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景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证明书的背面有潘景寅所在的部别、个人简历、出生年月及专机师和区民政局签发的抚恤金意见等。

另外三名死难者的证明书与潘景寅的是一样的。从证明书中可以看出，证明书中“随飞机坠毁死亡”一句是死难者定性的核心。也就是说，机组四人的死其性质属正常死亡，既不能像林彪等人那样属于叛徒，也没有按正常飞行事故中以身殉职那样被定为烈士。按这样的结论，潘景寅的家属得到了500元抚恤金，再加上搬家损失等共得到了近7000元的补偿。

这里需要指出一点的是，《证明书》上印的是“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其中“病故”二字显然与实际不符。据说，当时找不到“死亡证明书”，上级签发的时间又很紧，不得已而用之。

9月12日下午，当油罐车为256加油时，加到15吨时没油了，256的副驾驶陈联炳认为北京到山海关15吨燃油已经超量，没必要再要油罐车去跑一趟了。潘出于保密需要，不能吐露第二天的远航计划，同时，在山海关还有机会加油，就没有再坚持加到16吨。因此256在北京出发时油舱载油是15吨。这个油量飞山海关，再飞广州就十分危险了。

256载上林立果后，在傍晚19点40分起飞，35分钟后，20点15分到达山海关。300多公里飞行加起落，256耗油约2吨半，油箱剩油约12吨半。按说这个油量，如果用尽备份油，飞到广州不是没有可能，但稍有情况，如风向不顺、航线调整等，就有油尽坠机的危险。因此潘景寅下飞机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机械师李平将燃油加到17吨，这里面就为256飞广州准备了正常情况下所需的4吨左右的备份油。然而等到油罐车来到，取了油样，准备给256加油时，这才发现油车油管接头与256机翼下部的加油口不配套，无法进行压力加油，需要把管线拉到机翼上部的加油口去实行重力加油，这样一折腾就又要花费很长时间。潘看到天色已经很晚了，而且机组是正在吃晚饭时被召来执行紧急任务，晚饭都没吃好，现在都9点多了，机场餐厅又准备好了夜餐，就同意等第二天一早再加油，让机组人员先去吃夜餐然后抓紧时间休息。从这里可以看出，潘是一个关心同事和下级生活的好心人。这种“好心”在“913事件”里不但导致了256北飞油量不足，还使得机组近半数人员未能赶上飞机。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说。

"九·一三事件"后，没有查出飞行员潘景寅有什么问题。但他爱人孙祥凝还是被打成反革命家属，直到1980年才恢复自由。 她不服，往上写申诉信。她的丈夫潘景寅给包括毛泽东、宋庆龄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中央首长飞过专机。宋庆龄年年要回上海，都请小潘飞行员飞。"九·一三事件"前，宋庆龄仍在等着小潘忙完，再送她去上海。所以宋庆龄接到孙祥凝的信后，很快派秘书来了解情况，但阴差阳错没见到孙祥凝。 事情很巧，那时正流行《军港之夜》，孙祥凝翻歌片时，无意中看到一张《人民日报》。 1980年11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费尔的谈话。因为正值审判"两案"，费尔专门问到那架三叉戟的情况。 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的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搏斗，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

主席最后一次坐飞机是潘景寅驾驶的 专机飞行员潘景寅1929年1月出生，从小没有母亲，是个苦孩子，14岁就给地主放牛。1946年6月，后来改成四野的部队路过，他把牛鞭子一扔，跟着部队走了。 老潘没上过学，但他聪明，又年轻，被选上飞行员。30岁时经熟人介绍，与正在北大护校上学的孙祥凝结婚。 婚后生活很幸福，先有了两个女儿潘鸶和潘鹭，后来又有了儿子潘鹏。3个孩子的名字都是老潘起的，都有"飞"的意思，从中可以看出老潘多么热爱飞行。 因为潘景寅飞行技术好，人又老实，很快升到副师职。1967年7月，毛泽东主席最后一次坐飞机，就是潘景寅驾驶的。 1970年夏天，中国从巴基斯坦进口的三叉戟，由潘景寅带队以民航身份飞回来。因为中央规定，毛主席不再坐飞机，所以一号专机就给了副主席林彪，由潘景寅任机长。

潘景寅出门只说一句：今晚可能回来 1971年9月12日是个星期日，潘景寅刚出差回来。难得他假日在家，孙祥凝和女儿给他包饺子。邻居给的瓜馅舍不得给孩子吃，专留给老潘，所以拌了两种馅。老潘是家里的重点保护对象，就是困难时期，只要他一回家，孙祥凝就把最好的东西给他吃，每月配发的二两肉也全留给老潘。 这时，孙祥凝接到3个找老潘的电话，很急。潘景寅此时在理发室，他吃了3片安眠药。因为出差时间没定，他准备抓紧时间先睡上一觉。没想到瓜馅饺子还煮在锅里，飞行通知就来了。潘景寅二话不说，提着装有牙具、毛巾和拖鞋的旅行袋就出了门。 老潘经常出差，从不说去哪，孙祥凝也习惯了。幸亏当时场站政委的家属来串门，以后追查，她当了证人，说潘副政委临走确实没说什么。潘景寅临出门，只说了一句：今晚可能回来。 9月12日19点40分，二五六号三叉戟从西郊机场起飞，20点20分降落在海军的山海关机场。这是潘景寅的最后一夜，安眠药的劲早已经过了，他坐在机场调度室里，烟灰缸盛满了烟灰。自从上世纪50年代周恩来总理去万隆会议那一次被特务在飞机上安了炸弹炸毁飞机后，潘景寅就对专机看得特别紧，无论如何也要保证专机安全。

