑无耻地回答说：“老爷你没有胡子，儿子我怎么敢有。”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立即提拔他为工部侍郎。徐希和王文亦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使。王振还把他的两个侄子王山和王林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和指挥佥事。又把死心塌地依附于自己的心腹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安插在各个重要部门。福建有位参政宋彰将贪污的数以万计的官银送给王振，立即被提拔为布政使。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迅速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

对于那些稍有不服、甚至要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朝臣，王振的霹雳手段便立即使用上，决不留情。正统八年（1443年）的一天，炸雷击坏奉天殿一角，英宗因遭此天灾，特下求言诏，要求群臣极言得失。翰林侍讲刘球上疏提出“皇帝应亲自处理政务，不可使权力下移”等项建议。王振看到刘球的建议有侵己之处，大怒，立即下令逮捕刘球入狱。这时，正值编修官董磷因自己要求任太常卿一事而被王振关进狱中之时，王振便想通过董鳞之事置刘球于死地。立即指使其党徒马顺用毒刑拷打、逼迫董磷承认他自己所请太常卿之事是受刘球所指使。刘球被逼不过，只好屈服。王振便以此下令处死刘球，并把刘球的尸体支解。朝野大臣听说此事，皆不敢上疏言事了。还有驸马都尉石碌，一天在家里责骂佣人太监员宝。王振又有了兔死狐悲的感觉，把石碌投入锦衣卫大牢。英宗对王振的所作所为全部赞同，他还总是称王振为先生不称他的名字，以示尊重。朝臣见皇帝犹如此，只有等而下之，连王侯公主都称王振为翁父，大臣们只能望风便拜，更有无耻者纷纷认王振作干爹。

不过也有宁死不屈服权势的。一次， 御史李铎碰到王振没有跪拜，就被逮捕，关进监狱，后被贬官流放到辽东铁岭卫服役。还有，大理寺少卿薛是王振的同乡，但他痛恨王振擅权专恣，不和他来往。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来到，都俯首揖拜，唯独薛一人不拜。这下可惹恼了王振，遂怀恨在心。后来，北京有位指挥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欲将其妾岳氏据为已有，但这个指挥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所告与事实不符，即主持公道，为该妻辨冤，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听说这件事以后，大怒，立即指使他的党羽控告薛受了被告贿赂，并将薛问成死罪。临刑时，他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王振的仆人和侍郎王伟也出来为薛申辩。王振一看众怒难犯，只好免去薛的死罪，但仍罢官削职，放回乡里。

王振不仅喜欢权，更喜欢钱一些人为了升官发财，每次朝会都向王振送礼。更有一些无耻之徒，为了讨好王振，极力帮助王振收礼，并当众公布礼物数目。比如，王佑就曾在众人面前说，某人以某物送给王振，某人没有送礼等。结果送礼者得到提拔，没有送礼者受到处罚。于是，人们纷纷向王振送礼，多至千金，少亦百金左右。时间一久，向王振送礼成了宫中一项不成文的规定，如果有人不送礼，也要受到惩罚。比如，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曾建议改建国子监以发展教育事业。但他比较正直，不向王振献媚，不贿赂不送礼，只是依制接待，引起王振不满。后来，王振便以李时勉砍掉国子监前古树的一些树枝为借口，罚李时勉身带重枷在国子监门前示众，李时勉身顶烈日，坚持3天，他的学生一千多人伏阙上书，请求释放李时勉。有个学生石大用上书皇帝，愿意自己代替老师受刑。王振看到奏章后，也感到很惭愧。正好国子监助教李继通过太后的父亲孙忠向太后求情，孙太后便告诉了英宗，英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王振见压力太大，便放了李时勉。还有那位铮铮铁骨的于谦，正统十一年（1446年）准备进京见皇帝，朋友们都劝他给王振带上一点儿礼物，他坚决不同意，两袖清风，来到京城，结果被王振暗地指使其党羽李锡给他加上对皇帝不满的罪名而关进监狱，并判处死刑。后来在山西、河南两省官民进京伏阙请愿的压力下，王振才免了于谦的死罪。王振依仗英宗的宠信，大煽淫威，虐焰之炽烈已达顶点。

王振就是这样，利用手中权力，一面结党营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须拍马、谄媚逢迎之徒；一面大打出手，残酷地镇压那些反对自己专权和对自己不恭不敬之人。王振则遍受贿赂，又大肆贪污，家中财富越来越多。后来王振败绩，籍没其家产时，仅金银就有60余库，玉盘100多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20余株，其它珍玩则不计其数，足见其贪污受贿的程度，王振控制朝政以后，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

