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渊

朱学渊1942年生于广西桂林，父亲朱其培是铁路工程师,刚直而有胆识，朝鲜族的母亲宋莲卿是一个美丽贤淑而敏于思考的知识妇女。朱学渊自幼善学，思想独立，1965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曾于四川、南京等地任中学教师十余年，1978年进入人才济济、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在充满朝气、欢乐、正义和积极进取的氛围中，他师从世界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并曾亲聆彭桓武、李政道、黄昆、李佩等著名学者贤人的教诲。1980年，朱学渊移学美国，1983年于蒙大拿（Montana）州立大学以多篇论文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1985年前曾于能源部属下的Ames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课题涉及“过渡元素表面的磁性现象”等理论固体物理学问题。

现代人类的祖先通过数十万年的跋涉，至少在一万年或数万年前就已经遍布全球。而那些包括传说在内的历史记载仅仅起步于四、五千年前，因此，在漫长的史前期内，人类的多元种属和语言的分裂和形成机制，始终是人类认识自身的最艰深课题。朱学渊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探索人文科学的疑难课题，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近年来，在夫人张宁华的支持下，他潜心从事研究，从中国史料中的星星寥寥的语言记载切入，为解决世代争论不休的人类科学的难题，洞察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线索。

亚洲北方诸族对世界人类、语言和历史的伟大影响是无法低估的。朱学渊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

关于地处中欧而语言特异的匈牙利民族的祖源，世人一直众说纷纭，望文生义者多以为他们是“匈奴”的裔族。朱学渊发现古女真语词汇与匈牙利语词汇有着惊人的关联，匈牙利的族名、国名Magyar（马扎尔），应即是女真-满族之祖名“靺鞨”或“勿吉”，西迁欧洲的Magyar人不仅保存了相当数量的祖源语辞和语法，而且还几近完美地保留了一个以靺鞨诸姓为主体的北方诸族姓氏系统。再辅之以大量与语言相关的历史故事和人名姓氏的佐证，他指出具有辉煌历史成就的女真满族的祖先靺鞨人，对于现代匈牙利人来说，应是他们更为重要的远东祖源。这一精彩发现引起了各国学术界和匈牙利学者的高度重视。（此观点早已被欧洲学者所推翻，匈牙利人应为匈人后人，非匈奴）

对于东西方人类交汇的中亚地区，历代先贤们留下了丰富的知识遗产。然而张骞在《史记·大宛列传》中所记载的“月氏”、“乌孙”、“大宛”、“大夏”等大量西域族国名的起源，却一直是古今中外令人费解的学术论题。朱学渊基于对北方诸族族名和地名分布态势的解析研究，逐一指出这些族国名，就是东北亚民族部落名“兀者”、“爱新”、“达斡尔”等。他认为始于远早于春秋的时代，一些“北狄”部落便陆续进入了陕甘宁青地区，并在那里演变成“西戎”民族。由于特定机遇，它的“周”、“秦”部落，成为了中原民族的主人；亦由于种种动因，许多部落集团被推入了中亚沙漠中的绿洲，成为了那里的统治者。这又为中亚人种形成机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的是，朱学渊由于缺乏语言学和语音学的相关知识，以及对蒙古语、满-锡伯语、中古-上古汉语等进行上述研究需要了解的关键性语言的认识缺失，导致了他的研究结果似乎经不起推敲。比如，通过简单的对音汉字来解释族名（如将Kalmuk中的Kal-解释为“克烈部”的“克烈”而忽视了“克烈”的蒙古读音Kereyid），忽视了同音语素之间彼此的偶然性（如英语的fish和“废墟”，torch和“唾弃”等）等重要因素。在他的著作中大量使用“我认为”，“不难看出”，“我则以为”等主观猜测的词语，将自己的假设当作论据，反过去再印证自己的假设。这种循环论证的方法，遭到了一些传统严谨的蒙元史学者的诟病。因此，朱学渊的观点虽然新颖，立意虽然高远，但是他的结论仅仅是学术界上的一种不同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缺乏事实的根据，只能作为业余的历史爱好者的观点。严谨的治学人员虽然可以作为参考，却不能将之当作结论来引用。

朱学渊认为，虽然中国传统学术非常博大精深，但其方法亦有顽劣之弊端。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方法、观点和成就的显著优势面前，中国学者往往显得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盲目迷信其结论者多。在“古人的”和“洋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只能作些效果不彰的咀嚼式的考证，以至许多本该由中国人作出判断的重大课题，都任由别人去说了，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几乎处于一种“失声”的状态。那种“有一分根据，说一分话”（与“有一分钱，做一分钱生意”一样荒谬）的繁琐考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的事实，也是无法抱怨的“历史”的一部分。这个现实，为后人预留了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力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精确地去重现了，历史科学的使命，应该是去解析这些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真实过程。正是以这种历史观和方法论，兼以坚韧自信的毅力和敢想敢言的勇气，朱学渊在研究历史语言课题中作出了若干具有开创性的建树。对计划生育坚决支持，“如果当初没有“一胎化”的努力，今天的情况就更不堪设想。而在计划生育这个基本国策上再有动摇，将对中华民族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离开华夏大地二十余年，始终保持着一颗眷恋祖国游子心的朱学渊，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1996年，著名的戴维生学院（Davidson College）举办中国问题讨论会，美国各校的专家教授和卸任官员聚集一堂，畅所欲言。每每涉及中国之主权和台湾问题时，朱学渊在听众席间的幽默的插话，常常引发哄堂大笑；他的逼人的发问，又令言者窘迫；他对美国历史和外交事务的熟习，则博得全场听众的注目和尊敬。一位服务于该校、出生于美国的华裔女士激动地对他说：“我为你感到骄傲，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象你一样”。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理民（Freeman）则称赞他的发言为“精彩的评论（Excellent comments）”。在这场倾向逆转的会议结束时，许多与会者竟相与这位敢言的听众握手。应该说，崇尚幽默直言的美国民众是乐于倾听合理的声音的，而朱学渊正是一位有见地、有声音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