怎么机场变成"黄裤子"站岗了？ 当天晚上潘景寅没有回来，孙祥凝也没有多想。第二天早上她走出机场营门，才发现一些不正常，怎么机场变成"黄裤子"（陆军）站岗？"蓝裤子"（空军）呢？到了9月底，天越来越冷，可是老潘怎么没有像以前一样要厚衣服呢？孙祥凝悄悄问财务科，人家叫她去问政治部。孙祥凝想：老夫老妻了，追这么紧，让人笑话。她也没有往坏处想，因为空勤灶还是在给家里送米面。过了10月，孙祥凝从南口的娘家回来，机场来人说老潘犯了点错误，让他别太着急。孙祥凝仍然没想别的，老潘能犯什么错？大不了到干校劳动去。可到了后来，她觉得不对头了，熟人冷冰冰的，甚至还装着不认识。没两天，单位给孙祥凝办了"学习班"，家抄了，房子也被收走。3个孩子被塞到南口的姥姥家。家中的东西姥姥不收，又拉了回去，堆在库房里，散失不少。以后落实政策，组织上给了一笔赔款。 孙祥凝被一关4年，因为不是地方上的事情，所以推来推去，最后关到海淀卫生局。时间长了，也就松了，她乘机溜回家。也没钱，一路走到南口。刚到家就被南口派出所给追回来了，关进海淀公安局的拘留所，升了格。孙祥凝对母亲说，妈您放心，他们不害我，我自己不会自杀。 拘留所里睡地铺，每天白菜汤窝窝头，这倒无所谓，但在那种政治压力下，前后关了一年，孙祥凝的神经有些不正常了。她出来时，孩子们都不认识了。 孙祥凝在南口娘家继续闲了三四年。她要求上班，原来的单位海淀医院很关心，卫生局长还来看过几次，只是说不好安排。到了1978年9月15日，孙祥凝才正式回海淀医院上班。

她念念不忘给老潘一个说法 老潘常年出差，小孙经常上夜班，谈恋爱就没见几面，结婚后也一样，几个孩子都是姥姥带大的。大女儿潘鸶得了小儿麻痹，没钱坐车，都是姥姥一步步背着进城看病。本来经过治疗已经好转，因为老潘一走，治疗没能继续下去，至今潘鸶还站不起来。 孙祥凝的妹夫王玉琳是南苑机场的飞行员，开飞机送朝鲜代表团去上海参观，正巧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不让摸飞机了，坐火车回的北京，从此停飞。潘景寅的老父亲也在这里。孩子的姥爷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老潘在时，经济上不发愁。现在孙祥凝每月只有30元的工资，加上姥爷的一点退休金。那些年，真是咬着牙过日子。孙祥凝下决心，一定要把老潘的3个孩子带大。姥姥家有个小院，买不起牛奶，就养羊，挤羊奶。还养猪、养鸡、种菜。过年卖一头猪，给孩子们添件新衣服。姥姥是南口的老住户，人缘相当好，孩子们在南口基本上没受到歧视。如今孩子们都结了婚，有了满意的工作，生活也越来越好，孙祥凝却念念不忘给老潘一个说法。

极富同情心的106号接待员 自从邓小平说二五六号专机飞行员是个好人后，孙祥凝有了信心，和二女儿潘鹭骑车到西郊机场，又骑车到空军接待站，中南海四面的门都转了个遍，工作人员指点她们到北京南站附近的中央组织部接待站。这个接待站是党中央联系群众的一个窗口，它最早是"文革"初的中央文革接待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以后逐渐演变成人民群众来访接待室。到了"文革"后期，落实冤假错案，上访的人很多。往往预约到3天以后才能谈。随着政策的逐步落实，也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上访的人才渐渐少了。那天正赶上北京下大雪，孙祥凝和二女儿潘鹭深一脚浅一脚才摸到了地方。接待员的代号106，30多岁，极富同情心，这是他从1974年在接待站工作以来接受的最大的上访案。他说不是早就解决了吗？孙祥凝说，我还戴着反革命家属的帽子呢。 这之后孙祥凝又来了十几次，每次都补交一些材料。最后106号说，您别来了，材料我都转上去了，今后有什么困难您再来。没多长时间，西郊机场来人给孙祥凝送来了潘景寅的《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 2004年8月2日，全家刚刚聚餐庆祝了建军节，军属孙祥凝就离开人人世，去找潘景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