土木之变

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2000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就制造衅端。遂于这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内地骚扰。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所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也先进攻大同的一路。”

瓦剌是蒙古中的一部。元朝灭亡以后，一部分蒙古族退回蒙古草原和东北等地。后经朱元璋派兵数次打击，内部发生混乱，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部分。在明朝初期，三部分别臣服于明朝，每年都要向明朝献马朝贡。

永乐以后，在蒙古三部之中，瓦剌部日益强大，宣德时，瓦剌逐步控制了鞑靼，正统初年，又征服了兀良哈，统一了蒙古三部。瓦剌统一蒙古以后，对明朝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严重边患。

王振擅权，不但不布置加强北方边防，反而接受瓦剌贿赂，与瓦剌贵族进行走私交易。为了获利，王振让他的死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每年私造大量箭支，送给瓦剌，瓦剌则以良马还赠王振作为报答。为了讨好瓦刺，王振还对其贡使加礼款待，赏赐增厚。瓦剌自从与明朝建立“通贡”关系以来，每年都派出贡使携带着良马等货物到明朝朝贡，明朝政府则根据其朝贡物品的多少，相应地给予回赐。一般情况下，回赐物品的价值要稍稍超过朝贡物品的价值，同时，也要给对方贡使一定赏赐。因此，瓦剌为了获取中原财富，非常愿意到明朝来朝贡。按照原来规定，瓦剌每年到明朝的贡使不得超过50人。后来，瓦剌贪图明朝回赐的欲望越来越大，贡使人数日益增加。到正统初年，瓦剌贡使的人数经常增加到2000余人。王振对瓦刺增加贡使，丝毫不加以限制按数给予赏赐，至使瓦剌的胃口越来越大。

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竟然派出2500多人的贡使集团，为了多领赏物，又虚报为3000人。瓦剌贡使冒领赏物，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因王振与瓦刺有勾结，接受也先的贿赂，所以，瓦刺贡使冒领赏物，他都装作不知道。这次，王振却一反常态，叫礼部按实际人数发给赏赐，又轻率地将瓦剌贡马削价五分之四，仅付给瓦剌索求诸物的五分之一。瓦剌贡使没有得到满足，愤怒而归，并添油加醋地向也先作了汇报。也先于是以明朝减少赏赐为借口，兵分4路，大举攻明，并亲率一支大军进攻大同。

瓦剌军来势凶猛，迅速向南推进。明朝守卫西北的将士，几次交战失利，急忙向京师请兵救援。根本不懂军事的王振，对瓦剌的军事进攻没有足够的认识，以为让英宗亲征，就能把瓦刺兵吓跑。所以，他为了侥幸取胜，冒滥边功，便在明朝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怂恿英宗亲征，让英宗效仿宋真宗亲征的榜样，以便青史留下美名。英宗平日里对王振言听计从，同时也幻想着像其曾祖父成祖那样数入漠北建立赫赫军功，所以这次听了王振的话，也认为亲征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便不与大臣们商议，做出亲征的决定，并宣布两天后立即出发。

英宗下诏旨后，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明军准备不够，皇帝不宜轻率亲征。吏部尚书王直亦率群臣上疏说：“如今秋暑末退，天气炎热，旱气末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不甚充足。况且车驾既行，四方若有急奏，哪能尽快抵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万望皇帝取消亲征之令，另行选将前往征讨。”可英宗听信了王振的话，对众大臣的谏阻，一句也听不进去，非要亲征不可。

王振和英宗在两天之内凑合了20万大军，号称50万，胡乱配些粮草和武器，就匆匆出发了。当时，与英宗和王振同行的还有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大学士曹鼐、张益等100多名文武官员，但英宗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王振一人专断。此次出征，准备仓促，组织不当，大军出发不久，军内自相惊乱，未到大同，军中已经乏粮。不断有人死亡，僵尸铺满了道路。再加上连日风雨，人情汹汹，还未到达前线，军心已经不稳。一些随驾官员，见到此种情景，再次请求英宗回军。王振一听，大为恼怒，为了杀一做儆百，特罚谏阻最力的兵部尚书邝埜和户部尚书王佐跪于草地之中，直到天黑才准起来。后来，王振的同党彭德清以天象谏阻，王振也不听，仍然逼着大家继续前进。

