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

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人（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祖籍安徽桐城高甸（今枞阳县雨坛乡高甸），以祖先聚居枞阳高甸，故称高甸吴氏。先世涟水（今江苏）人。父吴锐，字廷器，卖“彩缕文羯”为生，是“又好谈时政，竟有所不平，辄抚几愤惋，意气郁郁”之人。因随祖辈迁徙至淮安府（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四大著名小说之一《西游记》的作者，而对于《西游记》的作者，史学界存在很大争议。他生于一个由学官沦落为商人的家族，家境清贫。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载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做诗文下笔立成。”但他科考不利，至中年才补上“岁贡生”出任长兴县丞，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不久愤而辞官，后流寓南京，长期靠卖文补贴家用。晚年因家贫，贫老以终。

吴承恩自幼喜欢读稗官野史，熟悉古代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官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他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吴承恩还写过一部短篇小说集《禹鼎志》，不过已经失传，只能看到一篇自序。而《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学术界对此一直颇有争论，有学者认为《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而是明嘉靖的“青词宰相”李春芳。

吴承恩杰出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以唐代玄奘和尚赴天竺学习佛教的经历为蓝本，在《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作品的基础上，经过整理、构思最终写定。作品借助神话人物抒发了作者对现实的不满和改变现实的愿望，折射出作者渴望建立“君贤神明”的王道治国的政治理想。小说借助唐僧师徒在取经路上经历的八十一难折射出人间现实社会的种种情况。小说想象大胆，构思新奇，在人物塑造上采用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塑造方法，创造出孙悟空，猪八戒等不朽的艺术形象。全书组织严密，繁而不乱，语言活泼生动且夹杂方言俗语，富于生活气息。主题上冲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大大丰富了作品的现实内容，具有民主倾向和时代特点。作品讽刺幽默。呈现出不同于以往取经故事的独特风格。

《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同严肃的批判巧妙的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西游记》是古代长篇小说浪漫主义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美国大百科全书》认为它是“一部具有丰富内容和光辉思想的神话小说”，《法国大百科全书》说：“全书故事的描写充满幽默和风趣，给读者以浓厚的兴味。”从19世纪开始，它被翻译为日、英、法、德、俄、等十来种文字流行于世。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拾一芥”。

他除勤奋好学外，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中养成了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50岁左右，他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创作，历时7年。

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他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吴承恩自幼聪慧，喜读稗官野史、志怪小说，“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髫龄，即以文鸣于淮”，颇得官府、名流和乡绅的赏识。嘉靖八年（1529年），吴承恩到淮安知府葛木所创办的龙溪书院读书，得到葛木的赏识。

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没有被选上，六年后，由于母老家贫，去做了浙江长兴县丞，常与友人朱曰藩豪饮，寄趣于诗酒之间，和嘉靖状元沈坤，诗人徐中行有往来。终因受人诬告，两年后“拂袖而归”，晚年以卖文为生，约六十七岁时到过杭州，活了大约82岁，晚景凄凉。

据丘度《平涯公墓志铭》，沈氏“先世家东鲁，国初始祖七一公避兵徙山阳，遂家焉。后嗣以科目显，其占甲第有讳翼者，累宫南京户部尚书，正统间有御虏功。讳珤者，官吏科都给事中，升太仆寺少卿，直声于台剩讳纯者，累官至四川右布政，功在生民……纶音赫奕，科名蝉联，吾淮数巨姓宦族，指首屈则及沈。”这确实是一个显赫的家族。然而，此沈氏族谱中竟然没有沈山的名字，更没娶吴氏的记载。按照丘度与沈氏家族的关系，沈山应是沈 。沈 或者就是沈山的谱名、后改名。这有如下根据：

一、丘度撰《平涯公墓志铭》云：“夫沈族乃淮之乔木一旧家，吾母敕封赠恭人毓秀之门，而平涯公与余有表兄弟之雅者也。”平涯公名沈朴，字质夫，别号平涯，长丘度三岁。

二、沈倩《上林苑监署丞丕显府君行略》云：“丘公震冈（丘度字震冈），先祖中表昆弟也。”沈倩的先祖即沈朴。

三、沈培宽《府君行述》云：“曾王父见背时，王父完白公年十二，托孤于表兄震冈丘公。”沈培宽的曾祖父也还是沈朴。

以上这些记载均见沈翼的族谱。

按：沈朴的父亲叫沈天资，祖父叫沈 ，曾祖叫沈瑄，高汉名沈诩，诩为沈翼之二兄。既然沈朴与丘度为中表兄弟，那么，沈天资应为丘度之母舅，与丘度母亲沈氏为亲兄妹或亲姐弟，天资之父沈 当为丘度的外祖父，即吴承嘉所嫁之夫名沈山者。我想这是不可改易的推论。沈氏族谱中不名沈山而叫沈五盈，可能沈山是初用名，后来改作沈五盈。改名的缘故。据沈氏族谱记载，沈 字朝用，配宁氏、王氏，但是没有吴氏的记载。这大概因为吴家“穷孤”，吴承嘉嫁到沈家仅仅是侧室，甚或是妾，而且可能没有生男孩子的缘故。沈山的年龄可能比吴承嘉大得多。沈翼行三，生于 1392年，其二兄沈诩的生年当更早一些。沈山为沈诩四子沈瑄之独子，是沈诩之第三代，生年当晚二世。如果以30年为一世，一，二世为60年，当为1450年顷。如果再加上可能有的其他一些特殊情况，再加长一些时间，至近应为1460年或1470年顷。而他的长子沈天资生于 1500年，两者差距比较大，所以，沈山的生年可能较早，甚至与吴承恩的父亲吴锐的生年接近（吴锐生于1461年）。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沈山仅是沈尚书的侄孙，承恩的姐姐承嘉又非沈山的原配夫人，仅是族谱上无名的配偶，所以这门亲戚无足称道。加之沈氏到了沈山这一代没有出达官贵人，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因此，吴承恩仅在其父墓志铭中，按通常惯例提了一下沈山的名字，并未作进一步的介绍，在其他地方也绝未提及。后来丘度中了进士做了官，丘度的血管里流有沈氏的血液，所以沈氏与丘家的关系才得以增强，而连带的沈家与吴家的关系才被看重。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吴承恩家当初的社会地位是如何的低下。

