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竟无

　　欧阳渐生于一个普通官宦之家，父仲孙公官农部二十余年，不得志，母汪氏。竟无先生六岁丧父，家贫，自幼刻苦攻读，二十岁捐得秀才。但他对举业看得很轻，所以入南昌经训书院，从其叔父宋卿公研读程朱理学，考据经史，兼工天算，为经训书院的高材生。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后，竟无先生有感于国事之日非，转而专治陆王之学，冀欲补救时弊。这时，他的一位好友桂伯华（杨仁山居士的学生）由南京回来，劝其学佛，由此，竟无先生开始注意佛学。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竟无先生三十四岁，赴北京廷试后南归时路过南京，专程到金陵刻经处拜访了杨仁山居士，得到了杨氏的教导，从而对佛学的信念更加坚定。不久，他回到宜黄，兴办正志学堂，自订科目，自编课本，亲自讲授。1906年，竟无先生三十六岁，于广昌县教谕任间，遭母丧，悲痛万分，即于母丧之日“断肉食、绝色欲、杜仕进，归心佛法，以求究竟解脱”（吕：《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

　　次年，竟无先生赴南京，追随杨仁山居士学习佛法。不久，他奉杨氏之命，东渡日本，寻访佛教遗籍。在东京，他结识了章太炎、刘师培等，常在一起讨论佛学。回国后，为了筹集今后能够长期专心学习研究佛法的经费，竟无先生接受两广优级师范之邀，出任讲席，后因病辞职。继与友人李证刚共同经营农业于九峰山，又大病几死。于是，竟无先生决心舍身为法，置家庭生计于不顾。1910年，竟无先生再次赴南京依杨仁山居士研究佛法，专攻慈氏法相唯识学。是年，竟无先生年已四十。1911年，杨仁山居士生西，以金陵刻经处编校、刻印事业嘱竟无先生等。时值辛亥革命军攻打南京，城内十分混乱，竟无先生坚守刻经处四十余日，保全了经版。1912年，竟无先生与李证刚、桂伯华等一起发起成立佛教会，激励僧徒自救，主张政教分离，然因宗旨不能实现而解散。从此，竟无先生不再过问外事，埋首佛典，把一生都献给了佛法研究、佛典整理、佛教教育等事业，为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竟无先生继承杨仁山居士遗志，在主持整理、刻印佛经方面作出了重大的成绩。首先，他遵照杨仁山居士的遗嘱，于民国七年（1918年）刻成《瑜伽师地论》后五十卷，并做了一篇长叙，阐发慈氏法相唯识学一本十支的奥义，发前人之所未发。1922年，支那内学院成立后，他继续组织师生积极认真地校刻佛典。前期，刻成唐代法相唯识学的重要经论、章疏一百余卷，为研究法相唯识学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资料。1927年后，内学院的刻经重点则转向了刻印《藏要》。先是竟无先生有鉴于佛教经籍卷帙浩繁，编次混乱，错讹迭出，给后人的学习和研究带来重重困难，因而计划精选要典，慎择版本，严加校勘，编成一部《藏要》，以供学习、研究佛学者使用。经内学院师生二十年的努力，最后编选刻印成《藏要》三辑，总计收入经律论七十三种。其中，部分重要的经论都以不同汉译本，以及梵文本、巴利文本、藏文本等多种版本详加校勘，竟无先生又亲作序言，叙其源流及要旨，论说精审，实堪称迄今最佳之佛教经论选刊本。此外，竟无先生晚年有感于抗战期间“文献散亡、国殇含痛”，更发愿精刻佛藏一部以慰忠魂。他亲自选籍五千余卷，剔除疑伪，严别部属，意欲一洗宋元以来大藏经编次上的混乱。可惜，不久竟无先生谢世，此愿未能实现。然而，仅就在他主持下已刊印的二千余卷佛典而论，即已对近代佛学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佛教教育方面，欧阳竟无先是于1914年在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聚众讲学。以后成为他最得力助手的吕先生，就是佛学研究部的第一批成员。1918年，竟无先生与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沈子培、陈伯年、梁启超、熊秉三、蔡孑民、章太炎等，共同发起在金陵刻经处研究部的基础上筹建支那内学院，其间刊布的《支那内学院简章》，标明内学院乃“以阐扬佛法，养成利世之才，非养成自利之才为宗旨”。《简章》后附有章太炎写的《支那内学院缘起》短文一篇，文中盛称竟无先生的为人、为学，以及内学院为培养在家信解之士的特点。经过四年的筹备，支那内学院于1922年 7月正式成立，欧阳竟无任院长，吕任教务长。1943年竟无先生去世后，由吕接任院长。1949年，支那内学院改名为“中国内学院”，1952年经内学院院董会决议，自行停办。在内学院的三十年历史中，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佛教学者。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学术史上卓有成就的梁漱溟、熊十力、吕、汤用彤等，都与内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