也先听说英宗御驾亲征，佯装退却，引诱明军进入大同及其以北地区。 8月1日，王振和英宗顺利进入大同，他们看到瓦剌军队北撤，以为瓦剌害怕英宗亲征，坚持继续北进。邝埜等人深感途中未见瓦刺一兵一卒，未损一矢，并不是什么好兆头，恐怕瓦刺兵有诡计。因此，他再次上章请求回军，提醒王振不要中瓦刺埋伏。王振仍然不听。第二天，王振的同党、镇守大同的宦官郭敬把前几天前线惨败的情况密告王振，并说，如果继续北进，“正中瓦剌之计”。王振听了郭敬的话，才害怕起来，急忙传令，第二天撤出大同。

最初，王振想从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退兵，以便途经他的家乡蔚州，让英宗驾幸他的府第，向家乡父老显示自己的威风。于是。王振下令取道紫荆关回京。王振未与瓦剌接战，即仓惶退兵，军纪更加混乱。走了40里以后，王振忽然想起，大队人马经过蔚州，一定会损坏他家乡的田园庄稼，于是，又改变主意，火速传令改道东行，向宣府(今河北宣化)方向行进。这时，瓦剌已知明军不战而逃，急忙整军来追，形势十分紧张。大同参将郭登和大学士曹鼐等向王振建议说：“自此趋紫荆关，只有40里，大人应该从紫荆关回京，不应再取道宣府，以免被瓦剌大军追及”。王振不听，一意孤行，坚持折向宣府。

明军迂回奔走，8月10日才退到宣府。这时，瓦剌大军已经追袭而来。英宗急忙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以掩护英宗撤退。结果，他们都战死沙场。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等率骑三万前去阻击，朱勇等冒险进军至鹞儿岭，陷入瓦剌重围，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3万军队全部覆没。

王振在朱勇率军阻击瓦刺之时，加紧撤退。13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这里离怀来城仅20里，随行的文武官员都主张进入怀来城宿营。可王振以为1000余辆辎重军车没能到达，害怕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便不顾英宗和数十万军队的安全，传令在土木堡宿营。邝埜一再上章要求英宗先行驰入居庸关，以保证安全，同时组织精锐部队断后拒敌。王振皆置之不理。没有办法，邝埜单身闯入英宗行殿，请求英宗速行。王振见状，怒不可遏，骂道：“你这个腐儒，怎么会知道用兵之事，再胡说八道，必死无疑！”即刻命令武土 强行把邝埜拖了出去。

第二天，英宗想继续行进，但为时已晚，瓦刺军队已经包围了土木堡。土木堡地势较高，旁无泉水，南面15里处有条河流，也被瓦刺军队占领。明朝数十万军队被围两天，取不到水喝，渴得嗓子直冒烟。没有办法，王振只好让士兵就地挖井，可挖了二丈多深，也不见一个水滴。士兵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怨声载道，骂不绝口，军心进一步涣散了。

包围土木堡的瓦刺军知道明军找不到水喝，饥渴难忍，便准备把他们引出堡垒，一举歼灭。15日，也先派遣使者到明军处假装与王振谈和，以麻痹明军。王振见也先派人来谈判，喜出望外，便不辨真假，满口答应，并通过英宗让曹鼐起草诏书，派两人去也先军营谈判具体议和事宜。

也先为了迷惑明军，假装撤退，故意将土木堡南面河水让出，暗地里则作好埋伏，只等明军争水大乱之机，出兵全歼。王振看到瓦刺军向后撤退，以为瓦刺军真的要议和，遂不加分析，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忍的军士得令后，一哄而起，纷纷奔向河边，正在明军争相乱跑之机，瓦刺伏兵四起，明军溃败。英宗突围无望，索性跳下马来，面向南方，盘膝而坐，等待就缚。不一会儿，瓦刺兵冲上来，一个士兵上前要剥取英宗的衣甲，一看他的衣甲与众不同，心知不是一般人物，便推拥着他去见也先之弟赛刊王。赛刊王在盘问英宗时，英宗反问道：“你是谁？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者是赛刊王。”赛刊王感到英宗说话的口气很大，立即报告也先，也先派遣留在瓦刺军中的明朝使者去辨认，才知道他就是英宗。