吴承恩的岳父叶家的情况也有点相类似。叶氏先祖为南宋初年宰相叶衡，世居浙江之金华。叶淇曾祖叶颙，在元代以诗名世，著有《樵云独唱》，祖父叶土廉，洪武初戍淮，遂为淮安卫人。《明史》卷一八五有叶淇传。据传，淇字本清，景泰五年进土，授御史，成化中累官至大同巡抚，弘治四年为户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墓志铭为李东阳撰。据墓志，叶淇生于1426年，卒于1501年。他“长身修髯，见者知为伟器，”“配何氏，赠夫人，继阙里孔氏，封夫人，皆有内行”。何氏事不详，孔氏，即吴承恩为之撰《寿叶太老夫人八十颂》和《叶太母挽诗序》（见《射阳先生存稿》卷一、卷二）的“叶大老夫人”和“叶太母”。承恩在这两篇文章中说：“先尚书国柱臣，康乂海内，震宫保翊”，“太夫人秀锺阙里，为先师四十五代之真裔”。又说；“承恩叨忝婚姻，班太母曾孙之末”。虽然吴承恩在《先府宾墓志铭》中仅言他“娶叶氏”，未明言是出于哪一个叶家，但我们从这两篇文章便可知道叶氏是叶淇的后裔，是叶淇曾孙一辈的族人。叶太母孔氏生于1468年，比她丈夫叶淇小四十二岁，叶淇去世时她年仅三十四岁。从时间上推算，承恩妻叶氏根本不可能是孔氏亲曾孙女，仅在曾孙这一“班”中，而且又是“末”。看来承恩妻叶氏并非叶淇的嫡传子孙。李东阳所撰的叶淇墓志中关于孔氏的记载，仅在明刻本《怀麓堂文后稿》卷二十四中有之，到了此书的清刻本中，“继阙里孔氏，封夫人，皆有内行”几个字被删去了。这就使我想起吴承恩的姐姐吴承嘉来。大概妇女嫁作继室、侧室，或者未生儿子的，就是这样的命运。被封为夫人的孔氏尚且如此，平民百姓的女子吴承嘉不入沈氏族谱还有什么的可说呢？叶淇弟兄二人，其弟名叶洋。洋子叶贽，宇崇礼，天顺庚辰进土。据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记载，他“当官外和内严，庶狱缘请定法，人不敢干以私。历守三大郡，孜孜尽职，不拂情以招怨，不立异以邀名。累工、刑二部侍郎”。此叔侄二人是当时叶氏的重要人物。叶贽子叶筌，号笛溪，为承恩的叔丈人。《射阳先生存稿》卷一诗《寄笛溪叶太文》、卷四《贺笛翁太丈七帙障词》，即为他所作。叶筌家庭条件十分优越，父亲为朝廷大吏，自己承其荫为光禄寺典簿（同治《山阳县志》卷九）。叔叔叶宝很有钱，据说叶贽入官至归隐四十余年，出入供费皆出于他。障词中说，叶筌“处则为贵公子，出则为贤士夫，倦而归也则为乡耆勘。少年时喜欢交结各种人，“江湖游侠，时候于其门；异端方伎，日列于其前”。既而改变生活方式，结交皆海内名士：“悬箔而有琴棋，挥金以收书画。横长笛，撰小词，寻奇春雨之亭，避俗水西之馆”。但他终身轻财重义，“方其乏，则朝储忘乎午餐；时其丰，则食客倍于家众”。吴承恩虽然是他的侄倩，但因为是当时的名士，仍然被他“礼之为上客”。他们的友情是很好的。当叶筌在京城时，承恩作诗《寄笛溪叶太丈》，发出“物情悬旧赏，离梦绕沧波”的感概，要叶筌“应念故山萝”。其实，叶筌比吴承恩大不了几岁。障词说，隆庆四年（1570年）是叶筌的七十寿辰，那么，他当生于1501年，与吴承恩的年龄相仿佛。障词还说，“承恩缔姻门下余四十年”。这句话需要作些斟酌。“余”当为“馀”之误植，但字书说“余”、“馀”相通，古人喜欢用通假字，这可姑且置之勿论。“余四十年”在古汉语中意为“垂四十年”、“接近四十年”，因此这句话很成问题。我们将“余四十年”尽量说得大一些，为三十八、九年，到1570年吴承思才结婚三十八、九年，那么他结婚的时间当为1532年顷。这一年吴承恩父亲刚刚去世，他为他父亲撰写墓志中刚好赶上与上“娶叶氏”，这未免过于玄了些。而且，吴承恩此年已将近三十岁了，对于一个几代单传、四十多岁方得独生子的家庭来说，恐怕决不会让孩子到了三十岁，自己到了七十多接近死期才让孩子结婚成家。因此，我认为这“余四十年”当为“四十余年”之误。这样的话，承恩的结婚年龄在二十来岁，方可说得过去。

叶筌的儿子叶恩，为嘉清二十九年进土，官御史，孙子叶允武，中万历二十年武会试第一。这已是吴承恩身后的事了。总之，吴承恩的这门亲戚就是这样的状况，似乎要比沈氏家族好一些。