　　求真去伪是竟无先生佛学研究中的根本志向之一。因此，他在瑜伽唯识学方面，上继玄奘、窥基，远承弥勒、无著、世亲，而在中观般若学方面则直循龙树、提婆旧轨，力求厘清伪经异说之谬。在这方面，他是不拘于师说的。如，杨仁山居士对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具有巨大影响的《大乘起信论》和《楞严经》这两部经典推崇备至，甚至提出要以《大乘起信论》为基础，创立马鸣宗。然竟无先生则对这两部经典“毅然屏绝”（吕：《亲教师欧阳先生事略》）。他认为，《起信论》所讲的“真如缘起”是完全谬误的，其危害之大，不仅在于佛学理论，而且影响到整个中国佛教的学风“滋蔓之难圆”（《藏要经叙·大乘密严经》）。由此，他对基于《起信论》立教的天台宗、华严宗也持批评态度。

　　欧阳竟无在佛学理论上推尊法相唯识学，并对此有十分精深的研究。他通过对法相唯识学发展历史的梳理和研究，提出了唯识和法相是在理论上具有许多不同特点的两种学理的崭新见解。他认为，从印度瑜伽行派弥勒学发展历史来考察，是先立法相，后创唯识。所以反映在《瑜伽师地论》中，“本地分”详诠法相，“决择分”阐明唯识。以后，“无著括《瑜伽师地论》法门，诠《阿毗达磨经》宗要，开法相、唯识二大宗”（《世亲摄论释叙》）。具体说来，以《瑜伽》为本，“决择于《摄论》（《摄大乘论》），根据于《分别瑜伽》（本论相传为弥勒说、世亲释，未传译），张大于《二十唯识》、《三十唯识》，而胚胎于《百法明门》，是为唯识宗”。“抉择于《集论》（《大乘阿毗达磨集论》），根据于《辨中边》，张大于《杂集》（《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而亦胚胎于《五蕴》，是为法相宗”（《法相诸论叙》）。此外，竟无先生在有关的经论叙著中，多次从不同角度比较了法相学与唯识学之间的不同点，读者可自去寻检。关于竟无先生的法相、唯识为“两种学”的论点，当时和以后佛学界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太虚大师就不同意法相唯识非一说，而认为“凡属遮表言思所诠缘者，无非法相，一一法相，莫非唯识。故法相所宗持者曰唯识，而唯识之说明者曰法相。”（《竟无居士学说质疑》）相反，如章太炎则高度称赞竟无先生的创见。他说，对于竟无先生的论点，“余初惊怪其言，审思释然，谓其识足以独步千祀也。”（《支那内学院缘起》）

　　竟无先生在佛学理论上的另一特点是会通印度佛教各家之说，务求对佛学得一全面的理解。他不仅深求《瑜伽》、《唯识》之义，且于《般若》、《涅》诸经，亦均穷究其精义。他尝说：“佛法全体之统绪，曰《般若》、《瑜伽》之教，龙树、无著之学，罗什、玄奘之文。”（《复张君劢》）他认为，龙树、无著之学，《般若》、《瑜伽》之教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殊途同归的。因此，强调说：“经固有通，学何必封。龙树、无著，如车之两轮”（《院训·释教》）；“《般若》真实义，《瑜伽》方便义，如车具两轮”（《维摩诘所说经叙》）。1937年夏，他集门人讲“晚年定论”时，再一次强调了融瑜伽与中观于一境之意。

　　竟无先生尝以佛学融摄《大学》、《中庸》格物诚明之理（他曾说：“孔道概于《学》、《庸》”〔见《孔佛概论之概论》〕），认为“孔、佛理义同一”（《覆蒙文通书》），力图会通佛儒。

　　欧阳竟无一生著述甚丰，晚年分自编所存著作为《竟无内外学》，凡二十六种，三十余卷，均由支那内学院蜀院刻印，今则有金陵刻经处新刷本流通。

        欧阳先生，在历史上或许可以称的上是个有所作为的学者，但称他为“佛学大师”则不其然也。

　　如果就他在学术及其他领域而言，他的成就可以被肯定，但就佛法而言，他即未拜过任何一位大德高僧为师学习，他皆是依据着自我的认识和理解来琢磨佛法，虽然是历史名人，虽然在学术界享有名誉但那都是因为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人们或许在思想上迫切需要一种具备“创新”精神的人，而欧阳先生“创造性”实在很强，佛教千年来未有人提出过的荒谬理论他都提出来了，难怪不叫人瞠目结舌，叹之“稀有难得”。

　　虽然是名人，却非名人，虽是国学大师，却非佛学大师，可以说这是历史给予他最中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