土木堡之变，英宗被俘，20万军队被击溃，王振终恶有恶报死于乱军之中，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消息传到北京，百官在殿廷上号啕大哭。后来，皇太后忍住眼泪，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面奏郕王，历数王振之罪，他们满怀悲愤地说：“王振罪不容诛，死有余辜。殿下如不即正典刑灭其家族，臣等今日皆死在这里。”说罢，跪地不起。这时，王振的死党马顺还为王振遮护，喝逐群臣。给事中王竑见马顺还在装腔作势，怒不可遏，上前一把抓住马顺，拳打脚踢，当场结果了他的性命。愤怒的人们又当场打死了王振的另外两个死党宦官毛贵和王长随。接着，朱祁钰下令杀死王振的侄子王山并族诛王振之党，把马顺的尸首拖到街头示众，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并籍没王振家产。

后来英宗认为王振毕竟是为国殉死，其精神不死。就在重新登基的这年（1457年）10月，在北京城禄米仓胡同的智化寺为王振立了一个彩色泥像，还树了一块碑为他立了传。智化寺的香火非常旺盛，朝廷对它也很重视，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整修过一次，清朝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还增修了一座极乐殿。智化寺今仍存在于原址，其中保存下来的一些神像的服装样式具有明朝的风格。

昏君立碑千载留骂名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正月，景泰帝朱祁钰卧病在床，大将石亨、大臣徐有贞和宦官曹吉祥等乘机发动政变，攻入南宫，拥朱祁镇直入奉天殿，命鸣钟擂鼓，召见百官，宣布复位。史称为“夺门之变”。朱祁镇复辟后不是以“土木之变”的惨败为戒，励精图治，而是继续任用宦官，杀害胞弟，戮杀功臣，为“土木之变”的罪魁王振平反，变得更加昏庸，更加倒行逆施。

其一，在降旨削去其弟朱祁钰的帝号后，又派宦官蒋安将其勒死。其二，以“意欲迎立外藩”的谋逆罪名杀害了功臣于谦和在保卫北京战役中卓有战功的副总兵范广。更令人发指的是，在杀害于谦时，竞让人先断其手足。其三，下诏为王振正名，并以香木为王振雕像，祭葬招魂。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英宗开祖宗之先例，在京城智化寺北院为王振建立旌忠祠，以祭祀亡灵。

英宗朱祁镇的倒行逆施，并未能持久。天顺八年(1464年)朱祁镇去世，其子朱见深即位，是为明宪宗。宪宗即位后，立即恢复了景泰帝朱祁钰的尊号，为于谦等冤死的大臣昭雪。同时，以英宗过失为鉴，昭示王振的罪恶，又命怀来守官重修土木之祠时，立碑纪其事，将英宗远贤臣，用奸佞，导致丧师辱国的惨痛教训，形诸文字以警后世。令于土木之祠内塑立于谦之像，立碑撰文，褒扬其功。祠成之日，宪宗还亲自撰写碑文，题写祠匾。

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七月，山东道监察御史沈廷芳因公进京，途经禄米仓时，发现智化寺古迹完好，便进寺观光。当进入后院旌忠祠内，见王振雕像仍在，而且祠外还保存着英宗褒其忠义、李贤赞其贤良的祭碑时，不禁怒气难平。回山东后，他给乾隆奏书，历数王振罪恶，请求拆毁王振像，推倒祭文石碑。乾隆准旨，派人砸塑像，断石碑。不过，明英宗所立的那座祭碑只是被刮掉了文字，并未损毁。

冯梦龙《智囊全集》：

北京功德寺后宫像极工丽。僧云：正统时，张太后常幸此，三宿而返。英庙尚幼，从之游。宫殿别寝皆具。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无以报，已命装佛一堂，请致功德寺后宫，以酬厚德。”太后大喜，许之，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自是太后以佛、经在，不可就寝，不复出幸。

【译文】：

北京城的功德寺，后宫供奉着一座极其巍峨华丽的佛像。和尚说，明英宗正统年间，张太后常游幸功德寺。有次曾在寺中住了三夜才回宫。当时英宗年纪还小，随太后游寺，并把游寺之事告诉太监王振。王振认为后妃常游幸佛寺不合朝廷礼制，于是暗中命人打佛像，佛像完成后，王振请英宗呈给太后，说：“母后大德，儿臣无以为报，特命人打造一尊佛像，请母后恩准将佛像安置于功德寺后宫，以酬谢母后厚德。”太后听了非常高兴，立即答应，并且命中书舍人抄写经书放在东西两侧厢房。从此太后因厢房供有佛经，不适合住宿，所以不再留宿宫外。

冯梦龙；王振：君子之智，亦有一短。小人之智，亦有一长。小人每拾君子之短，所以为小人；君子不 弃小人之长，所以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