吴承恩有几个子女？也没有记载。他有过儿子，名叫凤毛，但很早就去世了。有没有其他子女无法知道。陈文烛为他作的《花草新编序》中说，吴承恩去世以后，吴家已“家无炊火乏矣”。根据这句话来看，吴承恩是他家最后一个去世的人，大概是没有其他子女，他死了以后，烟囱子就不冒烟了，从此便断了烟火。即使有女儿的话，那大概早已出嫁了。但是没有材料证明这一点。

吴凤毛的情况只有两处提到过，一是《介社颁》中说：“承 恩令子之平生肺腑交也，又重以婚姻之谊”。另一处是为沈坤父母作的墓志铭中说：“彼我既羁，贯友通家。我亡子凤毛，祭酒又尝许昏以女”。前一篇文章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沈坤中状元满三年考，皇帝赠封其父母，适逢沈母六十四岁寿辰，作此为之庆贺的。嘉靖二十三年对于沈坤来说，是喜事连连的时期。嘉靖二十年他自己中了状元，这一年皇上诰命赠封父母及妻子，妹婿张侃此年也中了进土，他的家族正处在上升时期。此时能与吴承恩订儿女亲家，确实是沈坤不忘友情很看得起吴承恩的事情。但如果说订亲是前几年即沈坤中状元以前的事，也许更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凤毛生年当在嘉靖十一年至嘉靖二十年之间。第二篇文章作于嘉靖三十五年冬（1556），文章中已称凤毛为“亡子”，说明他已经死了，而且可能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墓志中说沈坤父母的三个孙女，一个嫁了周学礼，另两个也许聘了人家。这三人当中，当然包括那个曾经许聘吴凤毛的沈坤的女儿在内，因为凤毛死了，便又另许了别人。但此事过去的时间似乎又不会太长，因为在承恩的印象中还记忆犹新，并把这件事写到沈坤父母的墓志铭中去。也许凤毛就在此前一二年才去世。但这些都是推测，究竟吴凤毛生于何年，卒于何年，活了多大，还难以说清楚。

以上是对吴承恩的家世及有关情况所作的简单考述，目的是供研究《西游记》和吴承恩的学人们参考。许多地方是大胆的推测，还有待于发现新的资料来纠正和充实。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明代中叶淮安人。淮安在汉代曾叫射阳县，县的东南有一湖泊叫射阳湖，所以吴承恩以“射阳”为号，经常自署为“射阳居士”。后代亦有人称他为“射阳山人”，这大约不是他当年的自号。淮安地处淮水之南，秦汉时期为淮阴县。唐代为楚州，一度时期也曾改称过淮阴郡，故他在署名时，前面往往冠以“淮阴”二字。这是明清时代两淮文人的普通风气。

关于吴承恩的家世，人们了解的还是很少。

吴承恩，以祖先聚居安徽桐城高甸（今枞阳县雨坛乡高甸），故称高甸吴氏。吴承恩、吴承颜，系同族兄弟，学行和政声，有名于时。承恩以选贡官潞南通判；承颜以贡生官监察御史，謇谔敢言，声震一时。吴承恩因随祖辈从祖籍安徽桐城高甸是后来迁到迁徙至淮安府。与吴承恩同时，还有吴时逢，又名天启，以诸生通任侠，结识很多豪俊之客，名贤亦推许之。

元朝末年战争频繁淮安所遭战祸尤为严重，土著居民死散殆尽，人口锐减。据黄梨洲为淮安杨士杰作的传记，以及曹镳《淮城信今录》、杨庆之《春宵呓剩》等记载，“明初淮人存者止七家”。“淮人”大概指的是城内居民，“七家”可能是指七个姓。据说这七姓是一“节孝徐（积）、槐树李、梅花刘、切面张、面合王、裱背王、南门潘（埙）”等几家。此外，还有人说七姓中有姓吴的，但那是指的是后来中进士做过御史的吴节、吴那一家，与吴承恩并无瓜葛。吴承恩的祖先不是淮安元代遗民，而是元末明初从涟水迁入的。明初，明太祖针对江北居民稀少的状况实行移民政策。来淮的移民多迁自江南，而且多为富户或军官。至今淮安许多人还世代相传说自己老家是江南苏州或其他什么地方。吴承恩家由北向南，自然不属于这个潮流，应该是元末明初破产农民的流迁。

吴承恩祖先迁淮后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先府宾墓志铭》中没有谈及。当时迁淮的人中有的是军籍，隶戎于淮安卫、大河卫、宽河卫等卫所；有的是商籍，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一些人是先人在淮做官而定居下来的；有些人家从事医业，如潘家、卢家；还有很多人家从事儒业，依靠读书做官吃饭，等等。吴承恩家不是军籍，也不是做大官人家的后裔，也不象一开始就是业儒的。据《先府宾墓志铭》记载，吴承恩家出过两代学官：曾祖吴铭做过浙江余姚县的训导，祖父吴贞由例贡做过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的教谕（同治《山阳县志》卷九、光绪《杭州府志）卷一0二的记载均为训导）。训导与教谕都是官微俸薄的冷官，远离家乡，颠沛流离，妻儿往往不能团聚在一起。当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四岁时，其母梁氏，带着他一起去仁和，夫妻父子团聚以享天伦之乐。团圆的日子还未过数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吴锐的父亲即吴承恩的祖父吴贞竞病逝任所。梁氏无奈，只有带着四岁的孤儿吴锐回淮。由于他家两代经营的是“九儒十丐”的“穷儒”，既无什么积蓄，更无其他收入，所以家境越来越穷。因为穷，又无亲友接济，吴锐到了上学的年龄也不能上学，比别人家孩子迟了好几年，才开始进入社学读书。因为无钱给社学先生送礼，先生就不怎么教吴锐。但是，吴锐很聪明，在旁边专心听先生给别人讲，居然学到了所有的课业，并且学得很好。吴锐的聪慧感动了社学先生，得到了先生的赞赏，推荐他到乡学去继续读书。但终因吴家家计困难而没有去成。梁夫人痛心疾首地说：“吴氏修文二世矣，若此耳，斯孤弱奈何！”先是梁夫人哭泣，接着吴锐也跟着哭，母子抱头痛哭一场了事。吴锐失学以后干些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但他到二十岁的时候，便娶了小商人徐家的女儿成了家。佛家世代卖花边花线一类小商品，吴锐便承袭了他家的行业，坐在店堂里成了一个小商人。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承恩家的一些老底。所谓“修文二世”，大概就是指的承恩的曾祖吴铭和祖父吴贞。再进一步细细琢磨这句话，似乎吴家业儒的也仅此两代，其先世并不是读书人家。吴家先世既非业儒，又非军籍，更非官宦，此外要么就是从事农业，要么就是经营商业。两相比较，我认为他家初迁淮时经营的是小商业可能更象些。这里有两条理由。

