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懋政

文/张长国

据说在刘懋政出生时，其父曾经夜梦一只白狗在床前逡巡，感到奇怪的刘庆榛就按当地风俗给这个刚出生的长子取了个白狗的俗名。刘懋政的幼年可称得上是衣食无忧，然而，随着晚清帝国主义列强加大在华的资本输入以及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加紧对人民的巧取豪夺和剥削，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打破，农村经济日益崩溃。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小地主也纷纷破产，到十九世纪末，身为长子主持家中事务的刘懋政也不可避免的卷入了破产的境地，眼看家中实在维持不下去了，他干脆把剩下的十几亩地全部卖掉，办了一场“告干戏”，请戏班在家门口演出了三天，并借此告诉大家，自己已经倾家荡产一无所有了。在后来的时间里，他暗地购置了六七条快枪，联络了周边村里的十几个穷汉拉起了一支武装。干起了劫富济贫的绿林“事业”。后招安，朝廷授刘懋政江西省上饶巡防营统领一职。

1911年10月10日，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爆发，敲响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丧钟。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1911年10月23日，江西同盟会会员策动九江的新军举行起义，成立了九江军政分府。武昌、九江起义的消息传到南昌后，南昌新军各营队及陆军小学堂、测绘学堂的学生均跃跃欲试，酝酿响应。见此情况，江西巡抚冯汝骙急调在上饶的刘懋政率所部赶到南昌，监视新军，又收缴陆军小学堂学生的枪械子弹，软禁了新军二十七混成协协统吴介璋。这些反动措施更加激起了新军的义愤，加速了起义的到来。10月28日，革命党人、测绘学堂学监俞应麓和测绘司教官彭程万会同南昌同盟会支部成员在新军工程兵队部秘密集会，决定响应武昌起义，迅速光复南昌。10月30日晚11时后，南昌城外的新军在革命党人蔡公时的策动下首先向城内发起攻击，俞应麓率领测绘学堂学生与彭程万率领的测绘司学员武装配合革命军夺城，攻占了清廷江西巡抚冯汝骙的巡抚衙门。冯汝骙妄图负隅顽抗，他急令回到上饶的清军刘懋政部驰援南昌，当晚，驻上饶的刘懋政率部四千余人赶到南昌，兵临城下，一场血战在即。此时，城内的反动势力尚未肃清，革命势力立足未稳，如果清军内外夹攻，起义成果和几千人的生命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当城内的起义人员束手无策，准备血战一场时，革命党人俞应麓、彭程万不顾自身安危，自告奋勇去说服刘懋政归顺革命。两人连夜赶到南昌郊区的铜元厂刘懋政大营，对刘晓以民族大义，动之以情，而在清军官场混迹多年的刘懋政也早已对腐败的清朝失去了信心，在两人的感召下，刘懋政率部归顺革命，使冯汝骙镇 压革命的计划破产，南昌顺利光复。南昌光复后，新军各部推举吴介璋任江西省军政府都督。随后，新军各部改编，刘懋政的上饶巡防营改编为江西第2协，仍由他任协统。

吴介璋出任都督得到了大多数新军官兵的拥护，但是五十五标标统冯嗣鸿则反对他。在冯嗣鸿的鼓动下，一些新军统领暗中活动倒吴。因此，吴上台仅二月就辞职他去。冯嗣鸿等便拥戴彭程万为都督。彭程万是革命党人，在新旧军的矛盾斗争中，他一直采取调和态度。当上都督后，时值起义军汉阳失利，黄兴东走南京，清军冯国璋部围攻武昌，湖北和江苏的革命党向彭程万请援，彭一向担心冯嗣鸿和刘懋政的两支巡防营会兵变，他立即派冯嗣鸿部开赴武汉援鄂，派刘懋政部开赴南京援宁。因为这两支队伍由旧军改编，纪律废弛，他担心发生兵变，乃设法乘机调开。出发前，他召集两部训话，晓以大义，并从优发给了薪饷、弹 药及开拔费等。在九江都督府参谋长蒋作宾的指挥下，刘懋政与冯嗣洪两部出兵广济、黄冈，以牵制围攻武昌之清军冯国璋部。武汉周围清军纷纷匆忙顺江下移，以应对刘、冯所率的江西援军，武昌起义军守城之危遂告缓解。1912年元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政府，宣布中华民国纪元开始。1912年4月孙中山辞职后，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把首都迁至北京。1912年9月7日，中华民国北京政府首次对军队将官授衔，12月16日，授刘懋政陆军少将衔，同年授衔的还有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人们耳熟能详的民国要人黎元洪、黄 兴、段祺瑞、曹 锟、冯国璋、谭延闿、蔡 锷等；1913年9月1日，又授刘懋政陆军少将加中将衔；1923年4月3日，授刘懋政陆军中将衔，并调陆军部任顾问。在陆军部期间，刘懋政还参与谈判了轰动国际的临城劫车案。

1923年5月6日清晨2时50分左右，一列由江苏浦口开往天津的特快列车在行经山东临城与沙沟之间时，忽然被一千多名以抱犊崮山区为根据地的土匪拦劫，除掠夺财物外，还挟持外国旅客19人、中国旅客100余人入山。这一事件，被称为临城劫车案，又称蓝钢皮事件。劫车案发生后，因涉及多国侨民，兹事体大。北京政府下令责成该督军省长，迅速将被掳人等设法救回。各国使节得知劫车事件后于5月7日联合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限北京政府三日之内全数救出被掳外人，逾期依时要求赔偿。北京政府大为慌张，为免过于逼迫致使土匪撕票，牵动外交大问题，故决意对匪众不以强硬的方式对待，且以营救被掳人质为当务之急。当时，抱犊崮匪方提出以下条件：1、迅速撤退包围抱犊崮的军队，北洋政府不得派兵剿攻，以被掳西人为质，剿则撕票。2、收抚土匪，改编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补充军火，并给饷一年。双方于5月13日在枣庄谈判。参加人员官方有山东督军田中玉、督办郑士崎、兖州镇守使何锋钰、徐州镇守使陈调元、外交部江苏特派员温世珍、交通总长吴毓麟、津浦路局长孙凤藻、天津警察处处长杨以德、总统府外籍顾问安特生，刘懋政作为国务总理张绍曾的代表和张树元等人参加了谈判。匪方则有孙美瑶、孙世华、郭其才及一名随从四人，由于官方营救外人心切，匪方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要求，不仅要官军完全撤退，而且扩大了土匪的受编人数及控制范围。谈判破裂。27日，官方航空署组织飞机在抱犊崮上空侦察情形，并散发大批传单，此举使土匪大为恐惧。当日下午，土匪即要求鲍惠尔（被掳美人）偕匪方代表刘守廷等三人，再度下山接洽，并释放美人艾伦及英人史密斯以示诚意。于是，官匪约定31日，再次展开谈判。 双方谈判后，很快达成协议。匪方同意释放人票。改编土匪为旅，孙美瑶为旅长，有枪有编，不定人数，请官方入山点名。官方应允先发二千套军装，每人并先发两个月饷。于是，僵持了一个多月的临城劫车案终于得到解决。

劫车案后，刘懋政深感在纷纭的政治斗争中力不从心，于是，称病到上海寓居。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成武县党集老家，在老家的余生中，刘懋政患上了精神病，每逢农村大集，便到集市小摊上随意吃拿摊贩的食物，其家人只能在后面跟着付钱。大约在一九三八年，刘懋政病逝于家中，葬于村东刘氏牌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