吴承恩家并无地产收入

有人说，吴家迁淮后原住在二铺灌沟，从事的是农业。他们的根据是因为吴承恩死后葬在那里，并称那儿为“先垅”。这个证据是不足为凭的。“垅”就是墓地，“先垅”是先人墓地的意思，并不说明他家在那儿有多少土地。城里人死了总不能埋在城里，葬到乡下去是必然的，在乡下买一块土地作为墓地是正常的事情。当然，吴家一开始就置下这块地产，自然用不着再去买的。但我想那样是不大可能的。吴家由涟水迁来，如果原来就是地主富户，那他就不会放弃原有的土地，抛开家园到这儿来重置田产，如果是破产农民迁来，那他更不会有钱到淮安乡下买田。明初从江南向江北移民，是因为江北地多人稀，动员江南富户到江北垦荒，是有开发江北的目的的。当时是用行政手段“赶”来的，淮安至今农民中仍有“洪武赶散”的说法。明初涟水的经济状况不会比淮安好，吴家迁淮决不是因为是富户而被“赶”来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吴家拥有一定的地产，当做教谕的吴贞死后，吴家不至于穷到那种地步，吴承恩的父亲连个社学都上不起，迟了几年才上；上了社学又无钱给先生送礼，以致受人歧视；到了最后还是辍学了事。依我的推测，他家简直没有什么地产，他家先辈迁淮后根本不是农民。

吴家来淮后大抵就住在河下

当时河下在淮河（当时也叫黄河，黄河夺淮后，这一带淮河下游也是黄河的下游。），西边则是运河，河下处在两河之间，是一个商埠。当时从各地来的商人和各种职业的人很多，大都聚居在这里。这些人后来都逐渐入了山阳籍。他家迁淮后落脚于河下，处在一个家家经商的街市之中，从而受其影响，从事某种小商业来谋生是很自然的事情。从他家在河下的周围环境来看，正是这样的情况：打铜巷、钉铁巷、粉章巷、估衣街包围在他家的四周。这些巷子里的居民基本上经营着巷名中所列的行当。当经商有了余利，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就向读书做官的方向进取，并且有了一些成效，出现了两代学宫（尽管吴贞是例贡生出身，可能要出一点钱，但正好证明他家既有读书子，经济上又小有富余）。这时，他家便抛弃了原来所经营的与做官（虽然是不入流的小官）身份不相称的商业，生活来源就靠做学官的微薄俸禄来维持。一旦这条道路出了问题就会出现麻烦。果然，吴贞死了，没有官俸了，全家生活立即出现危机，连吴说上社学读书都困难。如果是官僚兼地主的家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吴家没有地产，生活艰难，是可以想见的。这时为生活所逼，“修文二世”的书香子弟，中途辍学，弄到店堂做起小生意来，一下子又退回到了小商人的地位。这对于吴家来说，祖上经营过的职业，后人重新拾起，轻车熟道，一般情况下是很自然而不突兀的。

吴承恩说他家的境况“穷孤”。“穷孤”是他家世的主要特征。所谓“穷”，主要是指经济上困难。如前所述，他家确实不富裕，有时比较艰难。另外，也可能兼有指命运不太好的意思，几代以来曲曲折折不发达，没有交上当大官、发大财的好运。已经做了两代小官了，结果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又回到了原来的地位，陷入艰难困境。所谓“孤”，大概指人丁不兴旺，几代单传，势单力薄，人口不多。吴家困难了，无人资助，受人欺侮了，也没有人为他撑腰；吴承恩的父亲受尽了官府胥吏的敲诈勒索，也没人为他说句公道话。这些明显看出他的家族是多么“穷孤”、寒微。家族内既没有做大官赚大钱的人可以作为他家政治上或经济上的靠山，恐怕本族中的兄弟叔伯都很少，还没发现他的家族中其他人的记载。种种迹象表明他家可能几代单传。

吴承恩的亲戚关系中，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祖上的亲，吴承恩没有谈到过，大概无足称道。祖母梁氏娘家何处不清楚，八成是淮安人。当时淮安梁家也不显耀，舅祖的情况也不知道。未见有祖姑母的记载，无从谈起。嫡母徐氏是个商人的女儿，生母张氏何许人也更一无所知。关于舅家及姑母家，竟连片言只语也未见，或者干脆就没有姑母。吴承恩的父辈以上亲属情况，简直是个谜。

有人乐于称道吴承恩自己这一代中的两门亲戚：一是姐夫沈家，另一是妻舅叶家。他们分别是沈翼和叶淇的后裔。沈翼和叶淇二人，分别在景泰年间和弘治年间任过南、北户部尚书，这两家在淮安都很有地位。但是，吴承恩的姐夫和妻子大概只是这两家的族人，并非这两位尚书大人的嫡传裔孙。然而总算是沾亲带故，有一点亲戚关系。我们就来看看这两门亲戚的情况。

先说姐夫沈家。《先府宾墓志铭》云：“徐夫人生一女承嘉，适同郡沈山。”据此可知，吴承恩的姐夫叫沈山。怎么知道沈山与沈翼是本家的呢？这是沈山的女儿的儿子即外孙，也就是吴承恩的表外孙丘度，为他的父母撰写的墓志铭中反映出来的。该墓志铭云。“向淮郡称大姓者，先尚书沈公之族也；吾母乃公之族，同知公之孙女也。”此墓志铭又云，其外祖母是“吴太夫人”，“射阳吴公，母舅也”。由此可知，丘度的母亲沈氏是吴承恩的外甥女，即“吴太夫人”吴承嘉的女儿。那么，吴承恩的姐夫沈山当即为“先尚书沈公之族也”。淮安当时姓沈的尚书只有沈翼一人，所以，沈山是沈翼的族人。此外，丘度的中表兄弟在沈翼的族谱中均有明确记载，而且沈氏族谱中还把丘度作为重要亲戚记载进去。这些都是确证。

《西游记》、《禹鼎记》、《射阳集》四册四卷、《春秋列传序》

吴承恩与明代前后七子同时代，其文艺思想与他们相近， “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世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蓄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难矣” 。 “此论则比何﹑李通达得多，故其诗作，多自胸臆出之。朱彝尊 《明诗综》 四十八谓其诗 ‘习气息除，一时殆鲜其匹。’ 吴承恩的诗作浪漫主义气息又特浓，故被陈文烛称为 ‘李太白、 辛幼安之遗也’。” 吴承恩的见识非凡，不仅看到当时的文坛之弊，而且能跳出复古主义的圈子，独树一帜，强调 “谢朝华”“蓄多识”“去陈言”“漱芳润”。 在诗文创作中， “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泽，舒徐不迫，而不至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尽究其变” ， “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 。这便超越了前后七子，而独步文坛。

吴承恩的诗文 “率自胸臆”“师心匠意” ，据现存240余首诗歌词曲﹑障词及颂赞来看，除一些障词﹑颂赞属于应酬外，大多极富有历史﹑文学艺术价值。《二郎搜山图歌》 是他精心构思的上品，虽是题画诗，却假借二郎神搜山捉妖的神话故事，揭露了当时“五鬼”“四凶” 横行的黑暗现实，期望 “胸中磨损斩邪刀”“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间岂谓无英雄？ ”“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令万年保合清宁功” 。这与 《西游记》 赞扬孙悟空 “大闹天宫” 的英雄主义精神与气概何其相似？《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 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揭露是何等逼真而传神： “夫不独观诸近世之习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陈词，心悸貌严，瞬间万虑，吾见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长官矣；曲而跽，俯而趋，应声如霆，一语一偻，吾见士卒之于军帅也，而今行之缙绅矣；笑语相媚，妒异党同，避忌逢迎，恩爱汝，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而今闻之丈夫矣；手谈眼语，诪张万端，蝇营鼠窥，射利如蜮，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学校矣。” 《赠卫侯章君履任序》 道， “况乎行伍日凋，科役日增，机械日繁，奸诈之风日竞，其何以为之哉？ ” 这与宗臣的 《报刘一丈书》 对当时官场污浊与官吏腐败的揭露何其相似，作者对现实的观察何等敏锐细致。百回本 《西游记》 对天宫﹑龙宫﹑地狱的弄虚作假﹑官官相护﹑肮脏交易的披露多么令人浮想联翩啊！他的 《陌上佳人赋》 堪与陶潜 《闲情赋》 相媲美。《宿田家》“柴门闭流水，犬吠花上月” 堪称绝句精品。最能表现他个性的则当数其《送我入门来》、《赠沙星士》﹑《答西玄公启》， “狗有三升糠分，马有三分龙性” ， “虽贫杜甫还诗伯，纵老廉颇是将才” ， “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 ，狂傲不羁，并自称“淮海竖儒” ， “蓬门浪士” 。

他在 《花草新编序》 中说： “重其人兼重其言，惟其艺不惟其类。 丽则俱收，郑卫可班于雅颂；洪纎并奏，郐曹无间于齐秦。” 强调文学创作的实绩，重视艺术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 “丽” ，美也，艺术形式美是其价值之所在。这就突破了明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学观，独树一帜，倡导文艺创作的 “情”“挚” ，追寻 “奇”“丽” 的艺术风格。他在 《范宽溪山霁雪图跋》 中强调 “真趣”“意象如生” ；在 《题沈青门寄画海棠用东坡定惠院韵》 中高倡 “真趣”“独绝” ， 虽是题画诗，却显见其鉴赏旨趣—— “意先足”、“奇赏”、“绝流俗”、“传神”、“真淑” 等。 在 《序技赠写真李山人》 中又强调 “情趣”“真趣” ，与后代公安派、 李贽的文学主张何其相似。

吴承恩的诗文多散佚，有后人辑集的《射阳先生存稿》4卷存世。

吴承恩写的《西游记》第一回《猴王出世》被选进了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下学期第二十一课中。

《三打白骨精》被选为苏教版六年级第八课。

《花果山拥立美猴王》入选沪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学期第三十一课中。

《孙悟空棒打白骨精》也入选沪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学期第三十二课中。

《猴王出世》选文五年级人教版下册，第21课。

《小圣施威降大圣》选文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26课。

《齐天大圣大战二郎神》选入人教S版五年级上册第30课。

《天启淮安府志》：评价他“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

《长兴县志》： “性耽风雅，作为诗，缘情体物，习气悉除。其旨博而深，其辞微而显，张文潜后殆无其伦。”

朱应登：认为他“可尽读天下书”，而“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

李维祯：吴承恩的诗文成就时说，吴的诗文“率自胸臆出之”，不事雕琢，他的诗和唐代的钱起、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相上下，他的古文与宋朝的欧阳修、曾巩相出人。

陈文烛：淮安古来文学家，在汉代有陆贾、枚乘，三国六朝有陈琳、鲍照，唐代有赵嘏，宋代有张耒，吴承恩的成就正是继承了他们的优良传统，他是张耒以后淮安最杰出的文学家。

陈文烛： “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明堂》 一赋，铿然金石。 至于书记碑叙之文，虽不拟古何人，班孟坚柳子厚之遗也。诗词虽不拟古何人，李太白、 辛幼安之遗也。 盖淮自陆贾﹑枚乘﹑匡衡﹑陈琳﹑鲍照﹑赵嘏诸人，咸有声艺苑，至宋张耒而盛，乃汝忠崛起国朝，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沉辞渊深，浮藻云峻，文潜以后，一人而已，真大河韩山之所钟哉！ ”

李维桢： “嘉隆之间，雅道大兴，七子力驱而近之古，海内翕然向风。其气不得靡，故拟者失而粗厉；其格不得逾，故拟者失而拘挛；其蓄不得俭，故拟者失而糅杂；其语不得凡，故拟者失而诡僻。至于今而失弥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谓李斯之祸秦，实始荀卿。而独山阳吴汝忠不然。 汝忠于七子中所谓徐子与者最善，还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独不类七子……中人之好，从来久矣。天下方驰骛七子，而汝忠之为汝忠自如。 以彼其才，仅为邑丞以老，一意独行，无所扳援附丽，岂不贤于人远哉！ ”

吴承恩墓位于淮安城东南的马甸乡二堡村，在大运河东堤东的南干渠东边。墓园呈方形，四周以小水沟与外界相隔，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墓基封土直径为5米，高1.5米，墓前竖有1.5米高的石碑，上刻有阴文“荆府纪善吴承恩之墓”10个字。墓南10米有4柱3门带脊檐的牌坊一座。柱高8米，横坊书有楷书“吴承恩之墓”5个字。墓西有古式凉亭一座，四角飞翘，可供游园者小憩。亭之北为甬道，甬道北尽头则为出入墓园之门。吴承恩墓东北3米处，为其父吴锐之墓。墓园植有蜀松，垂柳数十株。1987年9月与其故居一道被淮阴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10多年来，常有海内外人士和中小学生前去凭吊、瞻仰、祭扫。

1974年12月，吴承恩及其父吴锐之墓同时被盗。由于当时调查人员只见到《先府宾墓志铭》，未能见到吴承恩的棺材，故不知吴承恩的墓已被掘。1981年8月，淮安市人民政府组织专人寻访吴承恩墓地，在马甸乡找到了吴承恩棺材前档板（上刻有吴的官衔“荆府纪善”），于是找到了吴承恩的墓地。当即清理了墓穴，并将以吴墓为中心的一块三亩地征用下来，在四周挖小渠环绕，建为吴承恩墓园。

素有中国神探之称的中国刑警学院首席教授赵成文让生活在500年前、举世闻名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及其大小夫人“复活”了。

2004年，在纪念吴承恩诞辰500周年之际，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政府决定在吴承恩故居新建一座集文学研究、名人纪念、传统教育、文化博览的纪念馆。2005年10月8日建成，2005年10月8日 (农历九月初六)，吴承恩纪念馆开馆。坐落在淮安楚州区河下古镇的打铜巷巷尾。吴承恩故居原屋毁于抗日战争，1982年为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迎接全国首次《西游记》学术讨论会的召开，淮安市人民政府在吴宅旧址复建了吴承恩故居。重新修复了前后两进宅院的吴承恩故居和他的著书室射阳簃。故居为古朴典雅的青砖小院，内有书房等建筑。吴承恩故居以成为著名旅游景点，接待着成千上万的海内外游客。整个故居占地9876平方米，建筑面积1842平方米。故居布局分为四个院落，由门房、客房、轩厅、书斋等26间房屋和庭院及后花园悟园组成，辅以回环曲幽的抱廊、假山、亭轩舫桥及竹木花卉，是一组体现明代风格的清雅秀丽，古色古香的园林式建筑群。正门上方匾额上“吴承恩故居”几个金大字是我国已故著名书法家、中国书协主席舒同所书。走进大门，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片苍翠的竹林。修竹丛丛，绿叶婆娑，摇曳生姿，给我们一种虚怀有节，幽雅恬淡之感。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扬州八怪画派郑板桥的几句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吴承恩一生屡遭困顿，而不随波逐流，这一丛修竹不正是他傲岸不俗的风骨写照吗！面对竹林还使我们想起一副古联：“门对千竿竹，家藏万卷书”。吴承恩饱览诗书，博闻强记，学富五车，多才多艺。吴承恩故居的三间正厅。此客厅是吴家的主堂屋，是举行喜庆婚丧大典和接待至亲宾客活动的场所。抬头就能看见上面这块棕底绿字“射阳簃”匾额，它是由已故中国佛教协会主席赵朴初题写的。淮安在西汉（公元前117年）最早设县时曾叫“射阳县”，古代名人多喜欢用自己的居住地或者出生地为号，因此吴承恩也起号“射阳居士”。他的好友也是儿女亲家状元沈坤曾经赠给吴承恩一块匾额，上面就写着“射阳簃”。吴承恩非常喜爱，便把书斋“射阳簃”的匾额挂在正厅里，此匾额现已散失。厅前廊柱上的楹联是：“搜百代阙文，采千秋遗韵，艺苑久推北斗；姑假托神魔，敢直抒胸臆，奇篇演出西游”。这副对联，是楚州区已故政协副主席玛继宗老先生所撰，它高度概括了吴承恩创作源流和一生的文学成就以及他的名著《西游记》的历史价值。

为了进一步推动研究深入开展，经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批准，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吴承恩研究专业委员会落户淮阴师范学院。该专业委员会是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第一个在总部之外设立的专业委员会，由全国《西游记》研究知名专家蔡铁鹰教授担纲主任。2015年9月20日，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吴承恩研究专业委员会揭牌仪式在淮阴师范学院举行。文化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张申康，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秘书长祁连仲，及各地专家学者出席

吴承恩墓位于淮安城东南的马甸乡二堡村，在大运河东堤东的南干渠东边。

吴承恩墓园呈方形，四周以小水沟与外界相隔，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墓基封土直径为5米，高1.5米，墓前竖有1.5米高的石碑，上刻有阴文“荆府纪善吴承恩之墓”10个字。墓南10米有4柱3门带脊檐的牌坊一座。柱高8米，横坊书有楷书“吴承恩之墓”5个字。墓西有古式凉亭一座，四角飞翘，可供游园者小憩。亭之北为甬道，甬道北尽头则为出入墓园之门。

吴承恩墓东北3米处，为其父吴锐之墓。墓园植有蜀松，垂柳数十株。1987年9月与其故居一道被淮阴市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外开放10多年来，常有海内外人士和中小学生前去凭吊、瞻仰、祭扫。

唐僧取经是历史上一件真实的事。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仅25岁的青年和尚玄奘带领一个弟子离开京城长安，只身到天竺（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后，途经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 过高昌国时，那里的居民非常推崇佛教，国王见他们是从大唐来的和尚，非常高兴，愿封他们为护国法师，加上黄金百两、骏马千匹。弟子动摇了，最后留在了高昌国，而玄奘偷偷溜了出来向西逃去。不料被高昌国士兵截住。没想到他们是前来护送玄奘西去取经的。士兵送给玄奘一匹白马和一些文书，玄奘感激不已，他向王宫方向拜了几拜，就骑马西去了。玄奘历尽艰难险阻，最后到达了印度。他在那里学习了两年多，并在一次大型佛教经学辩论会任主讲，受到了赞誉。

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了长安，带回佛经657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十九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轰动一时。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辩机辑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各国的历史、地理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及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

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院本有《唐三藏》、《蟠桃会》等，元杂剧有的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文学巨著。

《西游记》的作者是不是吴承恩？数百年来一直是一个历史悬案。二十年代，胡适与鲁迅从清代学者中论证出《西游记》作者是淮安嘉靖中岁贡生吴承恩。但是，从所能见到的各种《西游记》版本，都没有一部是署名吴承恩所作的。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推出《话说吴承恩———〈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一书，提出《西游记》的作者不是吴承恩，而是明嘉靖的“青词宰相”李春芳。

其考证思路是从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大字官板西游记》卷首的“华阳洞天主人校”的“校”字入手，对比杨致和《西游记》和朱鼎臣《释厄传》两个版本之间增、删、改的故事情节变化及发展，论证小说的成书过程，理顺这三个版本的出版顺序，结合其中所体现的佛、道、儒三家思想脉络，追根溯源论证《西游记》作者的阅历及身份，考证出《西游记》一书与吴承恩毫无关系，真正作者应为明嘉靖时代的“青词宰相”李春芳。

吴承恩有诗《赠李石麓太史》，石麓为李春芳的号。李籍隶江苏兴化县，嘉靖年间状元及第，因善撰“青词”而累升宰辅。少时曾在江苏华阳洞读书，故又有号“华阳洞主人”。曾受命总校《永乐大典》。在《西游记》第九十五回有一首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沈先生发现，这首诗的第四、五、六、七四句，暗含“李春芳老人留迹”，与卷首“华阳洞天主人校”指的是“编撰《西游记》”之意。

胡适与鲁迅主张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根据是明天启间《淮安府志》，该志记有吴承恩作《西游记》，但未说明此为何类图书。清代咸丰重刻《淮安府志》删去这一条。

从晚唐五代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元代的《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到明中叶百回本的出现，《西游记》的创作由民间说话的朴拙、稚嫩，渐次向文人化过渡，终于达到了艺术创作的一个巅峰，成为神魔小说创作的典范。对于《西游记》的研究、解读，从世德堂百回本问世之日起，几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关于作者、关于主旨、关于成书，一直是见仁见智、众说纷法。迄今为止我们所发现的不同版本《西游记》，明代的也好，清代的也好，要么署朱鼎臣编辑，要么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要么署丘处机撰，要么干脆不署作者姓名，偏偏没有一本注明“吴承恩”三字。

尽管学术界有争议，但最终使吴承恩成为《西游记》 近乎不可动摇的作者的，则要归功于鲁迅、胡适两位大学者的努力。

民国后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1980年以后，有关《西游记》作者的研究渐成热点。仍不断有学者对吴承恩的作者身份表示质疑。理由是今存吴承恩诗文及其友人文字中从未提及撰写《西游记》一事；二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著《西游记》一事并未说明是演义、稗官，而通常情况下演义、稗官是不录入地方志的；三是在清朝藏书家黄虞稷所著《千顷堂书目》中吴承恩所著《西游记》被列入舆地类（即地理类）。因此，有人重新提出《西游记》是邱处机所著，或是其弟子、传人所著。也有极少数学者立论：《西游记》是明朝的“青词宰相”李春芳所著。但是由于论据稀少、牵强，绝大多数学者都不赞同此说。另外一方面，证明吴承恩就是《西游记》作者的论据似乎更多起来，而且更有说服力。

原因

一.吴承恩的个人情况与《西游记》创作者的特征完全吻合。

二.对各种质疑给出了较为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解释。

三.也是最有说服力的，是关于《西游记》各文本中方言的研究。1980年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几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吴承恩就是《西游记》的作者。

1983年末，章培恒先生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指出，从《西游记》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百余年里，各种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没有一本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胡适1921年的《西游记序》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说，胡适得到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便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主张。然而细观他们的考证，所依据的间接材料有二条，直接材料仅一条。

间接材料1

吴玉搢（1698年－1773年）《山阳志遗》卷四：

天启旧《志》（指天启《淮安府志》）列先生（指吴承恩）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其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意长春初有此记，至先生乃为之通俗演义，如《三国志》本陈寿，而《演义》则称罗贯中也。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

吴玉搢距《西游记》问世已近二百年，判断的依据又唯有明天启《淮安府志》，他的发言权其实和我们差不多。

间接材料2

阮葵生（1727年－1789年）《茶余客话》卷二十一：

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人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演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

这里判断的唯一依据仍是天启《淮安府志》，据鲁迅先生分析，阮葵生实际上是据吴玉《山阳志遗》卷四写成，因为它沿袭了该书将《淮安府志》中“复善谐剧”作“复善谐谑”的误书。吴、阮两人都提到书中淮上方言，但都是在先肯定吴承恩之作就是小说《西游记》之后的旁证，但学术界对小说中的方言问题一直有较大争论，清初黄太鸿《西游记证道书跋》就已称：“篇中多金陵方言”。清代称吴承恩为作者的还有丁宴《石亭记事续编》、焦循《剧说》等，但他们或据《淮安府志》，或依《茶余客话》，这意味着将著作权判给吴承恩的依据其实只有一条。

直接材料

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四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章培恒先生根据这条材料，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证。

正面

《淮安府志》没有说明吴承恩《西游记》的卷数或回数，也没说明该篇的性质。历史上常有两种著作同名的现象，如清初沈谦与唐孙华就各有一部《东江集钞》，明代与清代都有一部小说名为《如意君传》。约比吴承恩大二十岁的安国也写过《西游记》，不过那是游记之作。因此，并不能据此断定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是百回本《西游记》。

反面

清初著名藏书家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卷八史部地理类有如下著录：

唐鹤征《南游记》三卷吴承恩《西游记》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一卷

其时距万历二十年（1592年）《西游记》首刻刊行已有半个多世纪，它已是大家熟知之书，可是黄虞稷却将吴承恩的《西游记》明确归入地理类，足见该书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游记，就像与吴承恩同时代的人写过《东游记》、《南游记》之类的游记一样。

专家们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历来有种种不同说法，大都否认为吴承恩所作。也有人认为，关于《西游记》作者，以往也有人提出是李春芳。只根据《西游记》中的一首诗是暗含李春芳，还不够有说服力，这只能是一家之言。要真正解开《西游记》作者的历史之谜，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更多的第一手资料。

吴承恩擅长绘画、书法，多才多艺。然而科举不利，至中年始为岁贡生。60岁时出任长兴县丞，又因与长官不谐，拂袖而归。后又聘任过荆王府纪善。

新野猴戏

新野猴戏，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来在新野出土的大量汉画砖，除了杂技、游戏之外，猴子、狗和人在一起狩猎、嬉戏的精彩画面屡见不鲜。到了南北朝时期，猴戏已在新野盛行。明清时期，新野民间玩猴就已经较为流行。那时，玩猴者多半将这营生作为养家糊口的生计门路而代代相传。 新中国成立后，猴戏作为一种地方民间文化，有了新的内涵。玩猴艺人一副扁担两个箱，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玩猴艺人每到一处，放下挑子，不用搭台，只需在一块空场上，拽住猴阵子，扬起手中的小扎鞭，用嘴那么一吆喝，便和这小精灵同台演出了。你看这小毛猴戴上假面具，穿上小戏服，模仿着人们的举止行动，爬杆、担水、骑车、犁地、走钢丝、打篮球，要多像有多像，实在是滑稽。

新野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猴戏市场。野性十足的小毛猴，通过新野民间艺人耐心的调教，成了妙趣横生的喜剧演员，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绝活。

新野的猴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这里做过县令的吴承恩也对这猴戏无比钟爱。

据清康熙五十一年《新野县志》和乾隆十九年《新野县志》记载：吴承恩，贡士，安徽桐城人，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1557年）任新野知县。

《新野县志》、《名宦卷》中称其“赋性明敏，清慎自持，革吏弊，禁游民，修理学校，表扬贞节，刑清政举，吏畏民怀……”

吴承恩在任新野知县的两年中，不仅德绩兼优，对新野的民间艺术研究也颇深。

《西游记》第一回中刻画孙悟空的前身——仙石的形态，就是以新野现存的汉议事台为背景。仙石的通体三维尺寸与汉议事台的尺寸完全相同，可见吴承恩对新野的人情风貌多么熟悉。

吴承恩在任期间，深居简从，处处留心，耳濡目染了新野县的民俗风情，尤其对新野的传统民间艺术猴戏更是入耳入脑，了如指掌。

不仅如此，《西游记》中大量地运用了新野的方言，如新野人称“饺子”为“扁食”，称动物“不安静”为“骨冗”等，此类方言在《西游记》中比比皆是，足见吴承恩对新野的民间习俗了解之深。

也许，因为有了他对新野猴戏细致入微的观察，有了新野猴戏中活龙活现的猴子情态，才有了神话力作《西游记》中招人喜爱的猴王形象。

剧名：《吴承恩与西游记》

六小龄童饰 吴承恩

《西游记》

六小龄童饰 孙悟空